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农业生产、农民生活水平均有显著提高。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的几年时间内（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中国农业生产呈现快速发展，达到年增长5%—6%的升幅。舒尔茨指出中国农业快速增长来自于“去集体化”，激发了自由市场家庭农业生产积极性（黄宗智，2000）。
将劳动力从低效的集体农场解放出来，给予家庭为基本单位农业生产单元以产权边界界定清晰的土地资源与其他生产资料，通过实施富有效率和具有激励效应的家庭承包责任制政策，极大地激发了农业生产热情，使农户家庭在获取其劳作能力边际报酬全部的同时，最大限度地节约劳动监督成本（林毅夫，1994）
在这一农业发展“黄金时期”内，农民收入伴随着农业生产的提高而增加，农民基本实现了温饱（1984年农民人均收入为355元，比1978年增加1.65倍，年均增幅达17.63%）。同时，城乡差距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出现缩小，1978年至1985年间，农民收入与消费的增长为169%和94%，远高于城镇居民收入与消费水平增幅98%和47%（城乡收入比从1978年的2.57∶1下降为1.86∶1，消费比也同步下降，由2.93∶1减为2.31∶1）。
表1.1 1979—1984年中国农业生产总值指数与农民收入
资料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与《新中国55年统计资料汇编》的相关数据计算而得。
然而，随着农业制度激励效应的逐渐衰退，过密性农业的弊端也逐渐显露。高度细碎化与追求公平为目的的土地划分，使得资本与技术等新生产要素难以在高度分散化的土地上获得足够的利润回报空间，农业难以实现资本有效深化。同时，高度分散且细小的土地（承包田与责任田），单纯通过土地上的劳作已经难以承担起家庭致富与增收的重担，农民家庭占有的细碎化农田被迫沦为一种经济保险与生存的最低保障，农户家庭无意通过投资农业来扩大生产。严重倒挂的土地/人口比重，使得农业家庭为基本耕作单位无法按照需要来调整其既定的劳动力从而达到劳动与土地的最佳配置。只要农业边际产出仍能维持家庭生存，家庭农场就会不断投入劳动力，直至其边际产出趋近于零（恰亚诺夫，1996; Lipton,1968）。试图借助以低廉价格的农业劳动力投入来析出资本的传统农业耕作方式，将无法完成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跃迁的“惊险一跃”。
一、农村劳动力剩余与生产方式的不协调
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无法提高，与农村劳动力兼业现象与农村隐形失业现象相伴生。1985年—2008年期间，农村人口出现先扬后抑的发展态势，1995年农村人口达到最大值8.5947亿，随后逐渐下降，2008年农村人口为7.2135亿，降幅10.67%；而农村非农就业人口则表现为与城乡非农就业总人口同样的上升趋势，其中1978年农村非农就业人数仅为0.6979亿人，而2008年则为1.8231亿人，增幅达到161.23%；在这期间，乡镇企业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剧以及中国城市经济（第二、三产业）的蓬勃发展，吸引着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力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就业。传统农业劳作时间短，农田规模过小都使得实际农业从业人员存在大量的隐性失业现象，农业从业人员通过农业兼业与非农兼业来保障家庭收入稳定就成为农业劳动力的必然选择。
图1.1 农村劳动力与农业非农就业人数示意图
（数据来自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与《新中国55年统计资料汇编》相关数据并加以整理）
改革开放30年以来，农村实际从事农业劳动的劳动力人数在1978年2.318亿人的基础上，出现了3次劳动力增长的高峰期，分别为1984年的3.169亿、1991年的3.418亿和2001年3.4812亿人，其后则呈现缓慢下降。截至2008年农村实际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人数为2.9039亿人。图1.2的农业劳动力与城乡非农就业情况显示，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农村人口在经历了1995年的8.5947亿人峰值后，呈现逐渐下降趋势[插图]；而农村中非农就业人口呈现出单调上升趋势（由1985年的0.6979亿人上涨到2008年的1.8231亿人，增长接近161.22%）。
图1.2 农业劳动力就业与高端产业发展示意图
然而研究发现，虽然城乡非农就业人口也同样呈现出单调上涨的升势，但实际身处农村从事农业劳作的人数并未出现很大的减少[插图]，这意味着现代中国小农以家庭为单元的细碎化农业生产方式，实际起到了农民社会保障作用，年轻劳力通过非农化生产进入城镇来获得收入，而缺乏年龄优势与技术优势的中老年农民从事农业劳作，周而复始，使得整个“就业池”中农业劳作者人数保持稳定。因此基于统计数据得出的结果与我们普遍的认识正好相反，真实的农业劳动并没有出现明显向城镇非农产业分流。
二、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吸纳的关键环节
现有的农业生产方式难以有效提升农业生产效率的实施。“一家一户式”小农生产方式对于农业的贡献基本上是维持家庭经营。而农户的家庭盈利主要来自于农户非农就业的收入[插图]。以小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通过兼业方式可以保证整个家庭收益最大化，但是对于这个农业生产的创新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并无帮助。
农业生产方式的落后，或者说农业生产组织形态的落后，引致了农业产能无法提高，当农业生产获利下降，更多的农村精英向外迁移远离乡村。而乡村社会也是因为缺乏可以引领当地农业进行农业产业创新与实施有效农业资本深化的主导力量而走向衰弱。农村社区青壮年的外出打工造成的村庄“空心化”、农村准公共产品的建设供给严重不足以及农村社区文化“荒漠化”都与农业发展缺乏发展牵引力，缺少吸引农村精英投身农业建设的发展平台有关。
在当前中国，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剧，普遍认为发展农业唯一的出路就是减少农民；通过第二、三产业的发展来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从而形成农业规模化生产，达到农村建设有序。然而，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建设并非一蹴而就的易事。
试图以强制性制度变迁方式，以土地换城市最低生存保障将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而不考虑现有的土地制度与农民的生存状况，只会造就游离于城市边缘的“贫民窟”的大量出现。南美国家的农业规模化经营与城市化进程的双重压力，使得大量失地农民流离失所沦为城市游民，其集聚区则形成贫民窟。大量贫民窟的出现使得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剧，城市环境与治安状况严重恶化（温铁军，2009）。南美农地流转与劳动力非农转移的失败教训值得我们深思。
在此，研究提出农村剩余劳动的有效转移来自于三重力量的共同牵引：远期目标是通过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来形成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中期目标是通过小城镇建设，形成涉农第三产业集聚区，带动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小城镇转移；近期则是通过农业生产方式创新，实现农业劳动力的就地吸纳。通过农业生产方式的创新，寻找到一条兼顾劳动力就业与资本深化的农村适度规模化发展，通过“精细化”高效农业方式来加大单位种植面积劳动强度的方式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吸纳，为我国的工业化赢得发展时间，这样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山东寿光蔬菜大棚种植基地、山东蓬莱葡萄种植基地以及荷兰的花卉产业与温室蔬菜种植等精细化农业发展成功案例证实了通过发展高端农业，同样能实现农业劳动力的有效吸纳。
因此，通过农业产业方式创新，以高效农业生产来带动农业的产能提高，劳动力就业就成为短期内解决农村劳动力剩余的突破口与楔入点。但是缺乏良性的运行的农业生产组织架构，农业创新将不可能真正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