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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定鼎南京，嗣后迁都北京，这一过程使国家的经济地理格局发生了巨大转变。京师是南京的时候，国家的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处于同一区域，供给首都不需要长距离的物资转运；迁都北京之后，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分离，从江南运输粮储供应北京成了维持国家正常运作的必要条件。
元代的首都也在北京并且开凿了京杭大运河的会通河段，但供应大都的物资主要通过海路由江南运来，大运河并未发挥出它后来的功效。明初为了支持北边的军事防御，仍然由海道向今天的北京和辽东地区运送粮储。虽然明太祖一直希望通过开中（明代政府鼓励商人输送米粮等至边塞而给予食盐运销权的制度）和屯田的方式让北方的军队达到自给自足，并在他执政的最后一年停止了海运，但这一目标实现得颇为勉强。
在永乐十九年(1421年)迁都之前，疏通了会通河(永乐九年)和清江浦(永乐十三年)，从此才彻底放弃了海运，里河漕运成为明清两代国家的基本制度。这一过程被称为明初南北转运的重建。围绕重建之后的国家转运系统，形成了以运河为核心的经济地理格局。运河不仅成为控扼国家经济命脉的“咽喉”，而且促进(或者限制)了沿线甚至更广大区域的地方经济发展。
一、海运到河运的原因
1、时代背景
洪武三十年(1397年)明太祖诏停明年海运是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才实现的，在接下来朝代更替中，这道诏令并未能延续。在永乐(1402-1424年)朝的大部分时期，国家南北转运的主要方式是“海陆兼运”，并且仍以海路为主。
直到永乐十三年，朝廷才彻底废除了长距离的海运。在这段时期中，营建北京和对蒙古的战争给北方地区带来了沉重的经济压力漕河运道的重新浚通与海运的停罢诚然与此相关。在以往学者的研究中，将永乐皇帝营建北京和大运河的疏通联系在一起，并将前者描述为后者的直接动因，又把运河航道的兴起作为停罢海运的直接动因。
在太祖去世之后的十七年中(1398―1415年)，海道交通仍然在南北转运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会通河的浚通并非出于国家的直接要求，而是来自地方的推动；会通河疏通在永乐九年，而停罢海运在十三年，疏通运河航道的目的，最初也并非为了取代海运。
建文即位之后，燕王朱棣旋即起兵“靖难”，这段时期从江南到辽东的航线并未因太祖之前的诏停海运而废弃。
事实上，靖难中通过海道的往来还当更加频繁。建文元年十月，靖难兵袭大宁，宁王权适时投燕，宁府总兵官刘贞通过海道潜回南京；十一月，由于大宁为燕兵所破，辽王植也渡海来朝。靖难中朱棣并未能将自己的势力范围扩大到山海关以东，他实际的势力范围只有北平、保定、永平三府，辽东的江阴侯吴高和杨文一直都是靖难军后方的大患，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他绕过朝廷的主力突袭南京靖难成功。
永乐七年，户部尚书郁新提出了具体的通过卫河向北方运粮的方法。他的方法是从“淮安用船可载三百石以上者运入淮河、沙河，至陈州颍岐口跌波下，复以船可载二百石以上者运至跌波上，别以大船载入黄河，至八柳树等处，令河南军夫运赴卫河，转输北京”。
成祖接受了这个提议，从此开始了“海陆兼运”——陆路是指由淮河支流到河南，再由陆运进入卫河运道。
在永乐九年(1411年)浚通会通河之后，增加了会通河一路，却并未改变海陆并用的情况，海陆兼运一直持续到永乐十三年。
卫河运道的使用，造就了海陆兼运的格局，然而这个建议来自一名普通的屯军。永乐元年正月，成祖接受了礼部尚书李至刚的建议改北平为北京，二月设北京行部，改北平府为顺天府，兴建北京的计划正式开始。十天以后，沈阳中屯卫军士唐顺上言指出卫河可以通行。这很可能是唐顺得知兴建北京的消息之后，预感到北方将有大量物资需求，以当地的条件根本无法满足，所以才上言的。
洪武末年太祖为了停罢海运，进行了多种努力，最后才短暂地实现目标。由于太祖时代海运就是南北转运的全部内容，所以停海运，其实是为了完全停止南北的长距离转运。否则，通过卫河运道辅助海运的提议，在太祖时代不会无人提起。
由北京当时的情况看，就算成祖试图通过“实北京”的手段来缓解建设的压力，他也不可能像太祖那样停止南北转运，因为南北转运的性质在此发生了改变。在预见到这种压力的情况下，北方地区有人提出多开一条运道的建议是很正常的，毕竟多一条运道就可以输送更多南方的物资到来，压在北方军民头上的负担会得到部分解决。
2、重开会通河
会通河是元代开凿的大运河的徐州到临清段，但是这条运道在元代并未发挥多少作用。永乐九年重开会通河是运河史和漕运史上的大事，导致后来停罢海陆兼运。
洪武二十四年，黄河于原武(在今河南原阳县)决口，淤塞会通河；于是朝廷在济宁以北设置了递运所，凡向北方输送的军需钱粮都陆运到德州入卫河水运。永乐九年，济宁州同知潘叔正上言会通河淤塞者只有三分之一，可以疏浚通航；成祖命工部尚书宋礼(1361一1422年)赴实地考察，宋礼还朝“极陈疏浚之便”，于是遣宋礼等人发山东及直隶徐州等地的民丁开浚；经过四个多月工作，会通河于同年六月开通。
永乐七年，成祖发动的第一次北征，这次北征由淇国公丘福领导，但是由于轻敌，丘福大败，并让明朝损失了一公四侯，这是开国后未尝有过的惨败。得悉丘福的败绩之后，成祖立即决定来年春天亲征，并在当年开始调动各地军队赴北京集结。伴随军队汇集的一定是大量的粮饷。
成祖命夏原吉等人商议随军馈运的方法，夏原吉提出的办法是沿途筑城贮粮田。无法确知这次北征动用了多少粮储，也不清楚这些军粮具体如何运送，但是可以确定这个数字一定不小，并且这些粮储有部分是民运。这种突然出现的大规模转运使皇帝真正关注南北转运的问题，正因如此，北京的年度运粮数目开始进入《实录》；同时这也使北方几条运道上人民的负担显著增大。虽然济宁到临清段的会通河还不能通航，但这条路必定是当时供应北方陆运的一条主要道路。
开会通河助运的提议首先来自山东济宁州的同知潘叔正，这暗示了地方对突然增大的运粮压力的反应。我们仔细看一下潘叔正的建议。他说：
会通河道四百五十余里，其淤者三之一，浚而通之，非惟山东之民免转输之劳，实国家无穷之利。
潘叔正的这种说法表面看起来兼顾地方与国家的利益，实则重点在于地方。会通河浚通之初，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它将成为国家的“咽喉”，永乐九年到十二年仍然保持了海陆兼运，所谓“国家无穷之利”在潘叔正上言时根本无从谈起，所以潘叔正提议的真正意图仅在于“山东之民免转输之劳”。
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当时国家并没有给予会通河特殊的重视。永乐十年，朝廷派前一年主持疏浚会通河的工部尚书宋礼领舟师运粮赴北京，两天之后，巡按山东监察御史许堪上报：“去秋卫河水溢河岸……其时虽略修理，今已复有倒塌者……敕有司修理。”成祖命宋礼相度措置。
宋礼在当年四月汇报了治卫河的方法，还特别说：“臣尝自卫辉至直沽，视河岸低薄非止一处。”这表明宋礼这次运粮走的是陆运转卫河的道路，而不是他前一年疏浚的会通河，只有这样他才能从卫辉到直沽一路巡视卫河河道。
虽然修治河道是工部尚书的职守所在，但许堪上言晚于宋礼启程，可见这次卫河转运本来并不是专为修治河道，而是顺道之为。以宋礼浚通会通河主持人的身份，让他督舟师从会通河运粮赴北京本是最合适的人选，此时成祖却命他从卫河运粮，足见当时倚重卫河多于会通朝廷还没有充分意识到会通河的潜力。
我们知道最初会通河的开凿并不是由朝廷主导，而是由山东地方的自发行为。山东民丁竟然在没有得到给米钞和免租税承诺的情况下“自效”，这是很特殊的情况。我们无法想象山东的人民会因为支持国家对北方用兵而积极地投入这项工程；也不能以为主持工程的宋礼有那样的感召力，让人民自愿效劳。
这种情况产生的原因只有一个：在普通老百姓眼中，开会通河是一项惠及自身的工程。另外，在宋礼疏浚会通河的时候，还接受了汶上老人白英的策略，从而成功建立了南旺分水，才能保证会通河的水源畅通。这是民间积极参与此项工程的又一直接证据。
开会通河的最初动力是来自地方的推动，而不是朝廷重建南北转运的努力，在此之后，永乐十三年停罢海陆两运，结束了明初大规模的海运。然而，停海陆两运与浚通会通河之间尚有三年的时间，什么原因致使朝廷作出专行运河的决定，这个决定又是什么时候作出的呢?
二、清江浦与彻底罢废海运
宋礼在永乐十年，上疏对比了海运与河运造船的成本，其目的是试图将会通河运道纳入到国家南北转运的系统中来，从而减轻海运的负担。他的目标是实现海运“三年两运”，但他的建议上于永乐十年，此时与停海运的十三年之间只有两年，所谓的“三年两运“根本无从实现。
宋礼此疏还建议将会通河运道以南的镇江、凤阳、淮安、扬州四府的粮储运赴徐州交纳，而徐州、兖州这两个处于会通运道上地区的粮储运赴济宁交纳。所谓交纳，是让纳税的人民自己运赴徐州和济宁。这种方式所建立的政府负责的漕运系统是以黄河北面的徐州为起点的。
我们目前并没有资料显示宋礼这项建议的批复和实施效果，但是从两年后罢海运的政府大规模增造浅河船的行动来看他所说的河运造船成本较低的优点可能产生了效果。
永乐十二年闰九月明成祖朱棣做出停罢海运的决定。应该特别注意的是，成祖明确决定原在太仓纳的粮都交赴淮安，而行在户部更议将江南苏州、松江、杭州、嘉兴、湖州等重点产粮区的粮米都运赴淮安。很明显，这次决议将国家南北转运的起点放在了淮安，需要由淮河入黄河，再于徐州入会通河。
这时清江浦还未开通，江南粮船进入淮河并不容易。于是，次年才有陈瑄开清江浦的工程。到这里，可以断言：是朝廷放弃海运专行运河的决定导致了清江浦的开凿。
据《实录》记载，陈瑄开清江浦河道的想法是因为“凡漕运北京，舟至淮安过堪度淮以达清江口，挽运者不胜劳”，“故老为言，淮安城西有管家湖，自湖至淮河鸭陈口仅二十里，与清江口相直，宜凿河引湖水入淮以通漕运舟”。这里的“故老”没有像开会通河时的济宁同知潘叔正或汶上老人白英那样在史籍上留下姓名，但必定是当地人，才能熟悉当地水道。
这同样反映出，在面临国家将要加诸于地方的运输压力的时候，地方会产生积极的反应来应对；在漕河运道开通的过程中，自始至终都有来自地方的努力参与其中。
虽然自永乐初年北方地区就开始负担营建北京的压力，但是成祖并没有主动地积极开辟新的运道，发明新的解决办法。永乐七、八年连续的北征蒙古使馈运北京的压力升级。来自山东地方的建议促成了会通河运道的浚通。然而，会通河初通的时候，成祖和他的政府并没有立即意识到它的巨大作用，反而是山东地方实时将它和地方的开发联系在一起。
不过，可能是宋礼等官员很快注意到了会通河的运输优势，使朝廷决定顺势放弃海运，转而专于运河。但是最后完成运河航道的清江浦工程仍然是地方对政府决策的反应。过去的研究一直认为成祖对北方的开发是导致南北转运重建的直接动因，但是这个重建过程固然是承接由上而下的压力而来，但朝廷殊少直接动议，更多的是来自地方对压力的响应；成祖和他的中央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大部分时间是被动的。
明代漕运中因为经济利益而产生的地缘政治已经露出端倪。在未来历次关于改变漕河运道的政治争论中，这种地缘政治将更加明显地参与到政治决策之中。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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