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韩国曝光的社会事件“N号房”引起了热议，一个化名赵博士的男子，利用通讯软件建立若干秘密聊天室，在其中散播大量女性的不雅照片和影片，估计有27万人交钱加入了这个聊天室，不仅观看、下载，还继续传播。这件事刚一曝光，舆论哗然，天怒人怨，所有人都在网上谴责赵博士和27万隐藏在网线背后的同谋。

人们为什么对“N号房”如此愤怒？原因很简单，它触碰了我们的底线。严格意义上说，任何犯罪行为都是越过社会底线的行为，但“N号房”所造成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一般犯罪，可以说赵博士的行径，造成了网络信息大规模伤害事件的恶劣先例。

就历史来说，韩国之前出过不少针对女性的犯罪事件，比如2008年的“素媛案”，甚至更早的2004年“密阳女子中学事件”。人们谴责那些犯罪，只是站在批评主犯的恶意动机角度，但这次“N号房”事件爆发后，全社会都出离愤怒，为什么？

因为“N号房”牵扯的人员之复杂，犯罪形式之隐蔽，造成影响之恶劣，全都创下了记录。人们的愤怒，除了直觉上的义愤填膺外，回归到“N号房”的特殊性，可以从受害者数量、加害者数量，以及网络传播三者的关系入手，总结出公共愤怒的三大原因。

第一，“N号房”涉及的受害人群体庞大，影响深远

与过去的个别针对女性的犯罪相比，“N号房”涉及的受害人群体规模庞大。根据目前的统计数字，赵博士不雅视频的受害女性多达74人，其中最小的受害者年仅11岁。所有受害者都是因为看到犯罪嫌疑人的高薪招聘广告，不慎误入陷阱，从而遭到赵博士要挟，不得已拍摄了不雅照片和视频。

相较于韩国以往针对女性的犯罪活动，不论是素媛案，还是密阳案等，此次受害者人数翻了数十倍，多达70多人，而且受害者年龄层从儿童、少年一直到成年人，将脏手伸向未成年人，赵博士的行径令人发指。而且，这些不雅照片和视频的影响不只在当下，对于未成年人来说，此案的遗毒深远。

对这些受害女性所拍摄的视频，已不能用“犯罪”来形容，用“残忍”一词更为贴切，因为这些不雅视频的内容匪夷所思，企图用各种恶意桥段来吸引观众，正常人实在难以想象其中的乐趣。

赵博士自己承认，这些都是为了满足付费会员的特殊癖好，因为有市场所以他才会铤而走险，我们先不管赵博士的推托之词是否经得起推敲，光是从影片的内容来看，这些犯罪视频被人观看、收藏、二次传播，将会对受害者造成不可磨灭的伤害，尤其对于其中的未成年女孩来说，她们一生恐怕都无法摆脱这场梦魇，借由一场犯罪，毁灭了74个人的人生，这是我们怒不可遏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N号房”推波助澜的加害者群体

赵博士曾在自白中反复强调“因为有人看，所以有市场”，企图暗示这些不雅视频的诞生与发展全都是因市场而产生，自己只是操作人，虽然赵博士是在为自己洗脱罪名，但我们无法忽视他提及的现象，确实人有很多在为不法影片买单，而这些人无疑是赵博士的同谋，他们和赵博士共同构成了加害者群体。

“N号房”目前挖掘出来的付费会员，保守估算就有27万人，换句话说，一段关于女性的不雅视频，可能遭到至少27万人观看、传播，影响范围远超我们想象。这些隐藏在网线之后的“看客”，花钱购买的不是一瓶饮料、一袋爆米花，而是有尊严的人被强迫拍摄的被剥夺人格的不雅视频。

这些人明知道赵博士贩卖的是非法且不道德视频，还是“慷慨解囊”，以满足自己变态的心理。他们虽然在网上使用着化名，拥有虚拟的身份，但在现实中，他们可不是虚拟人物，他们是生活在我们四周或许还会擦肩而过的人，有的甚至是我们的同学、同事或者朋友。

然而，就是这些可能穿着时尚，谈吐不凡，拥有体面工作的人，在网上却变成了有着丑恶嗜好的愚夫，他们对于无辜女性的卑劣幻想，促成了赵博士肆无忌惮的犯罪，他们内心深处的恶，与赵博士一共构成了“N号房”的犯罪，除了首恶赵博士，这27万会员也无法逃避责任，他们是对“N号房”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的加害者群体。27万带着面具的“两面人”就隐藏在我们身边，这是我们怒不可遏的第二个原因。

第三，“N号房”体现的网络“共享”效应

“N号房”所展现的犯罪事实，发生于网络，并被网络的“共享”效应不断放大。

我每个人都对网络的“共享”效应深有体会，不管是一句俏皮话、一张搞笑图，或是一段视频，只要开始传播，立刻会遍布网络的各个角落。在网络上，我们看到的影片或图片，只要觉得有意义，只要手指一动，就能存在内存卡和硬盘上。

仅就“N号房”来说，被下载的图片或视频被反复传播，每传播一次或被观看一次，加诸于受害者身上的伤害就增加一次，过去的违法犯罪行为可以终结，但网络上的犯罪和非法行为会随着网络的“分享”效应不断被重复，只要这些照片和视频不被彻底删除，“N号房”犯罪的过程就永无止境，受害者的痛苦也就无法终止。

由于赵博士掌握了大量“N号房”受害者的个人资料，包括家庭地址、电话号码，还有韩国版的身份证号（住民登录证号），韩国方面紧急推出“N号房”受害者更改住民登录证号的政策，这虽然是一条亡羊补牢的方法，显示了韩国方面对于制止犯罪的态度，然而，相对于对受害者的保护，更不可忽视的其实是对加害者的惩罚，以及对于流传于网络上的信息的处理。

虽然电话、身份证号都能变，但留在27万“登徒子”硬盘上，以及网络空间中的各种照片和视频该如何收回和删除？目前来看，除了个人自律以及法律的威慑，恐怕还没有好办法，我们对于不良信息在网络“共享”效应的加持下，被大量传播的现状无能为力，这是我们怒不可遏的第三个原因。

面对“N号房”，我们的愤怒理所应当

网络是一个展示、传播、共享信息的平台，无所谓善恶，优质的信息可以广而告之的传播，非法的信息也可以蹑足附耳的流传，最终网络造成的结果是好是坏，全凭使用者的自律。

“N号房”的发生，是借助了网络的传播属性，将一种古老的犯罪形式搬到了虚拟空间，使犯罪过程复杂化、隐蔽化、规模化，从而更加直白地展示了人们内心深处一些桀骜不驯的“恶”，摧毁了我们长久以来的维护社会文明的努力，触动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道德底线。

赵博士等首恶的无耻，27万加害者的下流，使我们再次惊醒：原来在现代社会，我们仍然存在着自我认识的危机——我们低估了人类中一些人卑鄙龌龊的程度。

面对“N号房”，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愤怒，我们的愤怒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受害者的人数庞大，二是加害者的数量惊人，三是对网络“共享”效应传播不良信息的无可奈何，这三个现象并非前所未见，但一直没有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借助“N号房”的爆发，或许我们应该着手讨论新的道德和法律规则，以应对网络犯罪的挑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