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今日话题 特约作者 | 杨三喜 资深教育媒体人
最近有微博网友反映，北京的校外培训班减少的原因，并不是教委令行禁止的结果，而是“没钱送孩子上培训班的家长们的密集举报”。就在暑假期间，也有媒体报道，有家长向教育部门举报，一对教师夫妇暑假期间给自己的孩子补课，“这太不公平”，并建议教师子女中考要比其他学生超一定分数才能录取，或者也给我们的孩子无偿免费上课。
这两个事情颇为魔幻的事件的背后，反映的是不同经济、文化地位的家庭，子女教育资源获取的巨大差距。一些家长无力让孩子获得更多更好的教育资源，只能靠举报“违规”的方式来缩小差距，这背后的根源是什么？难道普通家长对抗阶层固化只能靠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方式吗？
举报背后是弱势阶层家长的无奈
微博网友所反映的部分家长密集举报培训班虽没有媒体正式报道，但是从北京过去一年多来整顿校外培训机构的行动，可以寻到蛛丝马迹。
去年，北京共排查出校外培训机构12681家，其中存在问题的有7557家。北京参与课后服务的学生98.25万人，占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总数的86.7%。北京的校外教育热可见一斑。
北京的校外培训最集中莫过于海淀黄庄，这里被誉为校外培训的硅谷，而银网中心又是海淀黄庄的中心，驻扎着新东方、学而思、立思辰、高思、杰睿、朴新等数十家机构。去年刷屏网文《疯狂的北京海淀黄庄：超前教育“十字路口”》这样形容银网中心，“上百间教室，几百张课桌。一个孩子就算不去公立校，也可以在这栋20层大楼里完成K-12阶段的全部课程，甚至包括留学申请。”
也就是这篇热文把海淀黄庄推向了舆论的漩涡，之后，海淀黄庄从教育圣地，变成了重点整改区。去年，12月7日，海淀区长带领大批警察、记者夜查黄庄机构。事后，北京市教委坦言检查线索便来自群众举报。以海淀黄庄地区为重点，北京掀起开一场强力整治风暴，在治理校外培训机构行动中呈现领头羊态势。
今年3月，《北京日报》报道，在北京市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整改“回头看”中，市教委及东城、西城、朝阳等7个区教委迅速行动，查处60余个校外培训机构，而主要线索同样是群众举报。
联想到刚过去的暑假，有家长向政务平台举报，教师夫妇在暑假期间给自己孩子补课，违背在职教师不得参与补课的禁令。家长举报恐确是北京校外培训机构减少的一个原因。
而这背后则是，不同家庭经济条件、文化水平存在差距，导致孩子教育资源获得上的机会不平等。面对这种难以弥合的差距与“不公平”，家长选择了一条貌似成本最小的弥合差距之路，当然也是一条魔幻之路。
家长的举报能够终结培训热吗？
违规的校外培训机构当中，很大一部分是在进行超前超纲培训。正是因为这种超前教育模式，把所有的家长都裹挟进来了。
一边是公办教育体系推行减负，降低课程难度，甚至一些教师课上不讲课外讲，或者直接跳过某些内容。一边是校外培训机构喧宾夺主，大搞超前超纲教育，制造“剧场效应”。这样的结果是人人恐慌、家家焦虑。
但是家长的举报，真能够终结校外培训热吗？
暑假期间，举报教师夫妇给孩子补课的家长收到了“教师在家给子女辅导功课不违规”的回应，而不少校外培训机构则在整改之后转移到地下，与监管方玩起了猫抓老鼠的游戏。正如微博网友所描述的，“培训班和‘有钱家长们’也被搞怕了，不仅进行了严格的KYC，还对培训地点保密，开课前两个小时，家长们才接到电话，知道要把孩子送到那个民房里。就跟打地道战一样。”
不仅在北京，在整顿治理浪潮之下，培训机构违规行为隐秘化现象非常普遍。结果是违规行为更难以监管。而且由于转入地下，场地、设施等安全标准不合标准，也加大了学生的人身安全风险，同时还必将带来培训成本的上升，把更多家长拦在培训班的大门之外。
在很多人看来，北京教育资源丰富，985、211高校云集，是高考最容易的地方之一。但很多人忽视了北京的教育竞争水位也是全国最高。论证北京高考容易的一个指数是北大清华录取人数。目前北大清华在录取人数为600多人，全国第一。但，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在竞争这600多个名额呢？
要知道，中产阶级最大的执念就是自己的孩子不如自己。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两校毕业生规模每年都在7000人左右，虽然留京率在逐年下降，但每年这两所学校的留京毕业生规模仍然数以千计，远超600人的录取人数。可以说，就算北大清华录取的全部是校友子弟，竞争也异常激烈。
更何况，这种情况不可能出现，还有大量的其他竞争者。正是有一群庞大的中产群体，他们自己就是学霸，通过教育之路在北京立足，在拼娃路上不计成本，不断提升北京的教育竞争水位。
面对这样的竞争态势，所谓“淡化选拔”很难落实，家长的校外教育需求很难因为家长的举报或者监管部门的治理而轻易降温。所谓“北京的校外培训班减少”，其成色如何，也需要打个问号。
终结家长们的焦虑与执念，只能加强优质教育的供给，并优化分配
由家庭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差异造成的教育机会获取的不均，是全世界的普遍现象，也是造成阶层流动乃至于阶层固化的重要因素。
在校外教育热制造的“剧场效应”中，由于管理者维护秩序不力，处于弱势阶层的家长被迫起身反抗。面对这种难以逾越的鸿沟，选择举报校外培训机构、给子女补课的教师的方式以减少这种差距实属无奈，也很难达到他们预期的效果。打破阶层流动的制约因素，最终还是要教育大公平的环境。
对于公办教育体系来说，是要避免一刀切地减负，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让孩子在学校内就能够吃饱、吃好。
民办学校热、校外培训热的一个根源是公办学校校际差距大，校内教育不同程度的弱化，孩子在校内吃不饱。在一些地方，民办学校凭借过硬的教育质量，已经成为优质教育的代名词，如果不能全面提高公办学校教育质量，即使民办学校招生全部电脑摇号也很难化解民办学校热。
今年5月，媒体报道，由于南昌教育部门要求报录比严重失调的民办中学拿出40%指标摇号，南昌不少民办学校纷纷选择涨价来应对。而随着全面摇号政策的落实，民办涨价应对摇号的现象或更加普遍。
涨价背后的逻辑，是在无法通过笔试、面试方式遴选学生的情况下，用经济手段来提高获取优质教育资源的门槛。这与公办学校全面就近免试入学之后，学区房成为择校筹码异曲同工。
所以说，优质教育的供给不足与分配不均衡才是根本原因。根本问题不解决，很多调控手段都会走向“上有政策、下有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