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师玉
我的父亲名叫单师玉，字芷眉，生在江苏省江都县（今属扬州市区），长在南京，从小熟读四书五经，在乡试中取得过名次，写一手好毛笔字。
父亲生于何时是一个“谜”。清末民初，他在第一任妻子病逝后来到吉林省工作，在南京还留有二子二女（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便是我同父异母的二哥之子）。当时，父亲在长春担任中学教员，经人介绍认识了刚从师范学校毕业担任小学教员的母亲。父亲和母亲的年龄差距很大，便隐瞒了自己的年龄，母亲也不过问。其实，通过三条线索可以大致推算出父亲的生年。一是父亲1945年冬病逝前曾与一位前来探望的老友唠起年岁，说自己70岁，是清同治年间生的。二是我父亲曾在清光绪帝维新变法时被派往日本留学。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四月，清政府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开始变法，六月谕令从同文馆和各省学堂选派学生“出洋留学”。七月，命各省督抚从各学堂中挑选“聪颖学生，有志上进”者赴日本留学。父亲正是在此期间从南京前往日本留学，学习法律。父亲当年是青年学子，从这个时间推算，他应生于同治末年。三是以我们兄弟姐妹中年龄最大的大姐生日推算，父亲也应生于同治末年。
父亲留学不久，“百日维新”夭折。接着，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清朝统治摇摇欲坠，父亲归国。后来，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成功，中华民国成立。父亲被派往东北，在长春道立中学（应为“吉长道立中学”——编者注）任教员，不久后担任伊通县缴运局（或为“伊通县榷运分局”——编者注）局长。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东北，扶植伪满洲国进行殖民统治。父亲决意不为日本人办事，辞官为民。他和母亲用多年积蓄购置房产，靠出租房屋的收入养活全家。当时，我同父异母的两位姐姐和二哥在南京、上海由亲属抚养直到上大学、参加工作。大哥单更生则由父亲接来抚养，送到沈阳（当时称奉天）南满中学读书，后考入今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回到长春。大哥热爱文学，成为东北沦陷时期长春（当时称新京）以古丁为核心的“艺文志”派作家群的一员，笔名“外文”。
除大哥外，我们同父同母的兄弟姐妹7人共同生活在长春。在那个年代，我们家属于中产阶级，比较富裕，家中藏书很多，父亲平日里博览群书，特别是文言古典历史、小说，还经常练习书法。当时，从江苏到东北工作的人成立了“江苏会馆”（同乡会性质的群众组织），父亲常同江苏老乡相聚，谈天说地。他们还时常听收音机的短波“敌台”，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况和中国抗战的消息。那时只能偷听，如果被日本人抓到，会以“政治犯”的名义逮捕。当时的长春交通银行行长和一些职员都是父亲的江苏老乡和好友，他们常在银行后院行长的宽敞住宅中相聚。那时，我家租住在西三道街离交通银行很近的一座有着五间正房、一间仓房，并有足球场大小庭院的住宅中。母亲在院内种植大丽花和江南的一种苋菜，这是父亲非常爱吃的蔬菜。这样一个大家庭很难靠母亲一人操持家务，为此家中雇请了一位厨师，我们称他为“大师傅”，这位“大师傅”称我们兄弟姐妹为“小姐”“少爷”，让我感到很不舒服。
说到这里，我要回忆一下父亲在伪满洲国14年统治下是怎样走过来的，他的言行对我有何重要影响和教益。
我出生在1930年12月，正是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前夕。1945年抗战胜利时，我已是中学二年级学生。我和父母、兄弟姐妹都亲历了那段难忘的亡国奴岁月。当时长春百姓过的是怎样的生活呢？本来东北三省正如《松花江上》中唱的那样：“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但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后，为了扩大侵略战争，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大量掠夺东北的粮食作为战争资源。他们榨干了农民的粮仓，并对城内居民实行定量供应，每户居民凭“通帐”（一种供应粮食和日用品的小册子）领取粮食和日用品。供应量不仅不足以让人吃饱，而且只有粗加工的高粱米和“杂合面”（包米面掺合着豆饼面和橡子面），过新年、春节时才会供应一点点大米、白面。平时吃大米饭如果被警察发现，要打成“经济犯”挨打受罚，甚至被拘留审讯。
父亲为了让我们兄弟姐妹吃得饱，还能多吃一些细粮，便托亲友从农村偷偷地买来面粉。当时有些农民私自种少许小麦,秋收后偷偷用石碾磨成面粉，称为“本地面”，类似现在的全麦粉。就是这种面粉，也只能偷偷地磨，偷偷地运到城里卖。记得当年农民秋收后，都会赶着马、骡拉的大铁轱辘车运秫秸（那个年代家家户户用秫秸烧火做饭、烧炕），有的农民便把“本地面”装进袋子，埋到秫秸垛子里运进城。买这种面粉要像做贼一样暗中交易，价钱要比面粉厂生产的只供日本人食用的白面（当时称“洋白面”）贵得多。
我家当时靠收房租生活，虽然比较富裕，但是要供我们兄弟姐妹上学，生活费用也很紧张，要精打细算，节衣缩食。我读小学和中学时每天带饭盒，星期天和寒暑假期间，家里一天只吃两顿饭。记得有一年春节，父亲写了一副春联贴在大门上，上联是“既生六男又生五女，”下联是“但求两饱不求三餐”。由此可见父亲乐观的生活态度，也反映出当时长春百姓的生活状况——我家尚且如此，可以想象一般市民和贫困群众会是怎样的生活水平。在那个年代，时常有破衣烂衫、手提饭筒的乞丐登门乞讨。他们是名副其实的“要饭的”，挨户乞讨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一些残羹剩饭填饱肚子。每逢此时，父亲总是让我们将家中剩下的饭菜取出来送给他们。父亲的态度，在我们心中种下了同情、帮助弱者的种子。
父亲一生常做善事。他有一个专门治疗痢疾的祖传秘方，很是灵验。旧社会许多贫穷的乡亲吃不饱、吃不好，卫生条件极差，一些人患痢疾无钱医治，十分痛苦。父亲就用这秘方配成中药，送给病人，帮助很多人解除了病痛。另外，父亲的书法远近闻名，每年春节前,邻居、亲友请他写春联，他都欣然命笔。有的亲友、邻居不识字，求父亲代写书信，父亲也都乐于帮忙。
在伪满统治14年中，被奴役的中国人不但在政治上没有任何民主和自由，甚至连行动和说话的自由都没有。居民出门常常遇到警察检查“良民证”，如果拿不出来，就会被抓“浮浪”（日本人称流浪者为“浮浪”），送到矿山当劳工。居民还要“十家连坐”，如有反满抗日言行要互相监督、检举，连亲友、邻里、同学之间都不能说反满抗日的话，也不许说自己是中国人，否则就会以“思想犯”“政治犯”问罪。我上中学是在“新京中央国民高等学校”，当时的语文教科书有两册，一册是《国语（满语）》（即汉语）、一册是《国语（日语）》。在这种情况下，父亲教导我们要努力学好汉语，要知道中国的历史。父亲有许多藏书，其中有文言文的线装书，也有白话文的历史书和古典小说，他鼓励我们兄弟姐妹多读书。上小学时，我就阅读了《三字经》《千字文》，后来还阅读过《水浒传》《西游记》和巴金的《家》《春》《秋》等文学名著，让我了解了祖国悠久的历史和博大精深的文化。
父亲除了鼓励我们多看书学习外，还给我们讲一些历史故事和历史事件，包括鸦片战争、辛亥革命等等，教导我们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不要忘记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要奋发图强。父亲对我们的教导在当时奴化教育的背景下具有特殊的意义。
从小学到中学，全体师生每天都要在操场上举行“朝会”。第一项是“升国旗”“向天皇遥拜”，要面向东方行90度鞠躬礼，然后转向北方行鞠躬礼，向傀儡皇帝溥仪遥拜。第二项是默祷，向侵华战争和二战中死去的日本军人默哀。第三项是“唱国歌”。
伪满统治期间，每年3月1日是“建国节”。这天“朝会”上，校长要身穿日满“协和服”，系黄礼带，戴白手套，鞠躬45度，“请送”并宣读《回銮训民诏书》。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溥仪颁发了《时局昭书》。在学校每月8日的“朝会”上都要宣读该诏书。我在“中央国高”学习时，学生们都要用汉语和日语背诵这一诏书，背不下来就要挨打受罚。另外还要背诵《国民训》，第一条就是“崇敬天照大神，忠诚于皇帝陛下”。学校还组织学生们列队参拜日本神社和“忠灵塔”（当时建在今三角广场附近，长春光复后被拆除）。“忠灵塔”是伪满时期日本人建设的一座塔型建筑，里面供奉着在侵华战争中死去的日本官兵的牌位。这一系列的奴化教育，就是想让青少年忘记自己是中华民族的后代，忘记自己是中国人。
上中学时，我极为反感却敢怒不敢言的是“阶级服从”的教育制度。日本帝国主义奉行“阶级服从”，学校配有日本军事教官，我们学校的教官是日本中佐（相当于中校），在军事训练中用木制“三八”步枪教学生练习刺杀。同时，他指挥学校的一切行动，大权在握，连校长和教师也得对他唯命是从。教师可以任意打罚学生，高年级学生也可以打骂低年级学生，我曾多次挨过这种打骂。
每当我遭受奴化教育、被侮辱打骂不堪忍受，回家向父母倾诉时，父亲总是亲切而又耐心地给予我安慰，让我学会忍耐，并且给我讲国际、国内战争的形势和日本侵略战争必将失败的论断。那时，父亲常常到交通银行，和江苏老乡们一起在夜里偷偷收听“敌台”，了解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展，及时向我们兄弟姐妹传达胜利的消息。1945年5月，父亲欢欣鼓舞地向我们宣布，德国已经战败投降，日本帝国主义也即将灭亡。大家听了都十分高兴，心想：我们受奴化教育的时代终于要结束了，戴在头上的“满洲国民”的帽子也要摘掉了！不久后的8月15日，日本侵略者宣布投降，大批长春市民拥上街头，高呼：“我们是中国人了！”那种激情，那种喜悦，那种民族自豪感，我今生今世都不会忘记。
父亲由于患胃溃疡多年，久治不愈，到1945年冬天病情加重，多方诊治无效，于当年12月病逝。母亲和我们兄弟姐妹在无比悲痛之余，也感觉到一丝安慰。当时人说“人活七十古来稀”，父亲于古稀之年离世，是人们说的“喜丧”；而且，父亲在抗战胜利之后去世，已经如愿看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和伪满洲国的灭亡。在父亲的葬礼上，四哥单寅生献上的挽联代表了我们兄弟姐妹的心声。上联是“虽逝，但其志已遂不做亡国鬼”，下联是“悲泣，不如继其遗志奋斗到底”。父亲的遗志是什么？就是打败侵略者，振兴我中华。
信息来源：长春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