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系年》公布以后，学者们纷纷开始对《系年》进行研读。对于“周亡王九年”一句，学术界讨论较多，且分歧较大。这条材料所在的语境材料为《系年》第二章，为讨论方便，将其摘录如下（释文采用宽式）：
周幽王取妻于西申，生平王。王或（又）取褒人之女，是褒姒，生伯盘。褒姒嬖于王，王【简5】与伯盘逐平王，平王走西申。幽王起师，回（围）平王于西申，申人弗畀。曾人乃降西戎，以【简6】攻幽王，幽王及伯盘乃灭，周乃亡。邦君、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于虢，是携惠王。【简7】立廿又一年，晋文侯仇乃杀惠王于虢，周亡。
王九年，邦君、诸侯焉始不朝于周，【简8】晋文侯乃逆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师。三年，乃东徙，止于成周，晋人焉始启【简9】于京师，郑武公亦正东方之诸侯。武公即世，庄公即位；庄公即世，昭公即位。【简10】其大夫高之渠弥杀昭公而立其弟子眉寿。齐襄公会诸侯于首止，杀子【简11】眉寿，车轘高之渠弥，改立厉公，郑以始正（定）。楚文王以启于汉阳。【简12】
目前学术界尚无将“周亡王九年”进行断读研究。笔者不揣浅陋，试对“周亡王九年”断读，并结合简文及相关资料，对“周亡王九年”之“周”、“王”、“九年”以及与之相关的周平王即位、建元及东迁的年代等问题加以探讨，冀有助于推动两周之际历史的研究。
一、“周亡王九年”之“周”
在学者们对“周亡王九年”的讨论中，注意力基本上集中在“亡王九年”四字上。
对“周”字的所指，学者们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解释。但是从学者们的行文中，我们可窥到学者们对“周”字的理解大致有四种：一是指西周。例如，清华简《系年》整理者认为“周亡王九年，应指幽王灭后九年” [1] ，按整理者的文意，这里的“周”字应该指西周。二是指幽王死后无王之周。例如，网友子居先生认为幽王死后，周有九年无王，[2] 按子居先生的文意，这里的“周”字应该就是幽王死后无王之周。三是携惠王死后无王之周。例如，陈剑先生认为携惠王被杀后，周有九年没有王[3] ，深究陈氏的观点，这里的“周”字应该就是携惠王死后无王之周。四是指携惠王之周。例如，王宁先生认为“无王九年”就是携惠王在位的前九年，[4] 按王氏的文意，这里的“周”字应该就是指携惠王之周。
笔者赞同将“周亡王九年”之“周”解释为携惠王携惠王之周。对于前三种看法，学者们之所以将“周亡王九年”之“周”错误地解释为西周、幽王死后无王之周或携惠王死后无王之周，一方面是由于忽略了对“周亡王九年”的断读，另一方面就是忽视了携惠王在幽王死后的正统地位。下面，就“周亡王九年”之“周”的问题进行深入地探讨。
首先，断读问题。应将清华简《系年》第二章“……晋文侯仇乃杀惠王于虢。周亡王九年，邦君、诸侯焉始不朝于周……”断读为“……晋文侯仇乃杀惠王于虢，周亡。王九年，邦君、诸侯焉始不朝于周……”。
从“亡”字字义、用法及习惯表达的角度分析，“周亡王九年”都应当断读。
若将“周亡王九年”之“亡”字理解为“无”，那么“周亡王九年”就是“周无王九年”。“无王”二字连用，在先秦两汉古籍中常见，但是“A（国号）无王B（数字）年”形式的表达却并未出现过，所以当将“亡”字理解为“无”时，不应该将“周亡王九年”连读。
若将“周亡王九年”之“亡”字看作动词，“亡”字可能有两种意思：死亡或灭亡。
若“亡”字意为死亡，“周亡王九年”被一些学者解释为周幽王（或携惠王）死后九年。按学者们的解释，这里的“亡”字应该相当于英语中的不及物动词，“周亡王九年”应该作“周王亡九年”。然而在“周亡王九年”连读的情况下，“亡王”二字显然是动宾结构，“亡”字应该相当于英语中的及物动词，所以笔者认为将“亡”字解释为死亡不妥。若“亡”字意为灭亡，“亡王”二字搭配显得非常别扭。如果将“周亡王九年”在“亡”字后断读，则上下文文意畅然可通，而且“A（国号）亡”、“王B（时间）”这样的表达在先秦两汉古籍中常见。当然，在先秦两汉古籍中“亡王”二字确实可以连读，意思是亡国之君。但是，我们不能因为“亡王”二字可以连读而不对“周亡王九年”进行断读（原因详见下文）。
如果不对“周亡王九年”进行断读，那么对“周亡王九年”的解释就会显得纷繁芜杂（详见下文“'周亡王九年'之'九年'”部分），这会导致两周之际重要史实在年代上的极度混乱。
其次，从内证的角度来考察。《系年》第二章内容可以以“周亡”二字为界分为两部分，“周亡”以前的简文（包括“周亡”二字）为第一部分。第一部分包括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周幽王因宠爱褒姒而驱逐宜臼，申、缯、犬戎攻杀幽王，从而“周乃亡”；第二层意思是余臣被立，二十一年后又被晋文侯攻杀，从而“周亡”。这两层意思可谓层次分明，“周乃亡”之“周”显然指的是西周，“周亡”之“周”指携惠王之周。“周乃亡”与“周亡”分别指西周灭亡和携惠王之周灭亡。“周亡”之“周”不可能指西周，因为早在“周亡”二十一年前，西周已经“周乃亡”了。
其三，携惠王之周的正统性问题。携惠王之周的正统性与携惠王的正统性本质上为同一个问题。幽王被杀后携惠王才是周王朝的正统天子，只是由于平王一派在攻杀携惠王以后，为了诋毁携惠王，宣扬自己的正统地位，携惠王的正统地位才渐渐被抹去。幽王被杀后，携惠王为正统，平王为僭伪，可从三个方面得到解释。第一，从周平王与携惠王被拥立的背景来考察。平王宜臼虽然是周幽王的嫡长子且曾做过太子，但是幽王在世时宜臼的太子之位已被废除，纵然宜臼有嫡长子、故太子的身份，却早已失去了继承幽王大统的资格。更何况宜臼在被逐、东逃后被立为“天王” [5] （而此时周幽王还在世），以及申侯、犬戎等弑幽王于骊山，按正统观念来看，这是典型的犯上作乱，平王政权显然属于僭伪。而携惠王则不同，他即位于幽王及太子伯盘被杀之后。此时，宗周朝廷失去天子，迫切需要继立新君，而身为王子的余臣，[6] 此时被立为天子可谓名正言顺又恰逢其时。第二，从周平王与携惠王各自拥立者的身份来考察。
关于周平王的拥立者，《汲冢书纪年》云：
申侯、鲁（“鲁”当作“曾”）侯及许文公立平王于申。[7]
《系年》云：
晋文侯乃逆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师。
《史记•周本纪》云：
于是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为平王。
由此可知，周平王的拥立者不过是申、缯、许、晋等少数地方诸侯。而关于携惠王的拥立者，《汲冢书纪年》云：
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8]
由《纪年》来看，余臣被立为王似乎仅由虢公翰（或曰即虢石父）独自操办。
其实不然，《系年》云：
邦君、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于虢。
《系年》所言甚明，携惠王是被“邦君、诸正”拥立的。“邦君”、“诸正”分别指宗周大臣和诸侯。再联系《纪年》关于虢公翰立携惠王的记载，可推知携惠王的拥立者应该是以虢公翰为代表的宗周朝廷群臣和部分地方诸侯。相比于申、缯、许、晋等少数地方诸侯，以虢公翰为代表的“邦君、诸正”显然更能代表宗周的统治权威。所以从二王各自拥立者的身份可以看出，周幽王被杀后的所谓“周二王并立”时期，携惠王当为正统，平王为僭伪。携惠王在位二十一年时，“晋文侯仇乃杀惠王于虢”，灭亡了携惠王之周。[9] 平王就在携惠王被杀之后，“而建王嗣” [10] ，成了幽王的正统接班人。第三，从谥号角度来考察。周平王与携惠王皆有谥号。周平王的谥号为“平”，《逸周书•谥法》云：“治而无眚曰平，执事有制曰平，布纲持纪曰平”，可见“平”字并非恶谥。但平王虽死，东周王朝仍是平王子孙的天下。平王的谥号乃是平王死后东周大臣所加，因此平王的谥号并不能客观地说明他的正统性。携惠王有谥号为“惠”，《逸周书•谥法》云“柔质慈民曰惠，爱民好与曰惠”，可见“惠”字乃佳谥。携惠王的谥号乃是在他被杀及携惠王之周被灭之后所加，可见携惠王应该是得民心的。所以携惠王的谥号应是携惠王为正统的又一证据。
囿于平王为正统、携惠王为僭伪的传统观点，是我们在研读清华简《系年》时没有将“周亡王九年”之“周”明确而正确地释出的重要原因。
其四，携惠王之周的明确记载问题。携惠王被杀后，平王为了粉饰自己，贬斥携惠王，以确立自己的正统地位，可能会向史官施加压力。在这种政治背景下，史官们就会屈从于政治压力而对携惠王不秉笔直书，甚至隐而不书。当然，先秦时代不乏为秉笔直书而不惜掉脑袋的正直史官，但是这样的人并不多，而且其秉笔直书的史书很可能湮没于数量相对更多的伪史书中，以致没有流传下来。因此，在传世文献中以周平王为正统的观点就居于主导地位，而携惠王及携惠王之周就几乎“湮没无闻”了。[11]
传世文献不见关于携惠王之周的明确记载，而清华简《系年》为楚简，在楚简中出现对携惠王之周的明确记载（《系年》所云“周亡”之“周”就是对携惠王之周的明确记载）有一定的必然性。清华简大约是楚肃王时代楚国读书人读书笔记性质的书简。很可能这位楚国人读到了先秦时代秉笔直书的史官所写的史书，于是做笔记时就将携惠王之周潜意识的记下来了。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楚国人较少受到东周正统思想的影响。楚国自西周时代的楚武王时就开始与西周分庭抗礼。到了两周之际，周王室遥遥欲坠。东周时代后期，周天子的共主地位更是名存实亡，根本无力对楚国施加实质性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为周平王回避携惠王，树立东周正统的观念，在楚国人的思想领域可能较为淡薄。于是，在楚国人的书简中出现对携惠王之周的记载就不足为奇了。
总之，“周亡王九年”之“周”指的是携惠王之周。
二、“周亡王九年”之“王”
对于“周亡王九年”之“王”字的所指，学者们讨论时有所涉及。归纳起来有四种观点：一是指幽王死后九年无王之王；二是指携惠王死后九年无王之王；三是指携惠王；四是指周幽王。
笔者认为将“周亡王九年”之“王”解释为幽王死后九年无王之王或携惠王死后九年无王之王都不妥当。因为由上文知“亡”字不能理解为“无”，“周亡王九年”不能理解为“周无王九年”，而且“亡”也不能作为死亡来理解。
“周亡王九年”之“王”也不可能指携惠王。因为若是指携惠王，“周亡王九年，邦君、诸侯始不朝于周”一句难以与其它文献相佐证。有学者将这句话解释为携惠王死后的九年间周王朝无王当政，周王朝无王可朝，所以“邦君、诸侯始不朝于周”；还有学者解释为携惠王在位九年以后，因他的正统性受到质疑，所以“邦君、诸侯始不朝于周”。这些解释主观性太强，没有其它文献资料可佐证，因此可信度不大。
其实，除了携惠王之外，两周之际周王室称王者还有周幽王、伯盘[12] 及周平王。我们认为“周亡王九年”之“王”不可能是伯盘及周平王，而是周幽王。“周亡王九年”之“王”不可能是伯盘，因为伯盘称王仅见于束皙的记载，其可靠性还有待商榷。另外，《系年》简文也是直称“伯盘”，而没有称他为王。“周亡王九年”之“王”也不可能指周平王。《系年》云“周亡王九年……晋文侯乃逆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师”，如果“周亡王九年”之“王”指周平王，那么“王九年”就是周平王九年。周平王在周平王九年时被晋文侯拥立而即位，这是矛盾的。这里的“王”显然不可能指周平王，因为只有平王即位后才能以平王来纪年，平王即位时应该以其他王来纪年。
“周亡王九年”之“王”当指周幽王，原因可从《系年》第二章文本文意和“王”字的使用情况来分析。
首先，从文本文意分析。如果将“周亡王九年”之“王”解释为周幽王，那么简文“（周幽）王九年，邦君、诸侯焉始不朝于周”、“（周幽）王九年……晋文侯乃逆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师”与“（周幽）王九年……三年，乃东徙，止于成周”都可以很好地得到其它文献的佐证。“（周幽）王九年，邦君、诸侯焉始不朝于周”能够得到《国语•郑语下》所云“幽王……九年而王室始骚”等很好地证明。“（周幽）王九年……晋文侯乃逆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师”，与《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正义引《汲冢书纪年》所云“（伯盘）与幽王俱死于戏。先是，申侯、鲁（“鲁”当作“曾”）侯及许文公立平王于申”能够联系起来，并且讲得通。“（周幽）王九年……三年，乃东徙，止于成周”与《史记》所记载周平王东迁的年份完全相同。因此，从文意看，“周亡王九年”之“王”应该指周幽王。下文讨论“周亡王九年”之“九年”问题时，我们将分别进行详细论证，此处从略。
其次，从“王”字的使用情况来看。清华简《系年》第二章简文“王”字的使用情况共有两种：第一种情况是在“王”字前冠以谥号，详细列举如下：
周幽王取妻于西申。
生平王。
王与伯盘逐平王。
平王走西申。
幽王起师。
回（围）平王于西申。
曾人乃降西戎，以攻幽王。
幽王及伯盘乃灭。
邦君、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于虢。
是携惠王。
晋文侯仇乃杀惠王于虢。
晋文侯乃逆平王于少鄂。
楚文王以启于汉阳。
简文中冠以谥号而出现的“王”字共出现13次，分别是周幽王、周平王、携惠王与楚文王。第二种情况是“王”字单用，详细列举如下：
王或（又）取褒人之女。
褒姒嬖于王。
王与伯盘逐平王。
王九年，邦君、诸侯焉始不朝于周。
单用的“王”字共出现4次。从《系年》第二章“王”字的使用情况来看，称周平王、携惠王与楚文王时，“王”字前均冠以谥号，唯独称周幽王时可省去谥号，单称“王”。《史记•周本纪》云：“三年，幽王嬖爱 褒姒。褒姒生子伯服，幽王欲废太子。太子母申侯 女，而为后。后幽王得褒姒，爱之，欲废申后，并去太子宜臼，以褒姒为后，以伯服为太子……褒人有罪，请入童妾所弃女子者于王以赎罪。弃女子出于褒，是为褒姒。当幽王三年，王之后宫见而爱之，生子伯服，竟废申后及太子，以褒姒为后，伯服为太子。” [13] 可见，因宠爱褒人之女褒姒而逐平王的周天子是周幽王，所以前三个单用的“王”字指周幽王是没有问题的。对于第四个单用的“王”字，显然不可能指楚文王，也不可能指周平王与携惠王（见上文分析），应指周幽王。由于学者们未充分认识到周幽王死后携惠王之周的正统地位，并且“王九年”之“王”字与前三个单用的“王”字在简文中相距较远，因此误将“周亡王九年”连读，未发现只有“周亡王九年”之“王”字才指周幽王。
综上所述，“周亡王九年”之“王”指周幽王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三、“周亡王九年”之“九年”
学术界目前对“周亡王九年”之“九年”的解释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们在探讨“周亡王九年”之“九年”问题前，有必要对学者们的解释进行一番梳理归纳。学者们的观点，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五种：
第一，“幽王死后九年说”。清华简《系年》整理者认为“周亡王九年，应指幽王灭后九年”。清华大学出土文献读书会认为直到幽王死后九年，平王正式被认可为周王，才得以改变平王与携惠王“二王并立”的局面。[14] 不过，子居先生则认为“周亡王九年”就是幽王被杀后，周有九年无王，“周亡王九年”之后，携惠王与平王才分别即位。[15] 老闷先生认为“周亡王九年”就是宗周无王第九年。[16]
第二，“伯盘为王九年说”。王红亮先生认为幽王三年时可能已立伯盘为王，“周亡王九年”即幽王三年（公元前779年）至周幽王十一年（公元前771年）。[17]
第三，“携惠王死后周无王当政九年说”。刘国忠先生认为“周亡王九年”似乎应该理解为晋文侯杀携惠王之后，周有九年处于“亡王”状态。周幽王死后，先出现携惠王政权，携惠王在位二十一年被杀，又过了九年，故太子宜臼才被晋文侯拥立为王。[18] 陈剑先生[19] 、王宁先生[20]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战国简读书小组[21] 等也有相似的看法。
第四，“携惠王在位前九年说”。王宁先生认为携惠王在位的二十一年间都属于“亡（无）王”时期。“无王”应从幽王被杀之后算起，“无王九年”的意思就是携惠王在位的前九年。[22]
第五，“周幽王九年说”。王红亮先生认为“周亡王九年”就是指周幽王九年。古人习惯以“亡王”称亡国之君，这里的“亡王”指周幽王。[23] 晏昌贵老师亦持此说。
笔者认为前四种观点不能成立，王红亮先生的“周幽王九年说”虽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但未进行深入探讨。下面对上述观点，试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综合分析。
1.伯盘被立问题
“伯盘为王九年说”不能成立：首先，伯盘被立为太子在幽王三年（公元前779年）值得怀疑。《太平御览》卷147皇亲部引《纪年》曰：“幽王八年，立褒姒之子曰伯服，为太子。”显然，伯盘被立为太子应是幽王八年。如果按王氏《也说<清华简•系年>的“周亡王九年”》的推论思路，周幽王十一年应该是“周亡王四年”，而不是“周亡王九年”了。其次，伯盘被立为王有个年龄问题。据《史记•周本纪》记载：“三年，幽王嬖爱褒姒，褒姒生子伯服”，可见幽王三年时的伯盘还是襁褓中的婴儿，被立为王实属可疑。其三，由上文知伯盘称王仅见于束皙的记载，其可靠性还有待商榷。其四，退一步说，纵然伯盘在幽王三年被立为王，但幽王一没有退位，二没有死，应该是出现了幽王与伯盘“二王并立”的局面，这并不能说就是“周亡王”了。
2.晋文侯在位年数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记载晋文侯即位于周幽王元年，死于周平王二十五年，共在位35年。《史记•晋世家》也记载晋文侯共在位三十五年，可见晋文侯共在位三十五年应当是确定无疑的。另外，《史记•晋世家》还记载幽王被杀之年在晋文侯十年，再依据清华简《系年》，携惠王在幽王被杀后就被虢公翰等拥立，携惠王二十一年时为晋文侯所杀，那么可推知这一年应是晋文侯三十一年。如果按照“携惠王死后周无王当政九年说”，将“周亡王九年”解释为携惠王死后周王朝无王九年的话，那么晋文侯在携惠王死后第九年迎立平王时就应该是晋文侯四十年了。但这与晋文侯在位三十五年是相矛盾的。关于这一点，清华大学出土文献读书会等早已指出了。[24]
3.邦君、诸侯不朝周的原因
《系年》第二章云：“（周幽）王九年，邦君、诸侯焉始不朝于周。”那么，为什么周幽王还在世，而“邦君、诸侯焉始不朝于于周”呢？笔者认为原因有二：
第一，周幽王九年，诸侯之所以不朝周，与当时人心思变的政治大环境以及《国语•郑语下》所云“（周幽王）九年而王室始骚”有密切关系。幽王时人心思变，这从郑桓公与史伯的对话中可以看出：
（郑桓公）问于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惧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对曰：“王室将卑，戎狄必昌，不可逼也。……其济、洛、河、颖之间乎？”（《国语•郑语上》）
“（周幽王）九年而王室始骚”意思是周幽王九年，周王室内部因王位继承问题爆发了骚乱。具体应指幽王废嫡立庶及平王奔申后，平王被拥立为王，以及由此导致的幽王与平王势不两立局面。相关记载如下：
幽王八年，立褒姒之子曰伯服，为太子。（《太平御覧》卷147皇亲部引《纪年》）
平王奔西申，而立伯盘为太子。（《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正义引《汲冢纪年》）
由此可知，周幽王八年伯盘被立为太子，并且从《纪年》的行文语气看平王奔西申应该在伯盘被立为太子之前不久。[25]
（伯盘）与幽王俱死于戏。先是，申侯、鲁（“鲁”当作“曾”）侯及许文公立平王于申，以本大子，故称天王。（《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正义引《汲冢书纪年》）
王与伯盘逐平王，平王走西申。幽王起师，回（围）平王于西申，申人弗畀。曾人乃降西戎，以攻幽王，幽王及伯盘乃灭，周乃亡。（清华简《系年》）
平王逃往西申后即被申侯等拥立为“天王”，形成了幽王与平王对峙的局面。幽王不能容忍申侯及平王等，便开始谋划兴师讨伐不臣，于是便拉开了两周嬗变之际周王室内部长达二十余年骚乱局面的序幕（直到携惠王被杀才结束）。时人史伯早就预言到了这种局面，他说：
王欲杀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若伐申，而缯与西戎会以伐周，周不守矣！缯与西戎方将德申，申、吕方强，其隩爱太子亦必可知也，王师若在，其救之亦必然矣。王心怒矣，虢公从矣，凡周存亡，不三稔矣！（《国语•郑语上》）
总之，在人心思变的政治大环境下，幽王废嫡立庶并在幽王九年出现了幽王与平王势不两立的局面。这使西周王朝出现了大分裂，“邦君、诸侯”无所适从，于是开始不向周王朝朝觐。
第二，诸侯不朝周与周幽王“传鼓”戏诸侯不无关系。周幽王“传鼓”戏诸侯，失信于诸侯，诸侯不仅不朝周，甚至出现“诸侯叛之”的局面。《吕氏春秋•疑似》云：“周宅丰镐，近戎人，与诸侯约，为高葆祷于王路，置鼓其上，远近相闻。即戎寇至，传鼓相告，诸侯之兵皆至救天子。戎寇当至，幽王击鼓，诸侯之兵皆至，褒姒大说，喜之。幽王欲褒姒之笑也，因数击鼓，诸侯之兵数至而无寇。至于后，戎寇真至，幽王击鼓，诸侯兵不至。幽王之身，乃死于骊山之下，为天下笑。”《史记•周本纪》云：“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万方，故不笑。幽王为烽燧大鼓，有寇至则举烽火。诸侯悉至，至而无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说之，乃数举烽火。其后不信，诸侯益不至。”《史记•秦本纪》：“（秦襄公）七年春，周幽王用褒姒废太子，立褒姒子为适，数欺诸侯，诸侯叛之。”周幽王烽火戏诸侯是众人皆知的故事，但是有学者根据直到秦汉时代我国才出现烽火报警，认为烽火戏诸侯是十分荒诞不可信的。两周之际是否有烽火警告笔者不敢妄言，但“传鼓”警告之事存在于两周之际是没有问题的。所以，纵然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系小说家之言，周幽王数欺诸侯并导致诸侯对周幽王产生信任危机却并不虚诞。周幽王为了博得褒姒一笑，数次“传鼓”，“数欺诸侯”，导致出现“其后不信，诸侯益不至”甚至“诸侯叛之”的局面，最终自食其果，被弑于骊山。
4.平王即位年份
老闷先生认为“周亡王九年”也即幽王被杀后的第九年（公元前762年），平王在这年即位。平王以公元前770年为元年是追记的。
子居先生认为幽王骊山之难后，周有九年无王，“周亡王九年”之后，携惠王与平王才分别即位。他们为了表示周天明不绝，都以周无王之始年为元年。
刘国忠先生、陈剑先生、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战国简读书小组认为平王即位于携惠王被杀后的第九年。
王宁先生先是认为平王即位于携惠王被杀后的第九年，后来根据晋文侯在位的时间，修正为平王很可能于携惠王被杀之年即位。[26]
总上，这些学者们都认为平王即位于周幽王被杀以后，这种观点笔者不能同意。详细分析如下：
对于周平王即位时间，按《史记》以来的传统观点来看，平王即位应在周幽王骊山之难这一年。《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周幽王十一年云：
幽王为犬戎所杀。
《史记•周本纪》云：
遂杀幽王骊山下，虏褒姒，尽取周赂而去，于是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为平王，以奉周祀。
但是《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正义所引《汲冢书纪年》却云：
（伯盘）与幽王俱死于戏。先是，申侯、鲁（“鲁”当作“曾”）侯及许文公立平王于申，以本大子，故称天王。
可见，平王在幽王被杀之前有可能已经即位。但是《纪年》所记平王即位时间不仅与《史记》所记相矛盾，而且《纪年》所记也自相矛盾。《通鉴外纪》卷3所引《汲冢纪年》云：
幽王死，申侯、鲁（“鲁”当作“曾”）侯、许文公立平王于申，虢公翰立王子余，二王并立。
虽然如此，清华简《系年》第二章云：
（周幽）王九年，邦君、诸侯焉始不朝于周，晋文侯乃逆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师。三年，乃东徙，止于成周。
笔者认为《系年》“晋文侯乃逆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师”显然是上承上文“（周幽）王九年”的，也就是说，晋文侯在“京师” [27 ] 这个地方拥立宜臼为王是在周幽王九年。清华简《系年》第二章给平王即位于幽王被杀之前增加了一条新的证据，可见《纪年》所云平王即位于幽王被杀之前应当是正确的。
但《系年》云平王被晋文侯拥立于“京师”，这与《纪年》所记平王奔西申，并在西申被申侯等拥立为“天王”似乎有相矛盾处。其实不然，结合《系年》及《纪年》可以发现在两周交替之际，平王实际先后逃亡了两次，先是自宗周逃往西申，后来再次从西申逃往晋国。平王所奔的西申据学者们考证应该在关中东部临潼一带[28] ，而并非传统上所说的南阳申国。这个西申，虽然是平王母亲申后的母国，但是毕竟距离丰镐太近，平王又被拥立为王，平王惧怕被其父幽王讨伐，很有可能自西申往东北再次逃亡，这时晋文侯便迎立了平王。平王之所以能够奔晋，或者说晋文侯迎立平王的原因，清人章邦元在《读通鉴纲目札记》卷1《申侯与犬戎入寇》（清光绪十六年铜陵章氏刻本）第3页中说：“晋郑畏犬戎之逼，又畏申侯与之合，故不得已迎合申侯之意。相与拥立平王，即以东都为京……正迫于势也。”章氏所说甚是。平王奔晋除了当时晋文后已经加入申侯阵营这一因素以外，地理因素也是不容忽视的。西申与宗周紧邻，晋国与宗周之间有西申为屏障，平王逃往晋国应该更加安全。总之，两周之际，平王经历了两次逃亡，并且在西申和晋国先后被两次拥立，平王即位的年份应该以在西申被立的年份来算。
《系年》云“（周幽）王九年……晋文侯乃逆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师”，平王在晋国被拥立是在幽王九年（公元前773年），那么平王在西申被拥立应当不晚于这一时间。上文已述及伯盘被立为太子在周幽王八年（公元前774年），并且平王奔西申应该在此前不久。以情理度之，周幽王八年伯盘被立为太子之前，宜臼被拥立为王的可能性很小。伯盘被立为太子应是一个关键的刺激因素，它激起了申、缯等的不满，于是他们联合起来在西申拥立平王即位。[29] 总之，平王即位年份应该早不过幽王八年，晚不过幽王九年，应该在幽王八年或九年。[30]
平王即位于幽王九年的可能性更大，原因如下：第一，《国语•郑语下》云“（幽王）九年而王室始骚”，这说明幽王九年必定发生了重大事变，这一重大事变极有可能就是平王被立。平王被立，形成与幽王并立之势。幽王不能容忍，于是双方兵戎相见，形成周王室内部骚乱的局面。第二，《系年》云“（周幽）王九年，邦君、诸侯焉始不朝于周”。幽王九年，诸侯不朝周，应该与平王被立有极大关系。一方面，拥立平王的申、缯等自然不会朝周；另一方面，幽王与平王二王并立，不免致使诸侯无所适从。
总之，周平王应该即位于幽王被杀以前，准确地说是在幽王八年或九年[31] ，认为平王即位于幽王被杀之后是不正确的。
5．平王东迁年份
“周幽王九年说”有合理的一面，也有不足的地方。不足之处是以“周亡王九年”来纪年，显得十分怪异。笔者检索先秦两汉的古籍，确实有称亡国之君为“亡王”的记载。但是，在先秦两汉时代，国君的纪年并没有以“A（国号）亡王B（数字）年”形式出现的记载，所以将“周亡王九年”整体解释为周幽王九年，欠妥。“周亡王九年”之“周”“王”“九年”应当分别作出解释。只有“周亡王九年”之“九年”或“王九年”才指周幽王九年，将“周亡王”三字等同于周幽王并用于纪年，笔者则不能同意。
当然，“周幽王九年说”相对于前四种观点，还是很合理的。《系年》云：“王九年……晋文侯乃逆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师。三年，乃东徙，止于成周。”这里的“三年”指的是平王被晋文侯迎立于“京师”的第三年。由上文知，平王奔晋并被晋文侯拥立是在公元前773年，从而可知“三年，乃东徙”之“三年”指公元前770年。清华简《系年》所记平王东迁在公元前770年，这与《史记》的记载是相同的。
虽然如此，对于周平王东迁年份，学术界还有一种看法，即平王东迁于携惠王被杀之后。这种看法与由清华简《系年》“周亡王九年”之“九年”所推算的平王东迁年份相左。为进一步证明“周亡王九年”之“九年”指周幽王九年的正确性，很有必要对平王东迁于携惠王被杀之后的观点进行澄清。
学者们持这种看法的论据，就是《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所云“至于幽王，天不吊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携王奸命，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迁郏鄏。” [32] 在这里，第二个“用”是一个关键字，它不仅关系到对文意的正确理解，也会影响到对平王东迁年份的判断。杜预《春秋经传集解》、洪亮吉《春秋左传诂》、阮元所校刻的《十三经注疏》及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等都未对这里的“用”字做出解释。杨伯峻在《春秋左传注》中将“用愆厥位”之“用”解释为表示结果的“因而”，但对“用迁郏鄏”之“用”未做解释。[33] 沈玉成在《左传译文》中将“用愆厥位”之“用”与“用迁郏鄏”之“用”都解释为“因而”。[34] 照此，那么“用愆厥位”意思就是周幽王因此而失掉了王位，“用迁郏鄏”意思就是因此周平王东迁郏鄏。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用迁郏鄏”包含了一个重要的时间因素——平王东迁发生于携惠王被杀之后。所以在讨论平王东迁时间这一问题时，这条材料被许多学者广为引用。
将“用迁郏鄏”之“用”解释为“因而”其实并不妥当，“携王奸命，诸侯替之，而建王嗣”与“迁郏鄏”并不构成因果关系。笔者学识浅陋，但仍怀揣着“愚人千虑，必有一得”的念头，不拘泥于已有注解，尝试将“用迁郏鄏”之“用”字另作新释。这里的“用”字应当是名词，应该解释为国家宝器[35] 。“器宝曰用。《书•微子》'乃攘窃神祇之牺牷牲用以容'孔颖达疏。” [36] 因此，这句话的意思就应该是：到了幽王时期，上天不保佑周王朝，周幽王为政昏暗，诸事不顺，因而失去了王位。携惠王即位触犯天命，诸侯灭掉了他，周平王便成为周幽王真正的正统继承人，并将国家宝器迁往郏鄏。
我们不能受“用愆厥位”之“用”字的影响，而将“用迁郏鄏”之“用”也解释为“因而”。
首先，将“用迁郏鄏”之“用”解释为国家宝器[37] 是比较合理的。先秦时代国家宝器乃是统治权力的重要象征。王子颓之乱时，周惠王与王子颓之间就有对国家宝器的争夺。《左传•庄公二十年》：“（周惠）王及郑伯入于邬。遂入成周，取其宝器而还。” [38] 还有，《史记•周本纪》：“周君、王赧卒，周民遂东亡。秦取九鼎宝器。” [39] 《史记•秦本纪》：“西周君走来自归，顿首受罪，尽献其邑三十六城，口三万。秦王受献，归其君于周。（秦昭襄王）五十二年，周民东亡，其器九鼎入秦。周初亡。五十三年，天下来宾。魏后，秦使摎伐魏，取吴城。韩王入朝，魏委国听令。” [40] 秦昭襄王夺得周王朝的“九鼎宝器”后，于第二年就举行了盛大的朝聘仪式，使得“天下来宾”、“韩王入朝”、“魏委国听令”，俨然以周王朝的正统继承者自居。秦昭襄王时期正值先秦时代的尾声，这个时代早已经“礼崩乐坏”，讲求的是弱肉强食，秦国对国家宝器尚且还是如此看重，那么在礼乐制度尚未完全崩坏的两周之际,国家宝器对于证明周平王所建东周王朝正统性的作用就自不待言了。周平王东奔后，虽然被拥立，但是却并没有得到西周的国家宝器，因此其正统地位就会受到挑战。直到晋文侯杀掉携惠王，结束“周二王并立”的局面，以及携惠王所继承于幽王的国家宝器被迁往平王所在的郏鄏，平王的正统地位才真正确立起来。
其次，“用迁郏鄏”之“用”不能解释为“因而”，因为平王东迁在公元前770年，而携惠王被杀在公元前750年，平王东迁在携惠王被杀之前。清华简《系年》第二章云：“幽王及伯盘乃灭，周乃亡。邦君、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于虢，是携惠王。立廿又一年，晋文侯仇乃杀惠王于虢，周亡。”《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正义所引《汲冢书纪年》云：“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周二王并立。”从《系年》及《纪年》的行文语气看，携惠王应该是被立于周幽王骊山之难这一年（公元前771年）。携惠王“立廿又一年”被晋文侯杀死，被杀之年应该是公元前750年。由上文可知，平王东迁是在公元前770年，显然在携惠王被杀之前。所以将“用迁郏鄏”之“用”解释为表示结果的“因而”是错误的，平王东迁不应发生于携惠王被杀之后。
总之，据“携王奸命，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迁郏鄏”，而认为平王东迁是在携惠王被杀之后，是不正确的。平王东迁年份为公元前770年，太史公所说不误，由清华简《系年》推出的平王东迁年代亦不误。所以，“周亡王九年”之“九年”指周幽王九年，殆无异议。
四、结语
清华简《系年》整理者将“周亡王九年”连读，并不妥当。因为这种表达十分怪异，在先秦两汉古籍中并不见类似的表达。“周亡王九年”及其上下文应该断读为“……晋文侯仇乃杀惠王于虢，周亡。王九年，邦君、诸侯焉始不朝于周……”。断读后《系年》第二章内容可分为两个部分：“周王”以上为第一部分，记周幽王宠爱褒姒、平王奔申、西周覆亡、余臣被立以及晋文侯灭携惠王之周；“王九年”以下为第二部分，记平王被立、东迁以及平王东迁后晋国、郑国、楚国的史实。
“周亡王九年”之“周”应指携惠王之周。我们之所以未将“周亡王九年”之“周”正确地解释为携惠王之周，一方面是由于忽视了对“周亡王九年”的断读，另一方面就是未充分认识到携惠王在幽王死后的正统地位。“周亡王九年”之“王”与“九年”分别指周幽王及周幽王九年。因为《系年》第二章云“（周幽）王九年，邦君、诸侯焉始不朝于周，晋文侯乃逆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师。三年，乃东徙，止于成周”，无论从诸侯不朝周的原因、平王被立年份还是从平王东迁年份来考察，这些简文内容都可得到其他文献材料的佐证。
根据清华简《系年》及《竹书纪年》对两周嬗变之际历史的记载，再结合《左传》、《国语》及《史记》等传世文献的相关材料，我们可对两周之际一些史实的认识作以下概述：
1.周幽王因宠爱褒姒而废宜臼，立伯盘为太子。伯盘被立为太子在周幽王八年，宜臼东奔西申应在此之前不久。
2.宜臼被废后经历了两次逃亡，并且先后被两次拥立。第一次，宜臼逃往其母申后的母国西申（有学者认为西申在今天陕西临潼一带，我们赞成这种说法），并被申侯等拥立为“天王”。第二次，平王宜臼从西申往东北逃往晋国，晋文侯在晋国的“京师”拥立了他。平王再次逃亡，是因为在西申被拥立为王，并且西申距离宗周太近，平王可能惧遭幽王讨伐而再次逃亡。平王逃往晋国，一是因为此时晋国因慑于申侯势力而已加入申侯阵营，二是面对来自宗周的讨伐，晋国有西申为屏障，逃往晋国应该更加安全。
3.平王第一次逃亡时被立为王应该在周幽王八年（公元前774年）或九年（公元前773年），后者可能性更大。第二次逃亡时被拥立是在周幽王九年（公元前773年）。《史记》所载平王即位在公元前770年，是不正确的。
4.平王自晋国“京师”东迁成周是在被第二次拥立之后的第三年，即公元前770年，这与《史记》记载的东迁年份相合。
5.周幽王被杀后，携惠王即被拥立，在位二十一年后被晋文侯所杀，被杀时间是在公元前750年。从携惠王被拥立的背景、拥立者身份及其谥号不难看出，在周幽王被杀后“周二王并立”的二十一年间，携惠王的确应该是周王朝的正统天子。
附记：拙文的写作，得到了吾师罗运环教授的指导。文中错误之处，由本人负完全责任。
[1]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中西书局，2011年，第139页。
[2] 子居：《清华简<系年>1～4章解析》，Confucius2000网•清华大学简帛研究2012年1月6日（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 ?id=5182）。
[3] 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读书会：《<清华（二）>讨论记录》，复旦网2011年12月23（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 ?Src_ID=1746）。
[4] 见王宁先生《由<系年>说<竹书纪年>的“二王并立”》（复旦网2011年12月29日，
http://www.gwz.fudan.edu.cn/ShowPost.asp?ThreadID=5398 ）一文下2011年12月29日的回帖。
[5] 见《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正义所引《汲冢书纪年》。
[6] 《汲冢书纪年》云余臣的身份是“王子”，而《系年》则云余臣为“幽王之弟”，这看似矛盾，其实非也。过去，我们的错误在于误将“王子余臣”臆解为周幽王之子。《系年》明言余臣为“幽王之弟”，也即余臣为周宣王之子，甚是。第一，幽王时代，幽王之子可称“王子”，幽王的兄弟也可以称“王子”。例如《书•微子》：“父师若曰：'王子，天毒降灾荒殷邦。'”孔传：“微子，帝乙元子，故曰王子。”纣王在位时，其兄长微子仍可被称为“王子”。所以周幽王时，幽王的兄弟余臣应该也可被称为“王子”。第二，幽王被杀后，由于西周末年以来天灾人祸横行，人心思长君。这如同后世晋襄公死后，赵宣子等欲迎立晋襄公兄弟公子雍以代替晋襄公幼子。王子余臣是周宣王之子，宜臼的叔伯辈，年龄应当长于宜臼。这很可能是以虢公翰为代表的“邦君、诸正”立余臣为王的一个重要原因。
[7] 见《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正义所引《汲冢书纪年》，又见《通鉴外纪》卷3所引《汲冢纪年》。
[8] 见《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正义所引《汲冢书纪年》，类似记载又见《通鉴外纪》卷3所引《汲冢纪年》。
[9] 对于晋文侯杀携惠王的原因，清人章邦元在《读通鉴纲目札记》卷1《申侯与犬戎入寇》（清光绪十六年铜陵章氏刻本）第3页中说：“晋郑畏犬戎之逼，又畏申侯与之合，故不得已迎合申侯之意。相与拥立平王，即以东都为京，厥后晋文侯杀王子余臣于携……正迫于势也。”
[10] 见《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11] 王宁先生在《由<系年>说<竹书纪年>的“二王并立”》一文中谈及《史记》未载携惠王之事时，说《世本》未载携惠王，《左传》对携惠王语焉不详，而到了司马迁写《史记》“整齐故事”时，携惠王便被抹去了。
[12]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正义引西晋束皙语，“伯服立为王，积年，诸侯始废之而立平王”。
[13]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147页。
[14]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读书会（以下简称“清华读书会”）：《<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研读札记（二）》，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以下简称“复旦网”）2011年12月31日（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1760）。
[15] 子居：《清华简<系年>1～4章解析》，Confucius2000网•清华大学简帛研究2012年1月6日（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 ?id=5182）。
[17] 王红亮：《也说<清华简•系年>的“周亡王九年”》，复旦网2012年1月12日（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 Src_ID=1773）。
[18] 刘国忠：《从清华简<系年>看周平王东迁的相关史实》，“简帛•经典•古史”国际论坛论文，香港浸会大学2011年11月。
[19] 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读书会：《<清华（二）>讨论记录》，复旦网2011年12月23日（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 asp?Src_ID=1746）。
[20] 王宁：《由<系年>说<竹书纪年>的“二王并立”》，复旦网2011年12月29日
（http://www.gwz.fudan.edu.cn/ShowPost.asp?ThreadID=5398 ）。
[21]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战国简读书小组：《读<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系年>书后（一）》，简帛网2011年12月29日（http://www .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609）。
[22] 见王宁先生《由<系年>说<竹书纪年>的“二王并立”》一文下2011年12月29日的回帖。
[23] 见王红亮先生《也说<清华简•系年>的“周亡王九年”》一文下2012年1月12日的回帖。
[24] 见清华大学出土文献读书会《<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研读札记（二）》。
[25] 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幽王）五年，王世子宜臼出奔申。”
[26] 见王宁先生《由<系年>说<竹书纪年>的“二王并立”》及文下2011年12月29日的回帖。
[27] 笔者认为《系年》第二章的“京师”就是晋国的国都。晋国国都可称京师，有春秋时代的青铜器铭文可证。晋邦：“王命（唐）公，宅京。”晋姜鼎：“ 覃京，（乂）我万民。”
[28] 子居：《清华简<系年>1～4章解析》，Confucius2000网•清华大学简帛研究2012年1月6日（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 ?id=5182）。
[29] 将平王即位年份定在幽王八年或九年，还可得到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相关记载的证明（方诗铭、王修龄撰《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62页）。虽然今本《纪年》可靠性差，但并非一无是处，姑且用之。相关记载如下：“（幽王八年，）王立褒姒之子曰伯服，以为太子”；“九年，申侯聘西戎及鄫”；“十年春，王及诸侯盟于太室”，“王师伐申”；“（幽王十一年，）申人、鄫人及犬戎入宗周，弑王及郑桓公”。如果将平王即位年份定在幽王八年或九年，再结合以上记载，我们可以梳理出幽王末年的形势变迁路径：先是宜臼太子之位被废后逃往西申，然后幽王八年立伯盘为太子；伯盘被立为太子引起申侯不满，于是申侯拉拢鄫人及犬戎并拥立宜臼为王；宜臼称王引起幽王愤怒，为了杀掉宜臼成全伯盘，幽王十年便召集部分诸侯在太室盟誓，并出兵伐申；幽王十一年，申、鄫及犬戎展开反攻，杀幽王骊山下。可见，将平王即位年份定在幽王八年或九年，能够很好地解释今本《纪年》所记载的幽王九年、十年、十一年时，幽王及申侯两个政治阵营的政治举动。
[30] 顺便讨论下平王建元年份问题：据《系年》及《纪年》推出平王即位在公元前774年或773年，那么按照《史记》所使用的逾年建元法，平王元年应该是公元前773年或772年。笔者认为，还是将平王建元年份定在公元前770年为好。从平王的角度考虑，原因如下：其一，可避在幽王末年的僭越之嫌。平王虽然在幽王八年或九年被一些诸侯拥立，但这时毕竟周幽王还在世，纵然幽王统治黑暗，不得人心，平王的被立实质上仍是一小撮地方诸侯裹挟废太子而发动的叛乱，幽王骊山之难前的平王乃是僭伪。幽王被弑于骊山之后，平王以“故太子”的身份继承大统，而且至少对于周平王一派来说，幽王被杀后平王就成为周王朝的正统接班人了。不过，自公元前774年或公元前773年平王被立到公元前771年幽王被弑，平王与幽王确实存在过几年“二王并立”的局面。平王为了回避自己在父王生前曾经犯上作乱、僭越天子之位的行为，宣扬自己继承幽王大统的合法性，便以幽王骊山之难后的第二年即公元前770年为元年。其二，可遮掩携惠王，显示其正统性。平王虽然标榜自己为正统，但由正文可知，从公元前771年到公元前750年的“周二王并立”时期，携惠王才应该为正统天子。平王以公元前770年为元年，可将与他并立二十一年的携惠王遮掩，从而显示自己的正统性。
[31] 《史记》记载周平王在公元前771年即位，死于公元前720年，共在位51年。如果按照我们的推测，周平王即位于周幽王八年或九年，那么周平王在位时间应该是54年或53年。
[32]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第1476页。
[33]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第1476页。
[34] 沈玉成：《左传译文》，中华书局，1981年，第496页。
[35] “用”字作为名词，有多种含义。“用迁郏鄏”之“用”纵然不是器宝之义，也可能是其他含义，如“用者，车马器械，三军须用之物也。《孙子兵法•计》'曲制官道主用也'杜牧注。”“用，财用也。《国语•周语中》'以备百姓兆民之用'韦昭注。”(见宗福邦《故训汇纂》，第1477页)总之，“用迁郏鄏”之“用”当作为名词来解释。
[36] 宗福邦：《故训汇纂》，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477页。
[37] 这里所说的宝器应该不包括从夏商传到西周的“九鼎”，因为《左传》云“成王定鼎郏鄏”，西周的“九鼎”应当置于今洛阳一带，“九鼎”就在郏鄏，不用东迁。笔者所说的国家宝器指的是西周在宗周宗庙所使用的能够体现周天子统治权力的祭祀礼器，这些礼器的作用并不比“九鼎”逊色。骊山之乱后，虢公翰等在携地拥立携惠王，很可能他们已经把这些西周宝器迁往携地。等到携惠王二十一年被杀后，周平王为显示自己的正统性和统治权力，当然会把这些宝器迁往郏鄏。《史记•周本纪》记载申、缯、犬戎攻杀幽王后，“尽取周赂而去”。这里的“赂”应该作财货来理解，西周的国家宝器应该不在其中。
[38]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第214页。
[39]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196页。
[40]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2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