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著名编剧、电影大家夏衍将鲁迅的小说《祝福》搬上了银幕。
作为49年之后的第一部彩色影片，《祝福》备受好评，空前成功，不仅受到官方推崇，还获得了卡罗维发利电影节的特别奖。
但是，这部影片实际上严重误读、漏读了鲁迅的本意。
《彷徨》《祝福》收录于这部集子之中作者：鲁迅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时间：2016
01.
被误读的祥林嫂
在电影《祝福》中，白杨饰演的祥林嫂头发乌黑，肤色白皙，眼波流转，与小说中那个“五年前的花白的头发，即今已经全白，全不像四十上下的人，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的祥林嫂，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电影中的祥林嫂，头发乌黑，肤色白皙，与小说中人物出场时的描述完全不一致。
这还是祥林嫂吗？
被颠倒的不仅是祥林嫂的外形，人物的行为更是如此。影片中有一幕耐人寻味：祥林嫂发疯一样地拿着切年糕的刀，冲到土地庙砍她用血汗钱捐的门槛。
祥林嫂跑到庙里，用刀砍门槛，1956年电影版《祝福》。
这一幕，小说中完全不存在——甚至正相反，小说中祥林嫂的毕生之愿，恰恰是要捐一条门槛。
为什么要这样改编？
按照夏衍自己在《杂谈新编》中的说法，他接手改编鲁迅的名著，是“要在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的日子上映，所以我接受这一改编工作就把它看作是一件严肃的政治任务。”
通过砍门槛这个行为，祥林嫂被完成了电影创作者赋予她的“政治任务”，形象得到拔高：虽然她命运悲惨，但是她有斗争精神。她肩负起了反抗地主、反抗“封建”、反抗迷信的重大使命。她英勇斗争的力量几乎溢出荧幕，要将腐朽的旧社会撕扯粉碎。
夏衍也由此完成了他的“政治任务”，他本人对这个“创新”应该也是颇感满意的，但还谦虚说这个细节不是他的创意，在早先的电影《祥林嫂》，以及越剧、评剧中已经有过。甚至他认为，电影《祥林嫂》有着诸多改编不当之处，但这一细节令他舍不得割弃，“每次看到这一个场面的时候，都只是感到激动，而并没有觉得突兀或者背离了祥林嫂的性格”。
夏衍心里清楚，他做这种改编的目的是“为了加强政治因素”，他也不认为这样做“违背人物性格的发展规律”。他坚信，“祥林嫂有决心用死来反馈现实的吃人社会的迫害”；他反问，“就是这个祥林嫂，难道永远会是神权下面的不抵抗的奴隶么？”
电影《祝福》剧照主演：白杨、魏鹤龄该剧也作为1978年《人民电影》第七期封面
但对于祥林嫂，鲁迅却是这么对许钦文说的，他说：“祥林嫂到后来弄得活既活不成，死也死不得。如果有鬼，她怕被锯开身子来，如果无鬼，将永远见不到唯一亲爱的阿毛。悲惨到了极点，但这种痛苦，并不是她自己找寻出来的。祥林并非她害死，再嫁并非她所愿，阿毛是狼拖去的，都出于无可奈何，所以是惨剧。”
祥林嫂是惨剧，鲁迅写祥林嫂，是哀其不幸，而夏衍因为有“政治任务”，则必须要让祥林嫂的行为具有积极的反抗意义，必须要让祥林嫂的悲惨具有现实意义，所以给她加上标签和符号。但这种改编，是对祥林嫂的误读，更是对鲁迅的误读。
也正是由于这种误读，夏衍还有意无意地漏读原著中另一位关键人物——“我”。
02.
被漏读的“我”
小说中作为叙述者的“我”，是一个接受过一些新思想之后，回到鲁镇，并到“老监生”四叔家“暂寓”的知识分子。“我”见证了祥林嫂的命运，读者在小说中，也是通过“我”的眼观察祥林嫂，透过“我”的口了解祥林嫂，但是在电影里，如此重要的“我”，却完全消失了。
电影直接从祥林嫂的故事开始讲起，再沿着时间线推移。这样一来，观众被置于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祥林嫂故事的起因、经过和结果交代得非常清楚，牵引着观众对整个故事情节进行理解和把握。
但这样的安排，直接抹去了知识分子“我”的形象。与小说读者不同的是，电影观众完全不知道“我”的存在，当然更不知道“我”是谁，这就巧妙地导致了原著主题的迁移：不再注重启蒙性，而是突出强化“为革命斗争”服务的作用。
小说的叙事视角发生转变之后，祥林嫂成为了故事中的主人公。电影于是理所当然地展现了祥林嫂的悲剧命运，并突出了政权、神权、族权和夫权对祥林嫂的压迫和摧残。
不得不说，这样的处理，恐怕背离了鲁迅小说的创作初衷。
原著中，鲁迅对“我”的心理活动其实着墨颇多。一开篇，“我”和四叔寒暄过后，四叔便大骂起“新党”，即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虽然这并非骂他，但可以想得，倘若四叔发现“我”是个比康梁还“新”的人，恐怕会骂得更惨。而“话不投机”之后的结果，是“我”一个人剩在书房里。
如果说“我”作为一个接受过西方文化与思想的知识人，因为寄居在别人家，乖乖败下阵来，尚且说得过去。但面对祥林嫂，“我”这个“见识得多”的知识分子一下子也招架不住，那就是真无奈了。
祥林嫂问“我”，人究竟有没有灵魂的终极问题。“我”先是发现灵魂有无对于自己来说向来是“毫不介意”的，紧接着又想要按照鲁镇信奉鬼神的“理”敷衍了事。没想到祥林嫂偏偏不肯就此打住，硬要打破砂锅问到底，问完灵魂又问起了地狱。“我”这才意识到了自己那少得可怜的现代文化思想是根本“挡不住三句问”的，于是产生了“逃离”的想法，欲将责任推卸给“说不清”三个字，这样一来“即使发生什么事，与我也毫无关系了”。
“逃离”，发生在与“祥林嫂”遭遇之时。其中隐藏的，是鲁迅更深刻的思考和批判。
1957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祝福》连环画，这本改编的连环画也和电影一样，将“我”隐去，以第三人称视角来叙述祥林嫂，原著中的“我”，在画中被泛指为“识字的人”。
03.
回鲁镇记
当“我”在书房中再次感到不安的时候，即刻想要用城里价廉物美的鱼翅和安逸享乐来缓解自己的不安：“不如走罢，明天进城去福兴楼的清墺鱼翅，一元一大盘，价廉物美，现在不知增价了否？往日同游的朋友，虽然已经云散，然而鱼翅是不可不吃的，即使只有我一个······”
又比如说，初回鲁镇的时候，“我”还会觉得“震耳”，并且发现自己与“一切照旧”的鲁镇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与后来面对鲁镇毫不反抗、“缴械投降”相比，这时候的“我”虽然没有意愿和能力去改变什么，至少还有想要逃离的欲望。
但在小说的结尾，“我”却觉得爆竹声是“繁响的拥抱”且“懒散而舒适”的。“我”不仅无力对抗，而且自身已经融为以往批判对象的一部分而存在了，其实也已经无意反抗。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这个“知识新人”甚至还不如祥林嫂离“启蒙”更近。至少祥林嫂有明确的问题意识，亦尝试通过这个“识字的”、“见识得多”的“出门人”去获取答案。只可惜她所依仗的对象，也不过是刚刚迈处鲁镇门槛半步，根本不具备回应祥林嫂的能力。所以，身处鲁镇，祥林嫂的自我寻求之途注定成为泡影。
可以看出，鲁迅借助小说想要表达的，绝不仅仅像电影那样，只是通过祥林嫂个人的悲剧命运，来揭露和抨击“吃人”的专制礼教。鲁迅思想的复杂与深刻，是这种政治脸谱涵盖不了的。
中国的知识分子，如同“祝福”里的“我”，对中国之真问题，是有观察与感受的。“我”回到鲁镇后，不仅自觉格局高，而且看到了“祥林嫂”，看到了鲁镇生活最残酷的一面：“祥林嫂”的绝望与悲剧。
然而，“我”也只能停留在“看到祥林嫂”、“知道祥林嫂”的悲惨这样的边界上。再往前走，当与祥林嫂遭遇的时候，“我”的无力感就立刻产生，于是“我”也立即选择“逃离”：“逃离”到更舒适的生活，甚至“逃离”的更深，深到主动融入鲁镇、为鲁镇的“舒适”辩护，视鲁镇最悲惨的一面——“祥林嫂”的悲剧——为弱者的笑话。
以鲁迅《祝福》笔下的“我”来关照近百年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每每令人有毛骨悚然之感。我们的生活并未脱离“鲁镇”，“鲁镇”的最底层，一代代徘徊着“祥林嫂”，一代代的知识分子降临“鲁镇”、遭遇“祥林嫂”、然后逃离、最后拥抱“鲁镇”。
虽然隔着时空，鲁迅已经写尽了世相。
在完成《祝福》后一年，鲁迅于杂文《论睁了眼看》中曾说道：“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多没有正视的勇气。…… 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
如今，又一代知识分子降临到新时代的“鲁镇”舞台，开始了又一轮的遭遇、逃离与拥抱。近期，与鲁迅一样同寓沪上的一位年轻知识分子，在“鲁镇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鲁镇”应该如何重视“祥林嫂”路线的大作，并以此为荣，似乎他逃离“祥林嫂”并拥抱“鲁镇”的选择反而是在拐着弯直面“祥林嫂”，何其忍辱负重。
如此吊诡，算是给鲁迅文章里的“我”增加了新高度。
鲁迅先生地下有灵，一定会痛恨自己的文字至今在鲁镇“不得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