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随笔小品《围炉夜话》与明代洪应明的《菜根谭》和陈继儒的《小窗幽记》被誉为中国古代“处世三大奇书”。因其既具有凝炼隽永的语言之美，又具有深刻的哲理性，教人养性修身，成德立业，近些年来尤为读者热捧。
不过这部书在清代翻刻的并不多，甚至到了民国，翻刻的版本也很少见。清刻本仅有孤本同治六年刻本，现存中国国家图书馆。这部“养在深闺无人识”的经典是如何广为人知的呢？根据1975年台湾刊印的《围炉夜话》的版本中，有一篇宋希尚先生作的《重刊<围炉夜话>新序》，讲述了他与本书结缘的经历。宋希尚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水利专家，民国年间曾经担任青岛港工程局长，正是在青岛任上，他遇到了这部《围炉夜话》，从此改变了这部书的命运。他在这篇新序中说道：“民国三十六年春，余服务交通部青岛港工程局，偶游湛山精舍，获见咸丰年间枝邑王君宜山所著《围炉夜话》一书。取而读之，旨正理明，言简意赅，皆立身处世体验所得经验之谈，深受感动。因亟刊印千册，分赠当日港工局内外共事同人，以资互勉。”
围炉夜话
宋希尚先生从《围炉夜话》中当受益匪浅，而《围炉夜话》亦受宋希尚先生之益良多。之后，宋希尚先生去了台湾，他曾经数次印赠此书与人结缘，尤其是送给当时国民党的高官、文人。国民党元老陈果夫先生就曾经为此书的重刊作过序，称赞此书“其内容虽非如其他格言集之分门别类、煌煌巨著，然其选材之精审，用意之深远，实有过之。”后来台湾国学复兴，渐渐传到了大陆，这本书也回到了大陆的主流舆论圏。
与其他两书不同的是，《围炉夜话》虽读者无数，但均只知其作者为王永彬，至于王氏生平行藏，考诸旧籍，却多语焉不详。阅读了同治五年的《枝江县志》。该书的第2页为“重修枝江县志姓氏”，笔者在其中看到了与《围炉夜话》作者相同的姓名——“分修，恩贡生、候选教谕王永彬”。显然，王永彬是这本县志的主要编修人员之一。（该书有分修三人，经验告诉我们，很多时候“分修”实际上才是该书的真正执笔人）他是恩贡生出身。所谓“贡生”，是指科举时代从府、州、县生员（秀才）中挑选出来的升入京师的国子监读书的成绩或资格优异者。明、清定制，凡遇皇室庆典，据府、州、县学岁贡常例，加贡一次作为“恩贡”。清特许“先贤”后裔入监者，亦称“恩贡”。“教谕”是一个管教育的官员。“候选”就意味着他当时并没有就任此职，只是拥有这个资格。
在该书卷十三《选举（下）》中有相对详细一点的信息——“（道光）二十五年乙巳，王永彬，恩贡候选教谕”。该书卷九《学校·艺文·书目》部分收录了他的《孝经衬解》（只列了书名），该书卷九《学校·艺文·古近体诗》部分收录了他的《秋暮自城归石门村途中偶成》《过刘凝之故宅》《花溪即景》三首诗歌，并在作者“王永彬”三字的下面再用小字写着“宜山”二字，“宜山”显然是他的字或号。该书卷十《学校·艺文·碑记》部分收录了他的《重修文昌宫碑记》一文。
当笔者认真读完县志中所收的他的作品之后，隐隐感觉到同治本《枝江县志》的编者与《围炉夜话》的作者可能是同一个人。因为这些作品中表露出来的情趣情调与《围炉夜话》十分相似。那么，这两个人到底是不是同一人呢？笔者决定查个清楚。枝江自汉代设县以来基本属荆州府管辖。查阅光绪六年的《荆州府志》，除载有同治《枝江县志》上已有的部分信息外，还有这样一段文字：“王永彬，字宜山，岁贡生，性孝友，隐居教授。邑令朱锡绶耳其名，虚心造访，永彬凿坯而遁。著有《帝统年表》《围炉夜话》《格言集句》，两次与修县志，年七十八卒。”（光绪六年《荆州府志》卷五十七“人物”）
这部评价甚高的官方志书清楚地记载，王永彬就是《围炉夜话》的作者。当我读到这几行字时，其激动的心情可想而知。从这段不长的文字中我知道了“宜山”是他的字不是他的号；他有孝心，对朋友友善；过着隐居生活，以教书为业。著有包括《围炉夜话》在内的三部书稿，两次参与县志的修撰；七十八岁去世。
但是，这段文字给笔者又留下了一个疑问：其“两次与修县志”，他参与修撰的另一县志是仍为枝江县志，还是别地的县志呢？笔者在枝江市方志办找到了答案——他是道光本《枝江县志》的编修人员。年轻的时候即参与县志的编修，足见其学识和影响。
当我读了十多本荆州宜昌范围内的地方志后，我终于有了新的收获——在同治五年的《远安县志》上我查到了他的另一首诗——《同友人游青溪》，在作者名字下面另有“枝江”“贡生”字样。官方志书，铁板钉钉，毫无疑问，王永彬是枝江人。我为即将完全破解困扰中国学界的一大公案而一夜无眠。
我又产生了新的好奇——王永彬是枝江哪里人？我只得回头再读他的作品。当我再次阅读他的《秋暮自城归石门村途中偶成》时，我感觉他极有可能就是枝江县“石门村”的人。
《秋暮自城归石门村途中偶成》
江城西去画桥通，缓着吟鞭兴不穷。
一水回流烟树外，群山乱插夕阳中。
人输国课皆闲日，俗入乡村见古风。
寂寞石门归独晚，疏窗灯火隔林红。
第一、诗题中的“归”是最有力的证据。大家知道，不是家乡，不是自己住的地方，一般情况下是不会说“归”的。此“归”与“宾至如归”之“归”毫无二致。
第二、王永彬既然是“隐居”（光绪《荆州府志》卷五十七），就不可能住在城中，而应住在乡下。从诗歌所描述的内容来看，石门村山清水秀，民风古朴，人们悠闲自在，这正是隐居者理想的家园。并且这幽美宁静的“桃花源”并不全是诗人的想象虚构，而是有着许多客观的依据。同治《枝江县志》“地理志” 中，与“石门村”相关的信息就有三条：“独柱山，在县西十五里石门村，孤耸云际，直立若柱”；“魏家桥在石门村”；“龙王洞在县西十六里，檀木园，林岩幽邃，泉出石窟，涟漪清洁，北流，过石门村，入芭芒河，居人建龙王祠于洞口，祷雨辄验。”这几条信息足以佐证此地适宜隐居。
第三、王永彬在《围炉夜话》自序中讲，该书“书于桥西馆”的“一经堂”。他把自己的住所或者说“书房”称为“桥西馆”，那就说明他的住所周围一定有桥。这正与同治《枝江县志》对石门村的相关记载相吻合。
他的籍贯终于完全破解，他是湖北宜都市枝城镇余家桥村石门坎人。
王永彬桥西馆旧址（两楼房处）。
宜都近代著名文史大家杨守敬的叔祖杨梅坡是王永彬的学生，杨守敬比王永彬小47岁，是否直接受教于王永彬不得而知。两家距离很近，只有13公里。
查阅《宜都教育志》，该书有一个王永彬小传。全文如下：“王宜山，字润芳，学名王永彬，宜都黎坪公社人。道光二十三贡生，候补教谕职。以教书为业，授修职郎。王宜山著有《孝经衬解》《帝统年表》《格言集句》《朱子治家格言》《讲学录》《脏腹病药夫》等著作，主张以耕读为本，乐于助人，人称善士 。”可以说，王永彬在“学而优则仕”的科举场中，并没有取得多大的成就。他的一生，大多是在耕读治家、教授生徒、研习经典的时光中度过的，而桥西馆应该就是他教授生徒的地方。在这种耕读治家、私塾教学的生活中，王永彬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中国传统乡间读书人的人生缩影。
因为没有考中科举，他远离了官场，他也没有成为商贾而奔走江湖。由此，名利不再与他有关。清代的贡生，只是能够从朝廷领到一些米粮，没有什么俸禄的。王永彬过的，应该是一种耕读治家、传授生徒、吟读经史、撰写著述的田园式耕读生活。这也是中国古代大量乡间读书人所过的生活。毕竟，在那个时代，能够考取功名为官的读书人是少数。由于古代乡村教育基本以私塾为主，几乎没有官办教育，设馆教徒就成为这些读书人谋生的一种方式，他们也因此成为传统文化薪火的乡村传播者。在世俗礼教的古代社会，这些人也往往是一个地方风化的主导者，尤其是那些有德行有学问的乡绅，更是为一方人所尊重。王永彬大概就属于这样的人吧。
王永彬桥西馆旧物
2011年我赶到了了石门村，受到了王朝旺、王朝荣等王家后人的热情接待。他们不仅款待我们吃午饭，给我们详细介绍他们的家史，而且还把家中仅有的几本古书拿出来我们看。在王家的所见所闻不仅验证了我当初的推断，而且还给了我更多新的信息。
一、王永彬不仅有后人，而且人丁兴旺。传到现在已有了第八代，整个家族有几百人，大多住在石门村（今余家村）附近。
二、其家谱保存完好，一直由王永彬第六代孙王朝旺老师保存。两年前他将此书转交给了他在华中师大读历史博士的侄子王洪强。此书王洪强带到了武汉，我们当时没看到。据说谱中保存有不少王永彬的作品和与王永彬相关联的其他史料。王洪强应邀将参加《王永彬集》的整理。王洪强与他的导师周国林也正在研究王永彬的生平和作品，并已有部分研究成果。当我们欣悉这些之后，我分明地看到了两股分别来自政府层面来自专家学者层面和来自地方来自民间爱好者层面的追慕前贤的力量正渐渐汇拢，即将形成滔滔向前的江流。
在宜都枝城镇王永彬后人家里发现的王永彬手稿
三、王家原有大量藏书。据第六世孙王朝旺老师介绍，原来可以堆一间房的。家里随处是书，老房子的墙缝中都是塞的老书的书页。文革破四旧时，王家后人将书用稻草遮盖，得以保存部分书籍。家里现有图书还有上十本，其中包括王永彬当年圈点过的《十三经注疏》《说文解字》等。还看到了不少当年王永彬的友人和学生送给他的诗词寿帖，那些寿帖都是用彩色的信笺用毛笔书写，表面都洒有金粉，并且作了装裱，十分精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在王永彬的后人家里发现了王永彬的书法真迹，作品的名称为《己巳初秋桥西馆主人自题小照》并且有篆体的“宜山”“？”“桥西山馆”三枚印章，中间一枚印章待辨认。一直困扰我的“桥西山馆”在哪里的问题的答案居然在这里静静地等待我们来寻找它，等待我们来拂去蒙在它身上的历史尘埃。我们居然能意外发现这么珍贵的手迹，这大概是王永彬先贤对我们这番苦苦求索的奖赏。
王永彬的坟墓和墓碑保存完好。得知这一信息后，我决定下午上山拜祭，并查看坟墓和墓碑。笔架山地山势陡峭，树木丛生，人迹罕至。笔者一行，挥舞镰刀，“披荆斩棘”，用了一个多小时才登上山顶，看到墓地。碑身完好。墓碑正面上方是“垂裕后昆”，意思是为后世子孙留下功业或财产，语出《尚书》。正中是“敕授修职郎王公宜山之墓”十一个大字。修职郎、是正八品和从八品文官的散阶，散阶是授予官职时同时授予的虚衔，类似今天的军衔。两边是一幅对联：“著述高风青山含笑；俯仰陈迹绛云在霄。”碑的背面正中是《敕授修职郎宜山王公传》，其字迹已较模糊，但能看出来，与我们在王朝旺老师家中的抄本中所看到的是同一篇文章（碑上是节选），作者是王永彬的生前好友监利进士王柏心。碑的两旁也是一幅对联：“独柱有灵山兼水报；石门无恙地以人传。”独柱山是坟墓所对的山，他和坟墓所在的笔架山都是名山，同治五年的《枝江县志》上都有专门介绍。墓碑后面的小字还注明此碑为同治11年立。询问王家后人得知现在的墓是改葬墓，看来改葬的时间是在他去世三年后。
通过这些史料，我们对王永彬有了更全面的了解。他生于乾隆壬子年（公元1792年，乾隆五十六年）正月廿三日亥时；卒于同治己巳年（公元1869年，同治八年）。他一生经历了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五个王朝。原籍武昌咸宁，其父卓蓭公始迁居枝江县。开始家境不好，为了生计，他差点从私塾退学。后更加发奋努力，但屡困乡试。他不专攻科举之学，经史诸子甚至医学都有涉猎。爱书法，终日挥洒不倦。著述之余，尤好吟诗。与当时地方名流周柳溪、罗梦生等结诗社，号“吟坛三友”。每酒醉高论，说到古忠孝义烈之事，则沾襟涕泗不能止。不爱荣华富贵，生性纯茂冲远。穷居深山环堵中，收徒授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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