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皇谟略真宏远，共感湛恩到骨深！”是元人吴师道在《次韵张仲举助教上京即事四首》中的一句诗，该诗很深刻地反映了元代人民对元世祖的深厚感情。
宽厚、睿智、勤勉、虚心、爱民，具有历代所有优秀帝王全部潜质的元世祖忽必烈当之无愧成为中国历史上百姓感恩最深的皇帝。
早在忽必烈成为皇帝之前在藩邸做王爷的时候，他已经成为中原人民心目中的救星。当时的一个大儒姚枢是这样评价他在做王爷时的作为的——“陛下天资仁圣，自昔在潜，听圣典，访老成，日讲治道。如邢州、河南、陕西，皆不治之甚者，为置安抚、经略、宣抚三使司。其法，选人以居职，颁俸以养廉，去污滥以清政，劝农桑以富民。不及三年，号称大治。诸路之民望陛下之拯己，如赤子之求母。”
正蓝旗忽必烈雕像
姚枢的话绝非虚言，从元代石刻的碑文来看，四王爷忽必烈在中原大地的人望也是亘古未有的。
如《北京图书馆藏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中所发现的《创建开平府祭告济渎记》碑文记载，开平府创建之始出现了一件天公作美的盛事：当时忽必烈特命上清大洞法师王一清作法事五天五夜“昭告上帝”，结果久旱的天气转为下雨，当地男女老幼欢呼雀跃一致把功劳归于四王爷忽必烈：“此贤王惠我之雨也。”
老百姓把上天降雨不归功于汉族道士的作法而归功于蒙古王爷忽必烈的恩惠，可见忽必烈在天下百姓之中的人望是何等之大！
甚至连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他的《马可波罗游记》里也清楚地记载了下来这种君民鱼水情深的现象：“百姓都非常爱戴他，崇敬他犹如崇敬上帝。”
难怪元人文子方在云南中庆路的学校墙壁要写下这样的感慨——“世皇昔仗钺，泛扫开八垠”、“吾元有至德,万古钦皇仁”。也难怪元人张鸣善在为夏庭芝所撰《青楼集》作叙时要自豪宣称：“我圣元世皇御极，肇兴龙朔，混一文轨，乐典章，焕乎唐尧！”很显然，一个思想宽松的时代，人民的感受是可以自由抒发的。从这些元人的言论里，明显可以看出来：在忽必烈治下，人民幸福感是由衷的，爱戴大元天子的由衷之情是随时随地自然表现出来。
有些怀疑论者可能要质疑了：你做皇帝大权在握的时候，天下人当然要奉承说好话了，这未必出自真心。那好，我们再来看看元末时代大乱四起元政府的权威已经无法控制天下时那些士民百姓的言论吧。
如元末文人周霆震，他在《登城》一诗中沉痛写道：“世祖艰难德泽深，风悲城郭怕登临。九朝天下俄川决，七载江南竟陆沉。”周老先生回忆忽必烈统一天下的艰难创业和仁德恩泽，连登城都感受风悲，并且把江南动乱提升到“陆沉”这样一个高度上，这是何等痛心疾首。
又如诗人成元璋（又名成廷珪），他在“艰难未改心如铁,潦倒空悲发似银”的时刻仍然还坚守着心中的信念“百年犹忆至元春！”至元是忽必烈在位的年号，成老先生生活艰难贫困潦倒的时候渴望的是至元时代的春天，这份执着和坚守令后人唏嘘不已。
元末更著名一点的文人如刘伯温，他在天下大乱时写诗感怀“世皇一宇宙，四海均惠慈”，并且“追忆至元年，忧来伤肺腑”，饱受不公正待遇之后心灰意冷之际还哭拜忽必烈画像。这是何等的恩德才能使后世百姓如此衷心膜拜啊！
公道自在人心，某些人纵然逐鹿取胜，生杀予夺，厚黑无敌，死后留下的无非是“红蝇赶散”的骂名而已。
正是元朝的开放开明，才使明朝汉民助满清入主中国。辽、金、元、清四朝是形成中国多民族大一统疆域的重要贡献朝代。北宋和南宋与辽金并立，北宋南宋虽无辽金疆土大，还能保持经济文化科技先进和繁荣，但是北方的汉民已与北方民族融合，汉官在辽金朝廷为臣，与北宋南宋打仗的有大量汉将汉兵。元蒙和满清能攻占中国南部，也是得到了汉官、汉将、汉兵和汉民的助力才取天下的。没有汉民的助力，元和清的人口是无兵力攻占全中国和统治全中国的。把辽、金、元、清说成是靠骑兵杀戮统治了中国，是扭曲历史的，明朝对两宋与辽、金、元的历史扭曲的最严重。清朝是近代，今天大多数人还能公正看待，元朝历史由于明朝的篡改就被贬损的一塌胡涂了。
元世祖忽必烈曾被汉族士大夫诗人们衷心歌咏为至元大帝，被藏族大海上师称为文殊菩萨转轮圣王，被高丽三千年第一大诗人称为盛德冠百王，被安南王弟弟陈益稷称作众星环拱紫宸尊，被意大利人马可波罗称作“自有人类祖先亚当以来,迄于今日,世上从来未见如此广有人民、土地、财货的强大君主。”
很少有人知道，元世祖忽必烈在西藏所受尊崇是跟那些大活佛一样的。例如在唐卡中，忽必烈跟萨迦五世祖八思巴平起平坐，而明成祖则远低于噶举派五世祖德银协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