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与传统理解不同，虽然米歇尔·福柯展现了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某种敌意，但积极的将福柯纳入到马克思主义问题式中的尝试早就开始了。通过陈述法国马克思主义者积极整合福柯的三种尝试，我们力图表明马克思主义使用福柯的某种可能性，为我们重新思考与福柯的关系提供一些启示。

一、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与漫画式的福柯应答

如果说马克·波斯特在一组论文中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无情批评是为了将生产方式与信息方式对峙起来以便通过牺牲马克思来证明福柯理论的优越性与当代的适当性的话 ¹，那么作为一名社会学家的巴里·斯马特（Barry Smart )的相关论著则没有如此的极端，而更为小心谨慎。

他对福柯理论的相关定位与思考更多的是依托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域而展开的，他试图以此方式证明福柯在某种意义上涉及到了批判理论的当代困境并做出了某种回应。虽然斯马特同样没有过多提及福柯 1970 年之前的著作，但是在其心目中作为人文科学的考古学家的福柯似乎有着与作为微观权力哲学家的福柯相近的分量，因为他看重福柯思想的认识论价值和方法论意义。

在斯马特看来，虽然人们无数次宣告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但是苏联野蛮中断“布拉格之春”和 1968 年五月事件引发的“危机”似乎表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转折点：苏联的入侵无法再维系其经济、政治、文化与道德上的优越性；而五月风暴呈现出的新的大众运动形式与法国共产党对运动的消极不作为乃至抵制则使得社会各界、左翼知识分子认为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替代性方案业已终结。

² 位于这一危机之核心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政治实践之间的脱节。当然这一始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俄国十月革命及其争议性后果之间的悖论性的问题并不是一个全新的问题，而马克思本人科学概念的含混性对此问题也是难辞其咎。 需要为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科学性确立基础成为当务之急。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问题日益变得与人文或者社会科学的认识论或和方法论地位的一般争论联系在一起。

虽然阿尔都塞吸收巴什拉的重要观点，认为理论的有效性并非通过政治实践得到确认是依照理性的标准内在的建立起来的，并主张利用“过度决定”和“相对自主性”概念在马克思主义界限内重新制定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关系，但是这种设想也确实无力提供任何一种联结“经济决定”和“上层建筑相对自主”的精确机制。其最严重的后果之一就是政治理论的缺失。此外，马克思主义通常从生产方式出发进行的分析使得国家被确定为政治权力的中心，因而忽略了其他形式的政治和权力。

³ 或者我们赞成根本的经济主义的分析形式，其中政治最终被还原为阶级利益；或者我们不带偏见的分析权力关系和政治力量。后者的一个可能含义是：由此我们可能越出马克思主义问题式的界限。我们随后将会看到多米尼克·勒古（Dominique Lecourt）走的是第一条传统道路；福柯毫不犹豫地迈上第二种荆棘丛生之途；而尼科斯·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则一定程度上试图融合双方立场，另辟蹊径。

下面我们先概述福柯主要以否定的方式对马克思主义问题式进行介入的理论的诸要点。一方面，福柯以两种方式处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首先，在具体的认识论框架即人文科学得以出现的可能性条件之中思考马克思著作的出现并对之加以定位；其次，通过对作为联系于其公认的科学地位的权威的结果——即（赋予马克思主义的）权力进行检测。

前者关系到《词与物》，后者则是在自《知识考古学》之后的著作中加以实施的，关注权力和知识之关系以及与话语的科学等级化相关的权力效应。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对科学性的追求等同于对充盈科学话语之中的权力效应和制度的默认和心安理得的接受，它对科学性的拥抱等同于实施一种统治形式而不是构成了解放的前提条件。福柯对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工具理性批判、启蒙批判异曲同工。

⁴另一方面，批判权力理论中的经济主义。在关于权力的法律-自由主义传统和马克思主义方案之间虽然存在着表面上的明显差异，但背后却存在着共同的基础，即对经济的依赖性：在权力的法律概念中，权力被当作为一种权利，一种类似商品之所有权的东西，因而能够被占有或转让；而马克思主义的权力概念则主张一种权力的经济功能，权力主要是按照其在生产关系的维持与再生产中的作用来加以设想。

⁵ 这种批判“大体上说，我认为，这一切的赌注应当是：对权力的分析，对各种权力的分析，能否以这种或那种方式简化为经济的分析。”

⁶也就是说，福柯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即以权力的非-经济性的分析无偏见的理解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关系。其实质在于，福柯虽然承认存在着政治和经济之间可能的相互关系，但是权力分析不能被还原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运动法则之总体理论的参照系之中。相反，分析从如下假设出发：不存在关于权力和经济关系之联系的一般理论，（它们的）联系必须通过具体的历史分析而得到确定

⁷。这样福柯便彻底地拆解掉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则仅具有相对的自主性的铁律、瓦解掉了经济在现代社会中的根基性作用，而向多因素作用下的无限偶然性和可能性敞开了怀抱。在此图式下，原先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基于某种决定关系和必然性的理论与实践的可能性统一也被话语、实践及其效应者的并非必然一致所替代，由此任何革命计划、纲领即使不会遭致直接的失败也将是很成问题的。

⁸从肯定性的角度来看，福柯实施的这种批判旨在对权力进行“至下而上”的分析，旨在关注穿透身体和日常存在的新型权力机制。对国家的直接分析确实在福柯的著作中是缺失的，但这不是出于疏忽

⁹ ，也并不意味着对国家权力之存在的否认，而是反映了福柯认为应该分析（不能被还原为国家形式的）现代权力技术之发展的决心，反映了福柯认为面对以五月风暴为标志的新的社会发展状况和多样的群众运动形式，仅仅根据国家、阶级斗争、生产关系、资本主义剥削来概念化权力关系及其相应的机制、效用的某种不充分性。

这种主要在《规训与惩罚》的历史分析中获得表述的、个体化的权力技术即“规训”虽然经常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式相联盟：“实际上，这两个进程——人员积聚和资本积累——是密不可分的”¹⁰，但是福柯同样在这两个进程之间建立一种有利于“人员积聚”的不平衡的逻辑关系，日益认为规训不是发端于企业、工厂等生产场所，不是仅限于影响生产方式的维持和再生产，反而其本身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出现的一个重要前提：西方经济的起飞有赖于使管理人口和个体、控制社会成为可能的政治的现代性的开启。

就此而言，《规训与惩罚》颇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遗风。归根到底，福柯并不满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劳动力所做的说明，更准确的说，认为这种说明远远不够。在他看来，对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前提的劳动力的起源的解释，既不能仅仅基于作为对耗费掉了的劳动力的生物学上的生殖和恢复之源头的家庭来进行，也不能仅仅基于创造形式上的自由劳动力的社会条件如圈地运动、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来说明。

¹¹ 我们所需的不仅是随时可于市场购得的劳动力、粗放的“人手”，更是“合格的”“正常的”、符合标准的、经济上有用且政治上顺从的主体。在此意义上，以空间隔绝和时间配置为基础的、作用于身的权力技术——规训对马克思主义既是一种冲击也能成为一种重要启示。但是福柯与马克思主义的所有分歧并不能阻止人们站在左翼批判传统立场内对福柯著作有选择地进行马克思主义式的整合与利用。我们将以福柯的同时代人多米尼克·勒古、尼科斯·普兰查斯和我们的同时代人雅克·比岱（Jacques Bidet）为例。

二、福柯同时代马克思主义者“规训”福柯

1、上层建筑相对性的理论家：多米尼克·勒古的福柯多米尼克· 勒古站在作为历史真理的、科学的阿尔都塞式的结构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列宁哲学传统的基础上，对发源于巴什拉而途经康吉莱姆并发展至福柯的法国历史认识论进行了一种唯物主义的阐释。

勒古一开始就意识到嫁接巴什拉与历史唯物主义将会遭受到的来自两个方面的攻击和质疑：或者认为是将马克思的哲学、“辩证唯物主义”还原为一种重组了的巴什拉式的认识论，因而背叛马克思；或者认为是为了自身的目的窃取巴什拉的思想，因为违背了巴什拉。但是他坚持认为珍视巴什拉思想中对理论与现实关系的关注必然符合巴什拉本人的心意。

他首先着重概要性地阐明了巴什拉历史认识论的基本要点和理论局限：立足于 20 世纪初以爱因斯坦相对论为基础的现代物理学的迅猛发展——在现代科学实践层面，现实/思维对子的消失与模糊化具有颠倒哲学/科学关系的作用，巴什拉一方面意识到哲学所操持的话语与新科学所使用的术语之间的矛盾、两种不同话语之间的脱节和紧张关系、哲学观念相对于科学进展的滞后，使得哲学成为了科学进步的某种障碍，成为认识论障碍和意识形态之代表，而科学实践反而成为我们反思、颠覆哲学的支。

另一方面注意到将科学知识作为其对象的学说必须重视对象即科学知识、真理标准的历史性，必须重视科学知识之生产的现实（历史的）条件，这样，必须将历史引入认识论。巴什拉提醒我们警惕：（诸）科学的历史，并不按照按年（累进的）发挥作用，它有着自身的时间（节奏）。但在所有这些洞见之外，巴什拉的所有认识论概念诸如“科学精神”、“应用理性主义”和“科学团体”等都受到心理主义的困扰和纠缠。

¹²作为巴什拉之继承者的康吉莱姆通过在认识论方面重视科学概念之生产的历史性，使得科学的历史获得了批判的优势。每一门科学有着其自身的运动、节奏以及特殊的时间性；它通过重新组织、断裂和突变先前推进；它转向“至关重要的”节点：在这些节点上时间更为鲜活或者更为笨拙；它经历突然的加速和突然的退却。

最后，它无疑是相对自主的，但是纯粹的“知识领域”不过是一种虚构：一种科学只能被人为地与康吉莱姆所称的“文化结构”隔离开来（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福柯《词与物》的偏斜）。科学的重组得以发生的表面上的偶然性，实际上都与周围的情势、科学的论争、立场的对立联系在一起，如碘的发现与工业需求的千丝万缕关系，而细胞概念的历史与个人概念的历史是不可分割的。

¹³ 尽管其诸多洞见，但是其生物学主义的历史概念促使我们与其保持距离。正所谓成也萧何败萧何，使得福柯获得巨大声望的、其著作中的某种结构主义倾向最终成为其理论进展的掣肘之物。勒古认为，在《词与物》中被以一种不及物的方式考古学的加以思考的不同时代的知识型，明显带有一种去主体化的反人道主义、反人类学的历史和认识理论的论战作用，但其付出的巨大代价则是使得福柯无法思考意识形态的历史。

福柯随后需要做的，正是摆脱知识型的结构主义面向，恢复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关系。虽然《知识考古学》构成了福柯事业中的决定性转折，但是福柯本人对该著作的自我说明——该书具有不同的含义且它所确立的问题式是真实而彻底新颖的——并不充分。因为在此著作中他在哲学上的新立场使得他只是实施了一定数量的、来自历史唯物主义的具有令人吃惊价值的分析；即，按照他本人的说法，他再生产了而不是取代了在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中发挥作用的概念

¹⁴。归根到底，这一新的理论进展是在话语构形的名义下得以阐发的。也就是说，福柯开始有意无意地越出原先假想的、自主的纯粹话语领域，开始了一种建立在对“话语实践”和“非话语实践”的区分之上的初步理论。勒古甚至不无夸张的认为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的所有分析都是建立在这种区分之上。已经生产了“话语实践”范畴的福柯不得不承认这一“实践”并不是自主的，不得不承认构造它的诸关系的转换和变化不是由纯粹的组合行动产生的。为了理解它们我们有必要指涉另一种实践。福柯既要建议去确定陈述之间的联结，同样也要去确定陈述和非常不同种类的事件（经济的、技术的、社会的、政治的）之间的联结。

¹⁵ 勒古虽然称赞福柯对话语实践内在机制、相对独立性的分析，并通过将话语实践与非话语实类比于马克思主义问题式中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来为福柯建立唯物主义之维以便最终达到同化、收编它的目的，但是福柯论述的不充分性即话语实践与非话语实践之间从属关系的不确定性、非理论化状态构成了勒古批判福柯乃至整个历史认识论的根本症结之所在：这种认识论必须承认认识论和科学之历史的实践之间的联系。这些理论家试图以不同的方式勾这种联系，但都归于失败。这种失败是必可避免的，因为这种理论在原则上应当属于他们并不认可的学说，即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福柯遭遇到的困难和最终的相对失败除了在历史唯物主义领域之外既找不到解决之道也产生不了效果。

¹⁶ 换言之，福柯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是不够格的。虽然勒古对于福柯的话语理论并没有进行任何创造性的使用与发挥，但我们必须赞扬他作为一名极其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直觉与本能：事实上正是这种从属关系的不确定性（虽然它在巴里·斯马特看来似乎有着无与伦比的“解放”意义，可以帮助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的权力分析的经济主义中摆脱出来）使得我们迈向即便不是反马思主义立场也是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立场。

2、单向的批判性赞赏：尼科斯·普兰查斯对话福柯 ¹⁷

相较于勒古的保守主义处理方式，晚年尼科斯·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在《国家、权力和社会主义》一书中基于其更为开放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对福柯著作（主要是《规训与罚》）进行了单向的批判性赞赏和使用，并由此生成出了某种极具原创性的、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但是，普兰查斯试图在马克思主义框架中使福柯为我所用时面临着若干重大难题，其首要的就是双方在某些关键点（比如国家问题）上存在着异质性。

这就提醒普兰查斯和我们不能武断地主张两种理论范式的绝对不相容，而需要在某种理论基础上有选择地联结、整合双方。当然，其根本原则在于，福柯的理论应该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某种补充乃至深化而不是替代。后面我们将要考察的雅克·比岱本质上也遵循这一路线和原则。为了对福柯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普兰查斯明确地拉开《规训与惩罚》中的历史分析与《性经验史》第一卷《求真之志》所做的方法论总结之间的距离，并将后者置于从属、次要地位且认为它受到唯心主义的纠缠。

¹⁸ 在他看来，虽然福柯坚持认为现代社会中权力的行使较少的依赖于公开的暴力和镇压而更多的基于与暴力不相协调的微妙机制即规训这一观点使得他低估了国家本身的作用，未能认识到位于现代国家之核心的镇压机器（作为实施肉体暴力的手段）所发挥的绝对性的作用，但是《规训与惩罚》中的若干分析不仅仅能与马克思主义相兼容，而且只有在将马克思主义视为它们的起点时，这些分析才能够得到充分地理解。

虽然这必须要满足如下两个条件：首先，我们必须要对奠定现代权力结构上的独特性的“经济”要有正确的概念；其次，国家与生产关系和劳动的社会分工的关系必须通过空间和时间基质来理解其全部复杂性。¹⁹ 我们将看到，普兰查斯主要受福柯的关系性的权力理论的启发，在对后一条件的细致阐发中不仅为规训、身体的政治技术寻找到了物质基础以便将之纳入马克思主义框架之中，而且为说明国家权力提供了某些新的尝试。

普兰查斯认为生产过程以劳动过程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为基础。这种统一是通过生产关系对劳动过程——生产力的优先性而得以实现的。他甚至引用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的名言来进行论证：从手推磨向蒸汽磨的改变解释不了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直接导向技术主义的传统的经济主义观点是：生产关系最终只是生产力本身的技术过程的结晶化、映射；以这种方式，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被正当的带入生产过程的核心。

对我们而言，正是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优先性导致对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的联结。生产力确实具有不能被忽视的物质性；但是它们总是在既定的生产关系下被组织起来的。

²⁰ 由这种优先性直接流溢出了生产关系中的政治（意识形态）关系的在场性。这些关系既不只是对已经存在的生产关系的补充，也不是以绝对外在性方式作用于生产关系，它们本身就存在于生产关系的构成之中，权力、阶级斗争自一开始就进入经济之中：生产关系不能独立于社会阶级而得到概念化，它们并不在权力关系和斗争之外存在。²¹ 这样，生产和剥削的过程即是政治-意识形态统治和服从关系再生产以及阶级权力实施的过程。就此而言，福柯的规训虽然可以依据场合和情势具有不同的技术、规范、标准以及空间排列、节奏和空间组合、配置，保持多样性和异质性，但它实际上始终以国家暴力为基础（程度不一）并最终服从于一定生产关系和劳动分工的需要。即使那些原先溢出通常意义上的经济领域的规训也并没有摆脱被生产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所殖民、被国家所招安的命运：对于那些超出阶级权力的权力关系，“国家通过活动和作用介入一切权力关系之中以便赋予它们一种阶级相关性并使它们陷入阶级权力网络之中。国家因此接管了中继和补给统治阶级的经济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权力的异质性的权力。”

²² 例如当今国家的一系列活动对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工业重组、教育和职业教育以及诸如住房、健康、交通、社会福利、城市发展和集体消费等诸多领域具有至关重要性。虽然看上去相当异质性的，但是所有这些领域都围绕着国家在劳动力的扩大再生产中的作用被整合起来。这样的再生产不再只是剥削的“条件”；它位于剩余价值生产的核心，通过从粗放型的剥削和绝对剩余价值转向集约型的剥削和相对剩余价值（劳动的生产率）。

在它提供了一种对权力的具体制度的唯物主义分析、在它说明了通过正常化来建立和塑造个体的意义上，福柯著作或者其著作的某些方面被认为确实能够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分析相兼容。另一方面，受福柯的关系性的权力理论的启发，普兰查斯试图建立一种关系性而非实体性的国家学说。

在他看来，国家的政治领域总是以多样的方式显现在生产关系的构成和再生产之中，国家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并不是传统理解的两个相对应的实体，有着自身不变的结构和边界，而是“生产方式本身——经济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总体——确定这些领域的边界，概述它们的领域并规定其各自的要素。”（资本主义）国家不应该被视为一种内在的实体：如同“资本”，它应该是一种力量关系，或更为准确的说是阶级间、阶级成分间这样一种关系的物质凝结。

²³ 正是这种关系及其必然的不平衡性使得“正如不存在拥有历经各种生产方式而保持不变的理论对象的经济一般理论，也不存在具有固定对象的国家-政治一般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中确实无法找到国家的一般理论：不只是因为这些作者出于这种或那种的理由无法完成这一理论，而是因为永远不存在任何这样的理论。”

在没有关于国家的一般理论的意义上，同样不存在从一种国家到另一种国家，尤其是从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国家转变的过渡理论。这种理论的优势在于：一方面能够说明国家具有本质的阶级性和中远期的利益趋势，另一方面能够思考国家形式的多样性及其短期表现出来的“异常”和波动。

虽然普兰查斯对福柯的处理过于急速和仓促，因而留有诸多不够圆融、相互矛盾的地方，但仍不失为一种积极的尝试，他以某种异质性的理论来激活乃至重构马克思主义问题式的勇气与决心值得我们效仿。

三、我们的同时代人：新自由主义语境下“福柯加马克思”

雅克·比岱在其著作《福柯加马克思》的引言中就开宗明义、直陈在当前的左翼批判中协同福柯与马克思的时代必要性：“资本主义全球化遵循着马克思观察到的趋势······但是从资本主义的发展中诞生出来的革命则偏离了轨道。进入舞台的‘新人’不是期盼已久的被解放了的生产者，而是在一切方面被规范化和控制了的主体，新自由主义权力下臣服的主体。

²⁴ 也即是说当前时代的发展归根到底仍未超出马克思的预见，而福柯的观察则有利于我们理解其新的特征。他注意到当前对于福柯与马克思关系的处理通常指向“阶级/种族/性别”三联画，但这一配对方式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问题，因为它会机械地将一方归于剥削而将另一方委托给统治，这无疑会削弱和庸俗化双方的理论贡献。为此我们需要在新的、更具穿透力的基点之上有机地整合双方。这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

他充分地意识到了这是一项高风险的任务，在其推进中必然存在无数的陷阱。要想有效地完成这一任务，首先必须认识到福柯与马克思双方理论上的聚合与偏离点，注意到它们的异质性，注意到它们各自存在的困境和问题，虽然双方将并不是在同一水平上被同等对待。“正是这种矛盾关系——马克思与福柯的亲缘性和排斥性——证明将他们放在一起对当今时代进行分析和批判是正当的。”

²⁵ 比岱试图将双方置于同一个理论框架之中加以处理，准确的说，他试图在一种他称之为以“理性的工具化”为基本特征的现代社会的“元结构”中来进行处理。比岱确实表达了对马克思的某种敬意，他甚至将其“元结构”理论视为一种扩展和完善化了的“历史唯物主义框架”，而认为“理性的工具化”（有意识地与法兰克福学派拉开距离）在马克思那里也获得了充分的表达。

在他看来，实际上马克思是揭示现代阶级关系蕴含的两个“中介”即市场和组织化的第一人。也正是这种二元性构成了马克思历史-经济学分析的枢纽。但问题在于马克思将市场和组织化置于一种目的论图式之中而不正当的处理了它们。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资本主义中辨别出资本的“集中”和“集聚”，在其极限处，每一部门或者甚至每一国家只有唯一一个公司：市场逻辑因此倾向于退却并最终屈服于围绕着协作计划组织起来的秩序，从而为社会主义铺平了道路。就此而言，马克思在某种程度上将市场置于过去一方而将组织化置于未来一方。马克思因此是在一种历史的而不是结构的意义上使用市场/组织二元性。

²⁶ 组织化被不正当的赋予了一种革命和解放的潜能，而实际上双方是彼此不可分割、相互共存的。也就是说，马克思错失了构成统治阶级的一极，即与知识-权力联系在一起的组织化，而片面的侧重分析与财产-权力相关的市场，由此将统治阶级仅仅定义为占有生产资料的阶级，而忽视了构成其一部分的进行组织化的精英，默认了他们实施的知识-权力。

正是在这里，福柯在 1970 年代的法兰西学院讲座具有密切的相关性，因为他提供了有关现代性的“知识-权力”一极的理论。事实上，在从 1971 年到 1974 年的讲座中，福柯相当明确地将分析置于阶级社会的背景之下。福柯认为 18 世纪末的自由主义立法以工人身体为目标（使之适应于生产节奏，从而提供所需的勤勉而专注的劳动力），刑罚的监狱形式相应于劳动的工资形式。

时间被引入资本主义权力系统和刑罚系统之中，而镇压系统是控制与维持生产关系的政治工具。规训的功能在于使人存在的时间服从于生产循环的时间系统。换言之，“规训”呈现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个维度：它某种程度上先于生产，是生产力的生产所必需的。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看，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之中通过斩断规训与资本主义生产界限内的原初背景之间的联系，“象征着不同的规训机构的假想的同源性，连接着不可比较的事物（学校、监狱）的”抽象的“规训”概念开始倾向于占据优势地位。

²⁷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相对于马克思主义传统福柯这里开始的确实是一种具有创造性的重新部署。“事实上，福柯引入了一种全新的分析格栅。他揭示出规训不只是资本主义秩序的一种功能上的需要，而且紧挨着财产和交换秩序，是另一种秩序原则：权力-知识。这另一种权力形式明确地关切到对被认可的知识的占有和应用。它是经济管理所必需的，但是并不仅局限于这种应用。”

²⁸ 福柯正是在将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的权力分析的“经济主义”模式中解放出来的过程中悖论性的将我们引向马克思提出但错失掉了的组织化之维。我们只有将福柯与马克思“相加”，才能出“关于现代社会形式的总理论（overall theory）”。

四、结论与评述

大体而言，所有这些研究者都察觉到了福柯相关思想的价值与一直处于发展中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某种“局限”或者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通过建立马克思与福柯之间的对话，而不是不加审慎地预先判定双方的对立，一方面可以通过福柯来实现对马克思的某种重新理解、注意到马克思那里未曾得到发展的理论资源，从而丰富历史唯物主义的内涵和当代价值；另一方面也是借助于马克思的穿透力“软化”福柯的某种极端化做法，从而使其尽量与后现代主义拉开距离，恢复批判价值的过程。福柯确实注意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某些不同面向和内容，注意到资本主义发展所呈现出的一些新变化，因而作出了自己的理论贡献。但这不应该也不能证伪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本质性规定的正确性。只有将福柯的某些远见卓识纳入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之中，它们才能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和某种新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