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王朝立国后，宋丽继承了两国的传统友谊，高丽奉行交好中原王朝的外交政策，高丽光宗十一年，高丽成为第一个向北宋朝贡的国家。与宋王朝同一时期，中国北方的辽、金先后兴起，中国领土处于南北分治的状态，与高丽陆地领土相接的国家先后为辽和金，迫于辽和金的军事力量，高丽先后对辽和金称臣纳贡。在辽金的阻挠和干涉下，宋丽关系时好时坏，时断时续，一段时期朝贡贸易中断，但海上贸易和民间贸易兴旺，使宋丽间的贸易往来不止局限于政府间的朝贡贸易。无论是官方贸易还是民间贸易，宋商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且对宋丽的交流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宋商对宋丽恢复政治交往的媒介作用

1、宋丽两国间的官府贸易与民间贸易

宋丽间的商贸往来主要有官府贸易(朝贡贸易)和私商贸易(民间贸易)。宋丽朝贡贸易交往受当时国际环境的影响，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宋丽建交的962年到1030年。朝贡贸易虽存在，但高丽与宋的交往更多出于政治目的，都想通过对方牵制辽的力量。第二阶段：从1071年高丽与宋的朝贡关系再度恢复至1126年北宋灭亡。高丽同时对辽宋称臣，高丽对宋的朝贡更大程度上是出于经济、文化目的。第三阶段为高丽与南宋的交往。1126年，高丽向军事力量强大的金称臣，与此同时高丽与南宋也保持了朝贡关系。

除官方的朝贡贸易，民间贸易贯穿宋丽往来的始终。在外交中断，整个两宋时期，贡使不通的三个阶段(宋太宗淳化五年至宋真宗咸平三年，仁宗天圣八年至宋神宗熙宁三年，宋孝宗隆兴二年至南宋灭亡)中，民间的商贸往来成为两国贸易的有益补充。

2、宋商构成宋丽两国外交关系的桥梁

在与辽朝进行礼仪交往的同时，高丽对华夏文明的认同感却始终不曾消失。即位的高丽文宗王徽不甘心向辽朝称臣，对中华文明非常向往，即想与宋朝恢复外交。而宋神宗即位后，支持王安石进行变法，国内局面出现转机，财政和国防力量有所加强，神宗便有心解决西北边防、燕云争端等问题，复萌联丽之心。

于是，神宗熙宁元年和三年，宋商黄慎先后两次到高丽疏通关系。据《宋史》记载，1069年高丽“礼宾省移福建转运使罗拯云：本朝(北宋)商人黄真、洪满来称：运使奉密指令，招接通好”。由此可见，宋商人黄真(慎)，在1071年宋与高丽重新恢复外交关系方面起到了重要的媒介的作用，并做出了贡献。

商人在贸易中传送政府间的牒文、信函更是十分频繁。宋高宗即位，宋商蔡世辛把即位的诏书送到高丽。庆元府(即明州)与高丽交往的牒文也是由商人传送的，“本府与其(指高丽)礼宾省以文牒相酬酢，皆贾舶通之”。宋商吴迪、候林等都去高丽传送过明州的牒文。宋政府对多次完成外交使命的海商予以奖励。在海商往来贸易中，经常传递中外信息。建炎五年，宋朝击败金军，改元绍兴的消息就是宋商卓荣传到高丽的。

宋商人在两国的外交关系方面起媒介作用不只限于一次。据《高丽史》记载，1138年。“宋商吴迪等六十三人，持宋明州牒，来报徽宗皇帝及宁得皇后郑氏于金”；1162年，“宋都纲候林等四十三人来，明州牒报云：宋朝与金举兵相战，至今年春大捷，获金帝完彦亮”等等。以上事实充分说明商人在宋王朝受到较大的重视，社会地位也有了显著的提高，他们不仅从事宋与高丽之间的贸易，还在两国的外交活动方面往往起到了桥梁的作用。

二、宋商对宋丽文化交流的促进作用

在宋代以前，有外交出使他国而形成的文化交流，也有为输入宗教发展而成的文化交流。但像宋代，以商人为文化交流的媒介，以商业获利为目的进行的较大规模的文化交流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商人活动的目的只在求利，但所运者既然是作为文化载体的文物，商人便在无意中充当了文化的使者。大量宋商前往高丽进行贸易，形成了一种文化的双向交流，成为两国间文化交流的桥梁。

1、高丽佛学古籍回流宋朝，两国僧侣相互往来

由于中国经过唐武宗的会昌灭佛运动和唐末五代时期的战乱，佛教典籍散佚甚多。935年，中国四明沙门子麟前往高丽求天台教籍，所得甚丰。960年，吴越王钱俶也遣使到高丽求取佛籍，得到高丽光宗王的应允，使天台宗典籍又得以传回中国。

大觉国师义天在元丰8年来华求佛法时，曾献华云所造《华严搜玄记》、《扎目章》、《无性摄论疏》、《起信论义记》，贤首所选《华严探玄记》、《起信别论》、《法界无差别论疏》、《十二门论疏》、《三全诸章门》，清凉所选《正元新译华严经疏》，圭峰所造《华严纶贯》。回到高丽后，他又以金书大经三译本共170卷回赠净源法师。这些古籍的回流，对增补中国文献的内容，贡献颇大。

989年，高丽遣僧如可赴宋请《大藏经》，宋“至是赐之”。991年高丽复遣使者请《宋藏》，宋又赠送一部。1022年，高丽遣使特备中布二千端，作为笔墨价资，又求佛经一部，宋真宗予以免费，送给高丽一部《宋藏》。此外，高丽还派使者、商人、僧侣在宋购买其他经卷。高丽政府甚至出高价委托宋商徐戬在杭州雕造《夹注华严经》，1087年徐将此书送交高丽。

高丽僧侣到中国求佛法，就是通过商船的运送得以顺利往来。例如，高达寺元宗大师慧真，在景福元年春“适有商舶入汉者，遂寄载而西”。后来，“适值本国归舟，因而东掉”。（《京畿道编》）高丽僧统义天大觉国师，也是于宋元丰八年(1085年)四月庚午，率弟子寿介等十余人，微服至贞州寓商船赴华。

2、宋丽医学上交流密切，众多宋医入高丽行医

据记载宋朝特派名医王愉与徐先万里迢迢到高丽，为高丽文宗风痹病进行治疗。1074年，宋朝名医、扬州医助教马世安等八人到高丽为文宗医治。1078年，高丽文宗“病，仅能拜命，且乞医药”。翌年，宋神宗派遣使“王舜封夹医往诊治”。

1080年宋医马世安又前往高丽。1103年宋医官牟介、吕丙、范之才等人到高丽行医，并在高丽“教训医生”。1122年，又有两名宋医赴高丽，此外，“颇有学识、尤精于医”的北宋进士慎修及其子慎安之，来高丽定居供职，并终老于高丽。高丽“自后通医者众”，并正式设立药局和建立医官制度。

在医学上的交流还表现在药品和医书的输入上。在北宋与高丽两国的官方贸易和民间贸易中，药品占很大比重。公元1078年，宋应高丽之请，派邢造前往高丽，并带去药品一百种。而高丽输往北宋的药品，品种和数量也都很可观，尤以人参最为珍贵。北宋对医学的重视，刊印许多医书，高丽政府常遣使向宋求医书。北宋多次慷慨相赠，如《圣惠方》等，同样，北宋有些医书失传，也向高丽请求失传的医书。如宋神宗时，宋医官马世良自高丽返国时，带回《东观汉记》等书。高丽还向北宋赠送失传的《黄帝针经》等书。

3、书籍的相互流传，成为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

高丽于“海外诸夷中最好儒学”（《绳水燕谈录》），加之中国典籍在朝鲜半岛的广泛传播，到宋代，已有不少中原佚书出现在高丽。高丽宣宗七年(1090年)七月，高丽使、户部尚书李资义等入宋，次年，李资义使宋归来，带来宋朝皇帝的旨意：“帝闻我国书籍多好本，命管伴书所求”书目录授之。乃日，“虽有卷第不足者，亦须传写附来”。宋朝向高丽所求书籍共为128种，《高丽史》全文载录了这则书目。高丽王朝能送来多少不得而知，但这表明高丽在保存中国文化方面有过重大贡献。

4、宋丽“乐工”来往频繁，促进音乐共同发展

宋神宗熙宁年间，高丽派使向宋“请乐工”。宋派乐工前往，数年之后回国。其后，元佑、政和、宣和年间，高丽又请求“大晟雅乐”和“燕乐”，宋也满足其要求，派乐工前往传授，并带去乐谱。高丽国有大乐司、管弦坊、经市司三种音乐机构，乐工近千人。其中一部分乐工专门学习从宋传来的音乐，同样，高丽音乐也传入北宋。1076年，高丽还向北宋“献伶官十余倍”（《宋史》）。宋丽两国频繁来往的乐工，自然对两国的音乐发展起了有益影响。

三、总结

宋丽之间的商贸活动虽是经济行为，但商贸品中的器物的交换，对两国文化的传播起到了促进作用，使得两国从文化书籍到日常用品，从科技医学到文明礼仪，都受到商贸往来的影响。同时在宋丽的外交方面，作为商贸活动的运作者的宋商，更是在宋丽外交舞台上担任重要角色。

参考文献：

1、《中韩古代关系史论》

2、《中韩交流三千年》

3、《宋丽关系史研究》

4、《中韩关系史》

5、《朝鲜半岛与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