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近期最大的新闻是什么？
应该就是那场导致数百考拉丧生的森林火灾。这些安静、慵懒、憨傻动物在面对汹涌火势时，不会发出声音，只懂得蜷缩在树上。这样的场景光是想想，就足以令人心碎。
考拉是澳洲的宝贝，也是全世界的宝贝，它几乎可以说是澳洲的代言人。
不过通常来说，一个国家应该还有一个代言人，一般是它国内行政权力最大的人。比如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John Trump）、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还有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
但要是问澳大利亚的总理是谁，也许大部分人会傻眼，给不出答案。因为这个位置上的人实在没有什么存在感，远远比不上本国的考拉。
这也许是由于，比起澳洲的政治，我们通常更关心它的留学、度假、移民和奶粉代购；但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它的总理更换得实在太快。可能在我们记住这任澳大利亚总理的名字之前，他就已经被换掉了。
如视频中提到，自2007年以来，澳大利亚开始频换总理。12年内，澳大利亚总共换了8任总理。这种速度令人瞠目结舌，个中缘由，还归结于澳大利亚的建国历史。
澳大利亚在1788年开始成为英国的犯人流放地。注意这个时间点，为什么是这个时候？因为这时北美已经独立了。
在北美独立之前，作为宗主国，英国常常将国内的犯人输送到北美。当美国于1783年独立之后，它便拒绝再接收来自英国的犯人。
此时英国本土由于经济正处于农业经济向商业贸易的转型中，贫富差距逐渐拉大，犯罪率高居不下，犯人数量激增，本土的监狱已经装不下如此之多的囚犯了。而设置在泰晤士河上，以废弃船只改装而成的临时“囚船”上，由于犯人的生活条件极差，时间一长，本是监禁，结果变成死刑了。
泰晤士河上的临时“囚船”
英国政府不得不再寻求一处犯人流放地。有人建议将由英国航海家库克船长（Captain Cook）发现并占领的东澳大利亚的植物湾开辟为流放犯关押地。
这一建议得到积极反响，英国政府就此进一步进行考证并提出议案。分管这次殖民活动的英国内务大臣悉尼子爵托马斯·汤森（Thomas Townshend）对此尤为重视，很是赞同。
库克船长
1770年，从英国出发前往塔希提（Tahiti）的库克船长（Captain Cook）首次登陆澳大利亚东海岸的植物湾（Botany Bay），并占领澳大利亚东部，将其命名为新南威尔士（New South Wales），这是欧洲人首次宣布拥有对澳大利亚的主权。
1784年，英国议会通过法案，决定在澳大利亚建立流放犯殖民地来关押英国罪犯。正是这一决定，使得澳洲最终成为一个由“犯人”建立起来的独立国家。
早期被派去澳大利亚看管犯人的总督，并未接到关于如何惩治犯人的命令，他在这里的首要任务是生存，并发展经济，只有这样整个殖民地才能够自力更生。当英国的犯人到了澳大利亚以后，很容易就能够获得赦免。因为赦免一个犯人就意味着政府不需要为他的日常饮食负责，从而减少配给，减少政府的开支。
实际上这些犯人也并非什么穷凶极恶之徒，当时英国的法律审判极为严苛，一点点小过错就会被判流放。这些人中有律师、建筑师、测量员、医生、教师、艺术家......无论什么工种都应有尽有，于是地方长官便让他们从事专业性较强的工作。
这些来自英国的犯人在澳大利亚工作、结婚、生子，很多人获得赦免后也选择仍然留在此处，久而久之形成了一个社会群体，他们彼此之间也产生了一种与英国本土不同的共同体情感。
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澳大利亚本土萌发了主体意识，对殖民地自治的诉求也日渐增长起来。
经过反复讨论和谈判，1852年，英国政府宣布除西澳大利亚洲以外的澳洲殖民地，都可以进行自治。到了1901年1月1日，几个英国的殖民地组成了第一个隶属于英国的澳大利亚联邦（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1931年，英国国会通过《威斯敏斯特条例》，也即《西敏寺法令》，宣布英国政府从此不能再干涉自治领的内部事务。同时英国君主仍然保留其他自治领的国家元首地位，但须以“自治领国王/女王”自称。
也就是说，接受威斯敏斯特法令的自治领，尽管国家元首依然是英国君主，但实际上就已经相当于独立了。
《1931年威斯敏斯特条例》
1942年，澳大利亚正式采纳西敏寺法令，脱离英国，正式获得立法、国防和外交方面的完全自主权，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英联邦国家。它采取流行于英联邦国家的西敏制（Westminster system），即沿循英国的议会制民主制，这就为它后来的总理频换埋下了伏笔。
与其他英联邦国家一样，澳大利亚名义上的国家元首是英国君主。可是，英国君主不可能长期待在澳大利亚，因此便有了总督一职，他是英国君主的代表，在《澳大利亚宪法》下代替君主行使职权。
现任总督大卫·赫利（David Hurley），2018年12月，在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森的推荐下，女王任命赫利在彼得·柯兹葛洛夫爵士退休后接任澳大利亚总督一职。2019年7月1日，赫利正式宣誓就职。他是澳大利亚第26任总督。
总督由总理向女王提名，女王通常都会采纳总理的建议，所以澳大利亚的实际最高决策人还是总理。
现任总理斯科特·约翰·莫里森（Scott John Morrison）
不过有趣的是，澳洲宪法中对国会、议员、责任政府、部长和内阁的性质和职责等都有明确规定，但从未正式定义“总理”一职。澳洲宪法“综述”一章中提到：
“总督的保留权力包括任命或解除总理职务的权力”。
这种权力来自惯例，但除了1975年的宪政危机，很少有总督真正行使这个权力。
1975年澳大利亚宪政危机（又称“解雇门”）被认为是二十世纪澳大利亚历史上最严重的政治和宪政危机，其最终导致了惠特拉姆总理大臣领衔的工党政府于1975年11月11日被时任总督约翰·克尔爵士解散。图为“解雇门”一事被公众所知晓后，抗议人群于1975年11月11日在下午大约6时45分占领了悉尼市政厅外边的乔治街道。
根据现行宪法，澳大利亚议会由澳大利亚君主、众议院、参议院组成。众议院，即下议院，有150个议席，任期3年；参议院，即上议院，则共有76个议席，任期6年，每3年改选一半
2016年澳大利亚议会选举情况。澳大利亚联邦议会成于1901年，由女王、众议院和参议院组成。议会实行普选。众议院有150名议员，按人口比例选举产生任期3年，在众议院中获得76个或更多议席的政党或政党联盟将获得执政权，其党首将担任总理。参议院有76名议员，6个州每州12名，2个地区各2名。各州参议员任期6年，每3年改选一半，各地区参议员任期3年。
澳洲总理的产生非常简单：哪个政党在下议院（众议院）获得超过半数的席位，该党领袖便成为澳洲总理。澳大利亚现在有四个主要政党：工党、自由党、国家党和绿党。
前文提到，澳大利亚采取的是西敏制，在西敏制内，理论上议员可随时发起更换本党领袖的表决投票，一旦有议员质疑本党领袖的领导能力，在任党领袖也可能宣布进行一次党内表决，以重新巩固其总理地位（当然也可能因此丢掉总理一职）。
也正因为如此，如果执政党在任期内更换领袖，总理也随之更换。这一更换并不需要通过民众的投票表决，因为他们在一开始所投票选择的就是执政党而不是候选人（当然，他们也可以把票投给自己喜欢的候选人所在的政党）。
所以，澳洲总理有如走马灯的更换速度，家常便饭般的“逼宫”现象，是符合制度规定的。
这一机制的设立，本是防止党首的政策违背民意，或执政能力明显不足时，通过更换党首，修复与民众的关系，从而避免出现重大错误。
然而与西敏制的发源地英国相比，澳大利亚近年以来的总理更换的确是过于勤快了些。
其一，这也许是来自于他们的群体特征——反权威。澳大利亚历史学家约翰·布拉德利·赫斯特（John Bradley Hirst）曾在他的著作《你一定爱读的极简澳大利亚史》（Australian History in 7 Questions）中说道：
“澳大利亚历史中在我看来最具挑战性的问题，得到的却是人们普遍相当自信的答案。这个问题就是：犯人对我们的民族特征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人们给出的答案：他们让我们成为反权威民族。”
《你一定爱读的极简澳大利亚史》
作者：约翰·布拉德利·赫斯特
译者：孙菲
出版社：广西师大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年
其次，提出动议和通过动议的标准太低，只要有一位执政党议员觉得党首不合格，提出挑战的动议，第二位执政党议员背书，就能启动表决程序。过半数同意，就可以废除总理。这使得它很容易沦为党争的工具。
工党的例子就很能说明问题。
2010年，工党的朱莉娅·吉拉德（Julia Gillard）成功逼宫陆克文（Kevin Rudd），工党内部的派系斗争逐渐浮出水面。在接下来的三年中，这二位的激烈角逐和工党内部的分化和混战，使得工党逐渐失去选民的好感，认同度大大降低。陆克文在最后一次击败吉拉德上台后，仅三个月，执政党就换成了自由党。
其三，澳洲总理的任期比大部分的国家都短。众议员任期三年，这就意味着联邦大选每三年就要进行一次，但是日期却是不固定的。因为在议员任期结束前，总理可以适时（最有利于执政党的时刻）宣布解散国会，颁布选举令。
2016年，时任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Malcolm Turnbull）就曾在5月8日宣布解散国会，于同年7月2日进行大选。
一届任期只有3年，相当一部分时间、精力还要花在选举上，很难制定长期执政规划。这导致人们对执政党信心的衰退，造成一个恶性循环。
最后，澳大利亚的民主政治近年来越来越受民粹主义的影响，它过于看重民意调查的结果。
这容易被政治家利用，成为谋取个人利益的工具。第28任总理托尼·阿博特（Tony Abbott）下台后就曾抱怨媒体通过民意调查制造惊恐，改变澳洲政坛。虽说阿博特下台的根本原因恐怕在于他出台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得罪了多个社会阶层，使得他的支持率不断下降，但媒体在这时对其负面形象的持续渲染，最终成为击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当然，政党更替的结果最终都会反映到政策的实施上。澳洲选民选出一个执政党，无非是希望该党能够出台更好的政策，带来更好的生活。
这就意味着，澳洲执政党首要解决的有两大问题：
首先是经济问题。随着全球化的进程，澳洲不断地卷入到国际事件中。与他国的贸易往来自然使它获得了很多好处，由于拥有大量优厚的自然资源，澳洲仅靠出口原材料就能大赚一笔。但同时，它也不得不受全球局势的影响，且一旦买家需求减少，澳洲就会变得相当被动。
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澳大利亚依靠实施大规模刺激性支出、大幅降息、以及中国对煤炭和铁矿石等原材料的广泛需求，才没有使澳大利亚像其他国家一样出现经济衰退。与此同时，政府为应对全球经济危机采取的措施的消极影响开始显现。
为了刺激经济发展，澳洲使用了大量的公共开支，而这使它的经济从盈余转为背负巨大的债务，出现了债务危机。又由于澳洲过于依赖资源经济，从而面临经济结构失衡的困境。随着其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对原材料需求的减少，如果不降低对资源行业的依赖，澳大利亚经济增长将面临减速。
对于这一问题，澳大利亚至今似乎并没有哪个政党能够很好地解决。
其次是难民问题。这在澳大利亚一直是个棘手问题。早在1970年代中后期，澳洲就已经开始接收一些难民， 到了1999年，随着东南亚经济危机后引发的社会动荡，澳大利亚一次性遭遇了75艘难民船抵境，人数达到4175人。这立刻引发了澳大利亚社会的轩然大波。
2001年，澳大利亚为了阻挡来自阿富汗和伊拉克的难民，严禁装载难民的船只入境并强行控制船员，在国际压力下，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分担了难民的隔离拘留，但最终没有允许任何难民入境，而是把他们分配到邻近的国家。
尽管遭到了联合国难民署和西方国家的批评，但时任总理约翰·霍华德（John Howard）坚决实行了所谓的“太平洋解决方案”。
局面很快反转，陆克文上台后批评前任政府缺乏人道主义精神和国际责任感，他废除了太平洋解决方案，并将难民处理中心设立在国内，这样做的后果就是澳大利亚面临的难民压力急剧增加。
到了2012年，抵达澳大利亚的难民达到惊人的1.7万多人，吉拉德执政的最后6个月，难民人数又增加1.3万以上。这酿成了澳大利亚前所未有的难民危机，也是工党政府丧失政权的又一重要原因。
2013年，阿伯特政府上台之后，近乎残酷地将难民抵制在澳大利亚海岸之外。他重声申自由党政府的保守主义政治立场，但是他同时也承诺愿意接受1.5万名左右的中东难民，这无形中增加了澳大利亚的压力和恐慌度。
更为夸张的是，2019年5月，难民们本期待着难民政策更为宽松的工党成为执政党，然而对难民态度极为强硬的自由党的莫里森在大选中连任，引发了难民的恐慌，甚至有人试图自杀。
澳大利亚难民
在这个问题上，要如何同时顶住国际舆论和国内压力，又是澳洲总理面临的一大难题。
澳洲总理的频换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政治制度的问题，它其中包含着大量历史因素、现实因素和国际影响。如今澳大利亚各大政党也在积极寻找解决办法。
关注澳洲奶粉和UGG的我们，也是时候关注一下它的政治情况了。在全球化的今天，受到影响并不只是澳洲，还有我们每一个人。毕竟，没有人是一座孤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