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祥
“小幺小儿郎，背着那书包进学堂……”只要听到《读书郎》这首歌，我就情不自禁想到自己儿时背过的三种书包，心里翻江倒海、五味杂陈。
我的第一个书包，不是肩背着的，而是用胳肢窝夹着的。八岁，上一年级。上学前一天，书包还没有着落，母亲说没钱买，叫父亲赶紧想法子。父亲一声不吭，蹲在门槛上抽闷烟。半晌，父亲从厕所阁棚上，翻出来一个“六六六”粉空口袋，一股怪味，直呛人鼻孔。这是一种黄色的油皮纸，表层涂有防潮胶水，比其他纸袋结实耐用。父亲长满老茧的手，拎起纸药袋，高高举过头顶，一下，又一下，使劲朝门前的石磙上掼，沾在上面看不见的药粉，像雾一样弥漫，呛得父亲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终于，油皮纸袋掼干净了。父亲拿回屋内，剔除了曾经装药的内胆，选了口袋中间夹层纸，用剪刀裁了数片长方形，一层一层，用粥米汤粘起三层厚，再三叠二折。父亲像变魔术，二支烟功夫，就做好了一只长方形口袋，没有拉链，没有包带，简简单单，但不免有几分寒酸。这，就成了我上学的第一个纸书包。
在学校，虽说也有与我一样背纸书包的同学，但屈指可数。多数同学背的书包，旧归旧，丑归丑，起码是正规的布书包。看到人家神气十足的样子，我羡慕，我嫉妒。
人有脸，树有皮。渐渐地，我开始嫌纸书包太土，就在母亲跟前又哭又闹，不愿背这丢人现眼的纸书包。母亲总是不耐烦地说：“没钱，没钱。书包，能放书就行，将就些吧。”可我并不知母亲的难处，依旧任性耍赖，动不动要她换书包。有次，一向温和的母亲，被我要书包要急了，居然拿鞋底打了我一顿。后来才听说，两个哥哥因学费拖了半年，学校追要，把母亲喊去学校训了半天，当时她正在气头上。
也许，后悔不该打我；也许，被我纠缠够了。到我上五年级时，一个冬天的晚上，母亲悄悄将父亲一件补丁摞补丁的旧青布褂子，用剪刀剪了，挑几片补丁少些的布，照着煤油灯，一针一线，做了一个书包。我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书包角有块补丁，书包背面也有二块小补丁。书包带也是布条接布条用线绗的。书包正中间，手巧的母亲用红布缝了一个不标准的五角星。我背上布书包那一刻，甭提多高兴。
我读高一，正逢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我家包了五亩地。虽说父母亲没以前苦了，但挣的钱却比原来多。当年，不但还去了八百多元陈年债务，还余了几百块钱。
春节前，母亲上马庄赶集，不声不响地替我买回了一只三块多钱的黄帆布书包，跟军人背的那种一模一样，老漂亮了。虽是仿制品，可那是我朝思暮想、梦寐以求的宝贝疙瘩。我左看右瞧新书包，一下明白了：不是父母小气，更不是不疼爱我，原来是腰里无铜、没法逞雄啊！
我的书包，从纸书包、布书包再到帆布书包，酸甜苦辣，滋味全有。不得不承认，我们那一代人，书包背得好沉、好沉。
如今，孩子们背的书包，单式样就有很多种，书包品牌更是林林总总。眨眼之间，做梦也想不到，同为书包，今昔却是天壤之别。今天，赶上了好时代的孩子们真是幸福无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