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46年10月，一对来自河北的小两口董健民（妻子）23岁，钟琪（丈夫）25岁，带着刚刚两岁的孩子，乘坐一艘客轮赶往东北大连。
刚上船，董健民和钟琪夫妇就立刻察觉“情况不对”，平时前往大连的货轮熙熙攘攘，各种嘈杂声交织在一起，充满烟火气。
今天这趟船却十分安静，乘客们大多正襟危坐，并没有叫喊的小商小贩，也没有抱着孩子的大姐。
既来之，则安之；董健民和钟琪没有表现出慌乱，他们抱着孩子按照船票找到指定位置坐了下来。 当轮船驶入渤海湾的时候，突然遇到了国民党军舰的炮火阻拦。
国民党的军舰先是击中了船身，董健民和钟琪的孩子不幸被弹片打伤，船被困在了海上，紧接着就走上来一群带着武器的国民党特务。
他们无论男女老幼挨个都进行搜查，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并且还大声吆喝着“有没有共产党？”
船上已经乱作一团，董健民和钟琪表现得从容淡定，夫妻俩彼此交换了一个眼神，趁着国民党特务还没有察觉的时候，二人当场站了起来，一家三口相拥着，毅然跳进波涛滚滚的大海……
特务们方如梦初醒，为首几人大声喊着：“快把他们捞上来，一定要找到‘小本子’。”
这对青年夫妻为何要抱着孩子突然跳海？特务们说的“小本子”又是什么呢？
图｜董健民一家三口合影
一、心中丘壑，眼存山河
董健民，1923年出生于河北省静海刘祥庄村（今天津市静海区蔡公庄镇刘祥庄村）一户贫苦的农民家庭。
家里兄弟姐妹四人，董健民排行老三，父亲名叫董绍棠，毕业于南开中学，学习成绩优异。
原本想着继续深造，无奈家境贫寒，董绍棠主动辍学回家、赡养父母，把读书的机会让给了亲弟弟董秋斯。
董秋斯于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前考入北平燕京大学，他是当时燕大学生运动负责人、新中国著名文学翻译家。
期间，董秋斯将自己的独生女董仲民交由哥哥董绍棠抚养。
诚然，当时的革命烽火已经烧遍华夏大地，可天底下的劳苦大众还没有迎来真正的解放。
诸如董绍棠这样的怀才不遇的学子大有人在，因现实所迫，只能放弃深造机会。
董健民天资聪颖，幼时在姐姐与父亲的教授下，学起知识来又快又扎实。
1929年，6岁的董健民被父亲送到小学念书。
老师很快就发现这个学生与众不同，自己往往才说了一遍解答难题的知识点，董健民就能“举一反三”，列举出不同的解答方法，接受新知识的速度比大部分同学都要快。
老师们都夸她过目不忘，将来必定能考上一所重点大学。
然而，董健民10岁那年，她迎来人生第一次重大打击。
某天晚上，父亲董绍棠单独找到董健民：“健民，我和你商量一件事。”
“父亲您说。”
今年庄稼地收成不好，你堂姐董仲民最近身体抱恙，需要送去镇上找个老中医调理身体，你看能不能……
话还没说完，董健民就已经猜到父亲的想法，他当即说道：“没事，我自己在家学习一样，把钱留给姐姐治病。”
她离开学校那一天，老师们无不痛心疾首：“一个学习的好苗子，却因现实问题被迫离开学堂。”
辍学后的董健民除了帮助父母做些力所能及的事，贴补家用外，她也会在农忙之余捡起书本自学。
叔叔董秋斯得知董健民主动辍学后，经常寄一些进步书刊给老家的孩子们看，让她们接受革命思想。
不仅如此，董秋斯还会通过信件刻意向董健民的人传播红色思想。
在这种环境下，董健民与姐姐们逐渐成长为一名有志青年，更滋生出为国为民的雄心壮志。
转眼已是1939年，16岁的董健民摆脱了青涩的稚嫩，成为一名落落大方的进步青年。
这一年初，父亲董健民终于下定主意，他认为自己的弟弟董秋斯不仅学识渊博，且很有思想，这几个孩子应该要送去他的身边，将来会有个更好的前途。
思来想去，董绍棠亲自给董秋斯写了一封信，详细阐述了自己的想法。
没过多久，董秋斯的回信就送到了刘祥庄村，内容很简单，她十分欢迎董健民三姐妹来到自己身边学习生活。
图｜董秋斯
1939年春节刚过，董健民和亲姐姐董清民、堂姐董仲民，在叔父董秋斯的指引下，从天津老家渡海南下前往西北地区。
刚看到几个孩子，董秋斯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今后跟着我恐怕要吃苦，想退出还来得及。”
这并非董秋斯危言耸听，1939年，正值全面抗日战争进入到白热化阶段，侵华日军四处烧杀掠夺、无恶不作，百姓们民不聊生。
尤其董秋斯这样参与革命活动的进步人士更是危险万分，稍不留意，就很有可能为国捐躯。
然而，董健民三姐妹的心中早就有了打败日军的想法，年仅16岁的她对叔叔董秋斯说道：“我要参加共产党，去前线打败日军。”
两位姐姐同时附和。
听到孩子们这番话，董秋斯特别开心，因为她们身上代表了华夏民族今后的希望，日军是绝对打不垮我们的。
1939年5月，经组织批准，董健民三姐妹跟着“华侨司机归国服务团”车队去了陕西西安。
按照董秋斯的想法，革命圣地延安大门随时敞开，全国各地无数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延安，聆听毛主席、周总理的教诲。
没有任何一个地方会比延安更适合年轻人。
二、偶遇真爱，董健民和钟琪成革命伴侣
俗话说——真金不怕火炼。平时表决心，不代表到了前线就真的是英雄好汉，好钢还需千锤百炼，延安就是一所革命大熔炉，给了中国青年进步希望。
到达西安后，董健民一行计划在泾阳县安吴堡青训班学习三个月，于1939年9月初再去延安。
不幸的是，董健民的二姐董清民在途中因病去世，最后只有董健民和董仲民参加了青训班。
1939年11月，董健民和董仲民在青训班学习结束后，由叔父董秋斯的引领来到革命圣地延安。
20世纪40年代初，延安是中共中央最为重要的核心，尽管物资匮乏、条件艰苦，却是所有中国进步青年的乐园。
在这里，董健民遇上了许多爱国青年，大家年纪相仿，每个人来延安之前都有着一段故事。
董健民姐妹俩顺利抵达延安后，一起进入陕北公学学习，她们不仅要学习文化知识，还要进行军事训练，接受组织上的考核。
根据课程安排，所有学员每天清晨5:30必须出操、风雨无阻；上午学习理论知识，或听中央领导人报告；下午进行军事训练，男女平等，生活被安排得有条不紊。
许多学员为快速提高成绩，选择私自“加练”。董健民姐妹俩就是如此，二人刻苦学习，经常大半夜还在宿舍里点油灯，仔细揣摩中央领导人的报告，撰写学习心得。
经过一年的刻苦学习，1940年，董健民与董仲民通过层层考核，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
那一年，董健民才17岁、董仲民19岁。
图｜董健民
不过，党员的身份和工作都是相互保密，姐妹俩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分属不同的部门工作，之后就很难见上一面。
1941年，18岁的董健民进入中共中央社会部机要处工作，主要负责截获敌军重要情报。
这个部门是延安又一重要神圣组织，当时年仅18岁的董健民因各方面考核过硬，且本人学思敏捷、做事不拘一格、心思较为细腻，这才让中共中央社会部机要处将其破格选拔。
董健民虽然年纪轻轻，但是很有自己的想法，加上专业知识扎实，她曾几次截获敌军重要情报，使得八路军化险为夷。
机要处的工作异常繁忙，不分白天黑夜往往有了情况，机要员随叫随到，必须在短时间内破译出敌军情报，不能贻误战机。
鉴于此，机要处70%以上的工作人员都是男性，而部门里边好不容易来了一名女同志，这群大小伙子心情免不了就会有些起伏，实乃人之常情。
在工作期间，董健民认识了一名同样来自河北的革命战士，他的名字叫做钟琪，原名陈贯忠，比自己大两岁，籍贯是河北省沧州市献县淮镇李家洼村，距离董健民老家刘祥庄村直线距离不过130公里。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董健民与钟琪称得上是半个老乡，因而他们在生活习惯以及观念认知上有许多相似之处，显得格外亲切一些。
插句题外话，老人们常告诫子女：“今后找人必须找本地或者门当户对，竭力反对远嫁。”
这种思想或许有些，但绝对称不上“封建糟粕”。因为人在一个地方生活久了，会主动适应这个地方的饮食文化包括气候。
贸然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很有可能就会“水土不服”。
比如，南方的朋友去北方上大学，起初肯定不会习惯干燥的天气。饮食方面，南方朋友喜欢吃米饭，西北地区则是面食当家，这就是两地的饮食习惯和气候差异。
往往我们外出工作或学习时，遇上老乡时不由自主地就会产生亲近感，若是各自说上两句乡音，那甭提多舒坦了。
董健民与钟琪同样如此，二人都是河北人，为了共同的革命理想渡海南下，远赴陕西延安。
在人生地不熟的环境碰上老乡，肯定会显得亲切，这同样是人之常情。
钟琪虽祖籍是河北献县，但他很小的时候就随父母以及五个兄弟姐妹辗转来到山西太原生活。
1928年，钟琪进入太原正太铁路扶轮小学念书；1934年，钟琪考入太原三晋中学；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钟琪一家逃难至陕西西安。
平心而论，钟琪的家庭条件比董健民家里要富裕不少。钟琪父母来到山西太原后，曾给地主家打杂、扛活，后来在当地铁路部门找到工作。
由于是“双职工”，生活条件逐渐改善，相当于“旱涝保收”。
可是国家正值危难之际，有志青年纷纷选择参军报国，董健民也有同样的想法，他于1937年参加了耀县（今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抗日游击队训练班”。
被父母发现后，却遭到二老的斥责。
图｜延安青训班
父母认为自己家条件不差，钟琪还是三晋中学的高才生，没必要以身设险，倒不如老老实实留在家里继续念书。
等到日子太平后，可以去天津、北京继续念书深造，进入政府部门工作，这可比参加革命更加稳妥安全。
我们不能以此就认为钟琪的父母不识大局、阻挠抗日。这两位老人家在铁路部门工作受了不少苦，私底下曾给公益组织捐款捐物。
老人家们还是想让子女安安稳稳过完一生。参加革命前途未卜，许多抗日义士为驱逐日寇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奉献了宝贵的生命，父母肯定不希望自己儿子也这样。
自古忠孝难两全！钟琪有着自己的想法，他一方面没有脱离“抗日游击队训练班”，另一方面请五个兄弟姐妹和自己一起说服父母。
1938年初。日军攻占大片华东地区，兵锋直指西北。
此时的钟琪再也坐不住了，他当即找到母亲跪倒在地，“砰砰砰”磕了三个头后说道：“母亲，我从小到大什么都听你的，但这一次请你尊重我的想法。
如今日寇已经把战火烧到咱们家门口，若不强硬地抵抗还击，咱们将来都成为亡国奴啊。
您并非不知好歹，为何别人家的孩子都能上战场，就我们家不行呢？”
这番话说完，钟琪与母亲皆泪流满面。最终，钟琪终于说动母亲，他和两个同乡青年来到陕西延安，于同一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来到延安后，钟琪先后在“抗大”和马列学院学习，1941年初被调入中央社会部机要处工作，
进入机要处工作前，钟琪接受了专业训练，将“不管在什么情况，绝不可能泄露党的机密”的这条纪律深深植入脑海里。
实际工作后，钟琪在业务上刻苦钻研，为人谦虚诚恳，经常把组织上发的日用品和补贴分给其他有困难的同志。
在延安进行大生产运动中，钟琪积极参加生产劳动，被同志们共同评选为“积极分子”，受到党组织的奖励。
可以这么说，钟琪是一位要求积极进步的好青年，他放弃优越的生活条件主动来到延安，足以说明他是想为党、为人民、为国家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董健民与钟琪同为从小深爱红色革命，决心为党效忠的进步青年。加之年龄相仿，来自同一个地方，随着彼此进一步加深了解，又发现有着相同的革命信念，这份革命友谊最终升华成了一份美好的爱情。
1942年底，董健民与钟琪这对革命伴侣在延安“枣园”的一间普通窑洞里举行了婚礼。
证婚人正是我党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者，“龙潭三杰”之首的李克农同志。
李克农当时担任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董健民、钟琪直接归属他领导。
正因如此，李克农非常高兴，看到这两个志同道合且优秀上进的年轻同志圆满组成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这不仅是董健民与钟琪的大喜事，同时也是延安的大喜事。
在婚礼上，李克农向参会众人详细讲述了小两口是如何从相识到相恋的详细经过。
这一刻，他不再是“龙潭三杰”之一，也不是中央社会部副部长，而是作为董健民与钟琪的长辈。
图|中央社会部延安旧址
这种情况只有在我党能发生，国民党那种等级森严、内部派系林立的复杂机构，绝对不会有重要领导为基层工作人员主动证婚的情况。
这两个年轻人受到同志们的祝福，彼此立下誓言：“为了千百万人能够得到解放，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宁可牺牲自己性命也绝不会泄露党的机密。”
简而言之，董健民与钟琪“誓与密码共存亡”，这一句话胜过所有甜言蜜语、山盟海誓，他们俩将用自己的生命践行这句诺言。
之后三年里，董健民与钟琪在情报工作中，屡立新功。
三、为掩护机密，董健民和钟琪魂归大海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举国迎来抗日战争的胜利。面对新的形势，党中央作出重大战略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建立巩固东北根据地。
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敏锐地察觉到，抗日战争胜利不代表战争全部结束，老蒋蠢蠢欲动，他们必定不会善罢甘休，想要真正解放全中国，同志们仍需努力。
既然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那就意味着要抽调大批革命干部与部队北上，前往东北地区巩固革命形势，预防国民党大举进攻。
1946年9月，董健民与钟琪接到新的任务——前往大连中共中央情报站秘密建立电台。
上级领导把这两人叫到办公室，告诉他们在东北完善情报工作的重要性，以及对解放战争能起到哪些至关重要的作用。
领导是这么考虑：“董健民与钟琪业务水平高，党性更是毋庸置疑，加上又是夫妻，还有一个两岁的孩子方便扮成普通老百姓进入大连从事地下工作。”
董健民和钟琪夫妇接到党组织的派遣，他们没有提出任何附加条件，坚决服从安排。
为了确保任务的顺利完成，组织上派了6名交通员乔装打扮护送董健民与钟琪。
为了避开特务的追踪，这一行人辗转了多种交通工具，终于来到山东青岛，这是最后一程，董健民等人将从青岛乘坐一艘客轮前往大连。
图｜青岛客轮
上了客船后，董健民和钟琪夫妇察觉有些蹊跷。按照以往的工作经验，青岛至大连的商船是非常热门的航线，他们买的又是普通票，大厅里肯定会挤满了人。
现如今，大厅里上座率不到1/3，仅有的乘客们个个正襟危坐，且几乎都是男同志。
看到这里，董健民与钟琪相互对了一个眼神，一切尽在不言中，他们清楚这趟旅行恐怕凶多吉少，必须时刻保持100%的专注力。
商船进入渤海水域时，突然遭遇到了国民党军舰的阻拦。更加离奇的是，国民党军舰根本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开炮击中了船身，董健民和钟琪的两岁儿子被弹片击伤，顿时晕倒。
接着，国民党军警和特务人员从战舰上进入商船，开始搜捕共产党员。
虽然船上已经乱作一团，但他们却表现得从容淡定，因此未让国民党特务有所察觉。
这一刻，夫妻俩已经下定决心：“千万不能让反动派的特务们得到我党重要机密，密码本若是被查到，意味着后方有无数同志要流血牺牲，更意味着我党多年对东北的部署顷刻就会瓦解。”
夫妻俩想到这里，他们迅速做出重要决定，宁可牺牲我们一家三口的性命，绝不能让党的机密落入敌人手中。
夫妻俩把携带的秘密文件（密码本）紧贴于胸口，董健民把孩子紧紧搂在怀中，他们悄悄站起来，趁特务们不注意，快速走到甲板上，默契坚定地看了对方最后一眼，一家三口相拥着毅然跳进了波涛汹涌的渤海……
特务们此时才反应过来，赶忙冲到甲板上，大声喊着：“一定要把这三个人捞上来，尤其是要找到小本子，谁找到它就能升官发财。”
可董健民一家三口已经带着密码本消失在了大海中，他们保护了党的机密，同样付出了宝贵生命。
图｜董健民一家三口跳海油画
这一年董健民23岁，钟琪25岁，怀里的孩子钟明明才刚满两周岁。
波涛滚滚的海水瞬间就把他们吞没，伴随着汹涌的浪花，董健民夫妇结婚时立下的那句誓言愈发清晰。
董健民夫妇跳海后，护送他们的交通员与7名一起从延安出发的同事，均未能幸免于难。
最后只有同行的一名交通员侥幸脱险，董健民和钟琪的英雄事迹才被人知晓。
当他们一家遇难的消息传到了山东省委和华东社会部时，电报随即发至延安，大家都为董健民钟琪的壮烈牺牲而痛惜。
1947年3月，胡宗南调集25万重兵大举进犯延安，革命队伍准备撤离时，中共中央专门为董健民、钟琪两位烈士举行了简单的追悼会。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董健民的堂姐董仲民才知道妹妹一家三口牺牲的消息。
由于战争环境和工作特殊性，党组织未能和董健民钟琪的亲人及时取得联系，所以就没发烈士证书。
1981年，经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等人证明：“董健民、钟琪两位同志确系中共党员，他们为保护党的机密，带着密码本抱着孩子英勇跳海牺牲，追认为烈士。”
因为找不到遗体，2005年6月，国家安全部把董健民和钟琪的遗像安放于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
结语
2017年，河北献县淮镇民政所所长常强在李家洼村下乡过程中，找到了钟琪烈士的后人，一同找到的还有两张黑白照片。
图｜钟琪堂弟陈起忠
根据钟琪的堂弟陈起忠回忆，1945年左右，钟琪夫妇曾带着刚刚出生的孩子回到河北家乡探望亲友。
临别前夕，他让亲人们不要过问，留下两张照片，一张是他们一家三口的全家福，一张是钟琪烈士的半身像。
正是这两张珍贵的照片，为日后证明钟琪、董健民的烈士身份提供了重要证据。
参考文献：
［1］大海扬波唱丰碑——记为保护党的机密毅然跳海牺牲的董健民烈士，作者童欣，下一代 2007年03期
［2］董健民：为保机密 壮烈投海，作者周润健，人民日报 2019年05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