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队的夏天》进入中后期，媒体和乐迷都不再拿“摇滚乐的黄金时代”说事的时候，刺猬翻唱了何勇的歌。
这场比赛的主题是“少年时代”，节目组要求乐队们全部翻唱中文歌，没选到 Joy Division 的新裤子选了港台歌曲，旅行团、盘尼西林选的是每一代少年都会听到的歌。
刺猬选了一首，打动了少年赵子健，却不存在于当代青年回忆里的《头上的包》。
在一场淘汰赛里，这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但在这个时期唱何勇，反倒给了我们一个好好谈论什么是“黄金时代”的机会。
最近，九连真人的发掘者黄燎原接受了正午的采访，里面有一句话：“有人说，张培仁把唐朝从无名的穷人变成了有名的穷人。”
这句话很明显，说的是唐朝在内的90年代的乐队，大都有名无钱，前途困窘，众所周知地，魔岩三杰更是落幕得极速且悲凉。
对于“黄金时代”，有人充满无尽的缅怀，期待一档综艺，或是无数场巡演，可以再造一个 rock star，也有人将之称为“溃败”，魔岩三杰的存在像是在一个不合适的时间出现的意外，烟花终究是要冷掉的。
可没有人能否认，那是中国摇滚乐第一次，也是迄今为止的唯一一次，震动了所谓圈层、阶级、年龄，成为那一代青年的共同记忆。
何勇最后一次接受专访是十五年前，他正在准备红磡十年的纪念演唱会，维基百科对那场在九霄俱乐部的演出有记载：此前受邀的窦唯、张楚、唐朝并未出席。
在那次《新京报》的访问中，何勇没有掩饰自己的境况，“连当初那些乐迷现在都比我们过得好，我说的好坏不单指钱。”
他本可以用“不得志的艺术家”身份自居，张楚死了，何勇疯了，窦唯成仙了，是一个大可以渲染的悲剧。
但何勇聊起2004年的摇滚乐时，并没有将自己与大众对立，他说：“音乐不是给圈子里做的，音乐最主要的是要得到人民大众的认可”，像是从94带来的经验，也是反思。
在那之后，何勇又因为精神问题住进了医院。谁会在意一个疯子说的，“你们所谓的民间，都是精英分子的民间，不是真正的民间”呢？
十五年后，当刺猬在一个综艺舞台上，唱起《垃圾场》里一首不被记得的歌，我们期盼能再出现一个，两个，三十个五十个摇滚明星，写出迷人的旋律，歌唱自由，书写每个凡人的悲喜，却也知道，世事早就变迁了千百回，在“民间”已经各自分化出无数个小圈层的互联网时代，模仿一个神话，比创造神话本身要艰难得多。
那的确是刺猬的少年时代，赵子健加入了年轻的柔情，“假如一天都死掉，我不会想让你知道”，还是在最后，唱出了何勇，也是所有年轻乐手的愿望：
多么想 我披着头 也能直起腰 到处走
多么想 那琴声也是 大家的歌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