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特约丨约翰·巴特勒（John Butler） 约恩·奥卡拉汉（Eoin O'Callaghan）
经济周期的本质正在发生变化。我们预计，与过去20年全球化时期相比，国内产出缺口在决定特定经济体通胀方面将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市场和央行将需要时间来适应这一新常态，但结果将是经济周期更短、更频繁，同时波动性更大，平均通胀率更高。
部分国家可能面临技术性衰退
财政政策和选举周期将主导经济前景
全球经济增长放缓。我们预计这种趋势将在2024年持续。多数国家很可能会经历至少一个季度的经济收缩，甚至有些国家可能面临技术性衰退，即连续两个季度出现负增长。然而，由于整体家庭实际收入增长的支撑，这些经济衰退应该相对较为温和。
各国央行热衷于表示利率已经见顶。随着经济增长放缓、失业率温和上升以及通胀回落，央行可能会看到降息的机会。但在我们看来，这可能并不正确，因为增长放缓大概率不足以创造让通胀持续回落到目标水平的宽松空间。
财政政策和选举周期将日益主导经济前景。从军费到气候转型支出的一长串财政承诺将使政府预算处于赤字状态，特别是在欧洲。随着选举日益临近，各国可能会进一步放宽财政政策，即使通胀可能仍处在高于目标水平的情况下，2024年美国和英国就是最好的例子。
风险溢价将呈上升趋势
全球储蓄盈余已转向新兴市场
随着货币政策的变化以及政府不断增加支出承诺，我们预计，风险溢价将在未来几年继续呈上升趋势，主要受政府债务净供给规模大幅增加的推动，其规模正在迅速逼近三十年来未曾见过的水平。
政府正在缓慢巩固其赤字，而过去10年充当最后买家的央行则已成为了净卖方。与此同时，全球储蓄盈余已经转向新兴市场，而他们似乎不太愿意让资金回流到发达市场政府债务中。
由此产生的期限溢价结构性上行压力可能会限制长期利率在经济下行时的反弹潜力。相反，在2024年通胀再次加速的初步迹象出现时，央行可能会继续抛售。
去全球化意味着更注重本土化思维可能会带来更大的价值。在整个2024年，在地区和国家层面可能会出现很多有趣的主题。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到新西兰，许多小型、开放型经济体可能会走上与美国、欧元区以及其他大型经济体截然不同的经济周期和政策路径，后者私营行业的资产负债表往往更为稳健。一些依赖出口实现增长的国家，尤其是德国和中国，可能需要转型为新的内需主导型增长模式，否则就有通缩的风险。而长期以来一直是全球通缩和储蓄之源的日本，很可能会提高利率，结束收益率曲线控制政策，并继续推动再通胀政策。
（作者John Butler系威灵顿投资管理宏观策略师；Eoin O'Callaghan系威灵顿投资管理宏观策略师。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刊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