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刘瑜笔下平庸得令人发指的文科博士

当然你也不能太笨，你不能说1加1等于3――不对，其实你也可以很笨，只要你有汪晖那种故弄玄虚堆砌辞藻把人绕晕的本领，你就是说1＋1＝10也没事。

——虽然我本人的大的立场肯定更接近刘瑜而不是汪晖，但是我认为此处的批评是不妥的。我读博那会儿，读了汪晖老师对于章太炎、康有为等人的研究，并和其他章、康研究做过比较。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汪晖的研究水平非常高，我很受教。

再次，刘瑜的文章是会让年轻人看到很过瘾、很容易共振的（至少在我读本科那时候是的），但是现在读来，不免感觉文中有太多的“我”、太多的“我要我觉得”。

一方面，我自己在成长、变老；另一方面，这个社会的集体心态也在成长和变老，今天的读者们，对于这种嬉笑怒骂、自由抒发的文风，或许不像当年那么受用了。

02

话说回来，刘瑜说到的那些情况，很可惜确实都是存在的，而且今天比起十多年前可能还更严重了些，只不过她的描述因为追求表达效果而有点失真。这里我先谈三个推动了平庸化的因素。

第一个是量化评价体系。这个现在国内也广泛推行了，所以已经不陌生了。不过相比之下，英美国家是真的在搞量化，要更加规范化和标准化。

在这个体系下，一个人的成果和他的学术路数关系密切，有的路数天然比别的路数发论文的效率更高，比如那些更加量化的路数——不意外但也挺有趣吧，量化一路的研究方法论在量化思维的评价体系内更吃得开。

再就是，一个文科博士的学术路数，在95%的情况下是由他的师承决定的。师承和路数又极大地决定了你的选题，外加院系、大学的平台有多高，就基本上决定了你能发到影响因子多高的学术期刊。

这个好比是什么呢？好比是在官场上，一个人多早开始在基层历练，从哪个部委系统内晋升，又得到在哪个省份镀金的机会——这些加起来所起的作用，远大于一个官员个人的能力。

第二个是学术以外力量的影响。我虽然没有在英美学界呆过，但是随着个人的成长，已逐渐放弃了对于西方世界“学术独立”的玫瑰色期待。出资方的利益、行政的干预、意识形态的影响，都是切切实实存在的。

我后文要提及的三场讲座，主讲人暴露出的问题都和这个来自学术外的影响有关，所以这里我就不多展开了。

第三个推动了平庸化的因素——说起来会有争议一点——就是同行评议。

首先我要说，同行评议本身是完全必要的，这项制度如果实行得好，会很有助于学术生态的改善。哪怕实行得不好，在落实了匿名评审的情况下，也能打击一些太不堪的研究“成果”。

但是从一个比较高的标准来说，同行评议并不鼓励勇敢的创新型成果。因为即便评审者都是圈内的成名学者，那他们代表的也仍然是现有的成熟范式（而且通常是现有的主流范式）。

从逻辑上讲，同行的多数意见是很难判断一个突破性研究的价值的。我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说：“如果你们是对的，只需要一个人就可以驳倒我；如果你们是错的，哪怕全世界的人都来反对我，也无济于事。”（记得是爱因斯坦说的，但很可能是中国人的杜撰或者张冠李戴。）

由于现状就是，那些更适应量化评价体系的师门和路数影响不断扩大，而站在学术金字塔顶端的那一小群人中，很多又是协调“学术生产车间”和外部力量的中间人，那么这样的大环境下的同行评议是很难发挥它的理想效果的。强者恒强的马太效应会得到强化。

03

前文讲到，刘瑜老师的这篇文章因为太追求表达/吐槽的效果，有的批评脸谱化了些，一个不了解学术界的读者读了，容易产生一个失真的印象。所以这里我准备了三个讲座的个案，希望可以让读者有更直观的理解。

这三场讲座都是英美学界培养的文科博士生/青年学者，领域都是中国研究，下面我就按听讲的时间顺序来讲。因为时间隔得久了，所以记忆上肯定有不准确的地方。

第一场讲座是2016年，我在牛津访学期间听的，是“牛津大学中国研究青年学者论坛”中的一场。主讲人从人大毕业，正在北美名校就读。

她的研究主题，是以淘宝为代表的民营电商经济，对于个体商户的营商环境乃至社会权利的（积极）影响。她的研究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暗示，就是电商的发展帮助个体商户部分摆脱了市监、城管等部门的（消极的）行政监管，有利于 社会-权利空间 的成长。

这个研究，具体做得是否扎实、接续了什么研究脉络我不知道，但是在意识形态上扎扎实实的是代表了一种新自由主义的取向，即引导读者得出这样的判断：政府的基层触手是负面的 ，而民营的、互联网＋的力量则是正面的。

从今天回看，民营电商平台是否维护和促进了个体商户的利益？这个问题大家可以自己判断，因为我确实不懂。但是她的这个选题，确实是太过迎合英美的意识形态了，是那种和欧美同行简单一交流，就容易让对方表示“很有新意”、“很有价值”的选题。

刘瑜的原文中说——

在这个体系里存活，并不要求你非常聪明和出色。你比较“乖”，比较顺从流水线的生产规则，对于生存才是更重要的。 甚至有时候“灵气”有可能成为一种障碍，因为有灵气的人容易产生反抗“标准化”的冲动。

——顺着她的这段话，我可以说，这场讲座的主讲人，是那种表现出不少“灵气”但是其实挺“乖”的类型。

第二场讲座是2017年夏，我在北京听的。当时那个系列讲座的名头叫什么我忘了，但总之是赵鼎新等老师组织的（到那年为止已经组织了好多届）。

主讲人全部都是响当当的人物，我记得的有应星老师、崔之元老师等人。只有一场，主讲人是一个留美的博士，她当时刚刚有一篇论文被国际上顶级的中国研究期刊收录，她讲的也就是她的这篇论文。

论文的主题，是通过对微博上的关键词、热词的定量研究，来考察中国网络上的民族主义。现在回过头来看，她当时使用的，大概是今天在数据科学当中已经司空见惯了的网页抓取（Web Scraping）技术，在当时把这种技术手段运用在社科研究中，大概是一种很新颖的尝试。

不得不说，我对于这位主讲人的水平不敢恭维。她的这个研究确实是很好地印证了刘瑜文中的一段辛辣的批评——

美国这个体系不太关心你是不是平庸，但是非常关心你是否精致。以前一个经济学朋友跟我说：只要我用数个复杂的模型作为论证方法，哪怕我的结论是“人渴了就想喝水”这样的废话，也会有很多杂志愿意发我的文章。

——何以见得呢？在她讲完后的提问环节，我举了手，但是提问机会被给到坐在我前面的一位听众，结果，他提了一个和我想提的几乎一模一样的问题！他问道：

你在衡量哪个网民偏向民族主义、哪个又偏向非/反民族主义时，把强烈批评政府作为判断这个人非/反民族主义的依据。但是一个人完全可以一方面非常有批判精神，另一方面却非常爱国、非常民族主义（记得他当时举了鲁迅当例子）。

然后，有趣的事情出现了。主讲人坦率地表示了惊讶，说“我的导师也指出过这个问题”。然而从她随后极度苍白的回应可以看出，她并没有成功消化自己导师的批评意见。

而这是很糟糕的，因为这反映出她对于“民族主义”这个概念的简化处理，并不是先有过认真的考量，然后基于操作化的需要而做出的必要取舍，而是压根缺乏理解和把握的能力。她大约是花了太多的时间在技术层面的攻坚上了，对于梳理民族主义的历史、考察这个概念在当代中国语境中的意涵，则吝于投入时间。

再补充一点，这个研究虽然重在方法上的“炫技”，但是也不是没有意识形态的。它其实从一开始就预设了，当代中国语境下的民族主义是一个不好的东西。我对此不能赞同。

第三场讲座是在疫情期间，我在网上听的。这一场的主讲人不是中国留学生，而是一个在伦敦政经任教的青年学者，看姓氏和长相应该是东欧裔的。她的讲座主题是民国时期改革派佛教团体在兴办教育方面的事迹。

这位主讲人，很糟糕，是既没有“灵气”也没有方法上的“精致”，单纯的就是平庸。

首先让人不悦的，就是她选择了从头到尾读稿。她明明在英语表达上是毫无压力的，却仍然只是机械地一页一页地读，在我看来是不得体的。相比于商校，文科博士界对于脱稿/半脱稿讲演的训练真是太不重视了。

更重要的是，她的讲座并非放在一个学术性的环境中举办。讲座开始前，先由一位资助了该项研究的非盈利团体的代表（记得是一位医生）发言，而这个团体是和台湾的某个佛教山头（不是法鼓山就是佛光山）相关联的。

众所周知，这些台湾的佛教山头是欧美学术界的佛教研究的大金主。所以她这场讲座，带有“汇报述职”的性质。

所以，说句不太好听的，这种类型的研究，其实和古时候的读书人为有钱人的先父先祖写传记差不多。本身她所讲的民国时的改革派佛教团体，和后来台湾的佛教界，在人事上和思想影响上都有直接的继承关系，所以确实相当于给金主家的先人立传了。

04

在文章最后我想说一句，以上的几个个案，可以管中窥豹，但是不能以偏概全。如果因为读了我的文章就对西方文科学术界生出一种轻蔑的心态，那是错误的。

身在局中的时候，我们常常只会看到那平庸的大多数，但是时间会把平庸者淘洗干净，最后只留下最好的那些成果。

因为文章是草草写就的，所以有一些内容是不成熟的，特别是对于同行评议的批评。读者中如果有在英语国家读过文科博士的，或是已经在国内外任教的，对于同行评议肯定有比我更切实的感知。

总之，欢迎大家分享观点、批评指正。

写于2023年12月2-4日

— THE END —

本文选自公众号“WilliamFranz”，该频道的节目单包括：跨文化和地缘政治，个人生活与经历，学术、艺术与ETH认知框架（Evolution Technology Humanity）。灼见经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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