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美国史教学与研究
如涉版权请加编辑微信iwish89联系
哲学园鸣谢
迈克尔·桑德尔为美国哈佛大学政府系讲座教授，也是哈佛大学“最受欢迎的课程讲席教授”之一。他的课程《公正——该如何做是好》在哈佛 极受欢迎， 在2009年被哈佛大学启动的课程公开化项目首推。 本文节选自其著作《民主的不满》，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曾纪茂 译，刘训练 校。
尽管诸如宽容、社会合作与相互尊重这样的政治价值是重要的，但排除从实质性的道德和宗教信条中可能出现的与之竞争的价值，并不总是合理的。
……
关于堕胎的争论
考虑到在堕胎道德上是否应该允许的问题上存在重大分歧，寻求悬置道德与宗教问题——也就是说，对它们保持中立——的政治解决似乎特别有说服力。但是对于政治目的而言，悬置争议中的道德与宗教信条是否合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何种信条是真的。如果天主教的信条是真的，如果人的生命在相关道德意义上确实开始于怀孕，那么悬置人的生命开始于何时这样的道德神学问题就比同样的情况发生在对立的道德和宗教假设上远为不合理。在相关的道德意义上，我们越是相信胚胎不同于婴儿，我们就越有信心肯定一种悬置有关胚胎道德地位争议的政治正义观。
当代关于堕胎问题的争论表明，即使政治的正义观念也预设了它所要悬置的争议的某一观点。因为关于堕胎的争论不仅是关于人的生命何时开始的争论，也是关于为了政治目标而在该问题上抽离道德与宗教信条何以是合理的争论。堕胎的反对者抵制从道德词语向政治词语转移，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大多数观点将会在这种转移中丧失；最低纲领的自由主义所提供的中立领域对他们的宗教信念可能不那么有利，而他们的对手则不存在这种情况。对于堕胎的辩护者来说，说可比性很少是成问题的；相信堕胎在道德上是允许的；与同意——为政治事件——妇女应该为自己自由地决定道德问题，二者之间差异很少。假如堕胎是错误的，那么政治一致的道德代价要远远高于对堕胎仅仅予以允许。悬置相互竞争的道德与宗教观点在多大程度上是合理的，部分地取决于这些观点中哪个更可靠。
最低纲领的自由主义者可能回答说，对于妇女应该为自己自由地决定她们是否堕胎，宽容的政治价值和妇女平等的公民资格就是充分的理由；政府在关于人的生命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道德与宗教争议中，不应该站在任何一边。但如果天主教在胚胎的道德地位问题上是正确的，如果堕胎在道德上等同于谋杀，那么宽容的政治价值与妇女平等尽管重要，但为什么这些价值应该压倒一切，就不清楚了。如果天主教的信条是正确的，那么最低纲领的自由主义者支持政治价值优先性的理由必定会成为“正义战争理论”的例证；他将不得不证明，为什么这些价值应该压倒一切，哪怕要以每年150万（胎儿）平民的生命为代价。
当然表明悬置人的生命何时开始的这一道德神学问题是不可能的，并不是要反对堕胎的权利。这只是要表明，支持堕胎权的理由对于隐含的道德与宗教争议不可能是中立的。它必须介入而不是回避有争议的实质性道德和宗教信条。自由主义者往往抵制这种介入，因为这样会侵犯“权利优先于善”的原则。尊重女性有权为自己决定是否堕胎的理由取决于如下的证明，即在相对较早阶段流产胚胎与杀死婴儿之间存在着相关的道德差异。
林肯―道格拉斯的争论
为了政治一致而悬置有争议的道德问题最著名的例子可能就是斯蒂芬·道格拉斯(Stephen Douglas)与亚伯拉罕·林肯的争论。既然人们注定在奴隶制是否合乎道德的问题上意见不一，道格拉斯就认为，联邦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应该保持中立。他辩解说，人民主权的信条并不能确定奴隶制上是正确还是错误，不如把这个问题给这片领土上的人民自己去判断。“不管是支持自由州还是蓄奴州，动用联邦政府的权力推行全国”都将侵犯宪法的基本原则，并有引起内战的危险。维持国家统一的唯一希望就是——不管同意还是不同意——悬置关于奴隶制的道德争论并尊重“各州的权利，让每个州自己决定这些问题”。
林肯反对道格拉斯的观点而支持一种政治的正义观。他主张，政策应该表达而不是回避关于奴隶制的实质性道德判断。尽管林肯不是废奴主义者，但他认为政府应该把奴隶制作为道德上的错误来对待，并禁止它扩张到新辟领土上：“在这场论战中，真正的问题——压迫着每个人心灵的问题——是两个阶级中部分人的情操问题，一个阶级的部分人把奴隶制看作错误的，而另一个阶级的部分人则不认为它是错误的”。林肯和共和党认为奴隶制是错误的，并坚持认为把奴隶制“当作错误来对待而把它作为错误来对待的办法就是规定它不得再蔓延”。
无论他个人的道德观点是什么，道格拉斯声称，至少为了政治目标，在奴隶制问题上他是个不可知论者；他并不关心奴隶制是否会被人们“投票支持或者否决＂。林肯回答说，只有基于他视为罪恶的奴隶制不是道德上的罪恶这一假设，悬置奴隶制的道德问题才是合理的。提倡政治中立性的是“那些不认为奴隶制是错误的人，但没有人可以合乎逻辑地说，他不关心一项错误在立法上是被通过还是被否决”。可林肯与道格拉斯之间的争论首先不是关于奴隶制是否合乎道德的争论．而是关于为了政治一致是否要悬置道德争议的争论。在这一方面，他们关于人民主权的争论与当代关于堕胎权的争论是类似的。当代一些自由主义者主张，在堕胎的道德性问题上政府不应该采取这种或那种的道德立场，而应该让每个女性为自己决定这个问题。就像道格拉斯认为的那样，国家政策不应该对奴隶制的道德问题采取这种或那种立场，而应该让各个地区自己做出决定。当然，这两场争论也存在差异：在堕胎权这个问题上，那些悬置实质性道德问题的人通常让个人自己选择；而在奴隶制问题上，道格拉斯的悬置方式是把选择权留给各个州。
林肯在反对道格拉斯时提出的论证，是一项关于悬置本身的论证，至少在重大的道德问题面临考验之时是如此。林肯的核心观点是道格拉斯为之辩护的政治正义观，取决于它对所要悬置的实质性道德问题的具体回答。即使社会合作面临可能发生内战这一如此可怕的威胁，追求政治中立性也是既没有道德合理性，也没有政治合理性。就像林肯在与道格拉斯的最后争论中所总结的:“着手建立一个基于不关心每个人最为关心之事的政策体系，这难道不是一项错误的政治才能吗？”
当今的自由主义者当然会抵制道格拉斯一伙的观点，并且大概会基于奴隶制侵犯了人权的缘故而希望国家政策反对奴隶制。但值得怀疑的是，被认为是一种政治正义观的自由主义，能否不违犯它所责难的诉诸整全性道德理想的做法而提出该主张（反对奴隶制）。例如一位康德式自由主义者可以在未能把人自身作为目的来对待的基础上翻丢奴隶制。但是，这一论点依赖康德式的人的观点，它不适用于最低纲领的自由主义。19世纪三四十年代许多美国废奴主义者反对奴隶制的观点也是如此（不适用于最低纲领的自由主义），他们强调奴隶制的罪恶，并用宗教的措辞提出他们反对的理由。
关于堕胎和奴隶制的争论表明政治的正义观念有时必须预设它所要悬置的道德和宗教问题的回答。至少在一些重大的道德问题面临考验的时候，把政治法律和实质性道德判断分离开来是不可能的。但即使在不涉及我们的道德与宗教信念就能够进行政治争论的情况下，这样做也并不总是可取的。为了政治一致而试图从公共领域中悬置我们的道德与宗教论证可能会导致政治话语的贫乏化，并侵蚀自治所必需的道德与公民资源。
在我们当前的公共生活中这一倾向明晰可见。除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这些引人注目的例外之外，我们近几十年的政治话语反映了自由主义的方案:政府应该在道德与宗教问题上保持中立，政策及法律事务应该在不援引任何特定良善生活观念的基础上进行争论与决定。但是，我们开始发现彻底悬置道德与宗教的政治，很快就会让人不再抱有幻想，程序共和国不可能产生生机勃勃的民主生活所具有的道德能量，它导致了道德空虚，从而为狭隘的、不宽容的道德说教敞开了大门；而且，它也未能培育公民共享自治所需要的那些品质。
在以下各章，我将试图表明，程序共和国的自由主义提供了我们据以生活的公共哲学，尽管它在哲学上存在缺失，但它却是最彻底地体现在我们实践与制度中的理论现在人们可能会认为程序共和国的存在作为一种持续的实践使得哲学上的各种反对意见停歇了下来。如果中立的国家不必诉诸超越社会契约的共同体情感而能成功地维护其权利框架，如果它的成员不把自己看作不管赞成与否都是公民责任的承担者而能发挥他们作为自由公民的主体性（agency），那么，抽象地担心共同体与自治宽容与道德判断，看来最好也是不得要领的。要么这些批评是错误的，要么自由主义的政治能够充分地独立于理论，不受其哲学上的虚弱之害而继续前行。
但是，自由主义作为实践的流行并不能否证其作为理论的贫乏。相反，哲学上的错误会在实践中表露出来。当代美国自由主义民主的困境凸显了它理想内部的紧张。自由主义的实践远不能证明自由主义政治的自足，它印证了其哲学预示的问题：程序共和国不能维护它所承诺的自由，因为它不能维持自由所需要的那种政治共同体和公民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