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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个经济学家，基于专业训练的朴素信念也有一个：生活过得好一点，比大多数宏伟更宏伟。
——兰小欢
文 / 巴九灵（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今年的春天就要过去了，而许多人将在封控中送别春天。
一位在上海居家隔离的教授，也曾在社交网络上感慨：“这波疫情过后，就把家中书柜都换成冰柜”。这位被网友调侃为“家蔬抵万金”的教授，正是财经畅销书《置身事内》的作者，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兰小欢。
有意思的是，这本书第一次出现在小巴的视野里，是因为一位朋友在被转运去方舱医院后发了一条动态：“临走随手拿了本刚买但是还没拆封的书，题名跟我现在的处境还挺搭”。
《置身事内》确实是一本适合在此时细看的书。如果你也正对当下我们所处的世界感到困惑和产生思考，这本书或许可以给你一个答案。
《置身事内》并不是这本书的全名，它的副标题是《中国政府与经济发展》。
后者乍一看似乎是个太过泛泛的话题，但它在试图回答一个微妙的问题：为什么许多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会在中国“水土不服”？
举个例子来说，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扩大内需十项措施（俗称“四万亿”），在逻辑上符合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推论，也获得了时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的高度赞扬，但时至今日，人们回望“四万亿”时，对它的评价已是褒贬不一。
这样的水土不服，在本书作者看来，或许正来自于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特殊地位。经典经济理论中的重要假设——“政府作用有限”，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我们的政府不仅“分蛋糕”，更是一位举足轻重的蛋糕制造商。
置身事外，或许更容易看清问题所在，但是解决问题，却得回到事内。正如隔岸观火或许有助厘清事态，但你要是真想救火，或许还得拎上一把灭火器，直面滚滚浓烟。
拥有美国博士学位，并于复旦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任教的兰小欢，把他对中国经济发展现状的观察，构建在西方经济学的逻辑之上，总结成了这本《置身事内》。
《置身事内》作者 兰小欢
这本书不仅适合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在其详尽的参考文献中查漏补缺，更适合对经济和生活感兴趣的普通人，“希望能帮他们理解身边的世界，从热闹的政经新闻中看出些门道，从乏味的政府文件中觉察出些机会。”
政府的经济决策从来都不是一个简单的话题。我国的政府也不是简单的集合体，在现行的“中央—省—市—县区—乡镇”五级体系之中，中央与地方、党与政府、官僚体系等等多对关系，让各级政府在决策时需要思考的问题更为复杂。
兰小欢在《置身事内》中，把对中国政治经济有机体的讨论分成了微观机制和宏观现象两大部分。
从微观机制上看，兰小欢指出， 事权划分，是理解政府间资源分配的基础。事权，指的是管理事务的能力。事权划分可以从三种理论上来理解：公共服务的规模经济与边界、信息复杂性和激励相容。
举例来说，政府的规模除了由地理边界、语言文化边界决定之外， 其提供的公共服务范围也决定着政府的大小。美国建国之初，也犹豫过是否需要一个中央联邦政府。国父汉密尔顿就用规模经济的逻辑向美国人介绍过大政府的好处：一个大政府，比13个小政府省钱。
而信息复杂性则决定了决策成本。
我们常常官吏并称，唐以后，“官”多为科举出身的读书人，暂时下派到地方，大多不熟悉地方事务，日常工作主要依靠当地的“吏”。这些本地治理者相比中央管理者，能以更低代价获得更多信息的一方，也就具有决策优势。
“天高皇帝远”的后果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兰小欢认为，因为信息复杂多变，而政府的繁杂事权又没有清楚的法律界定，导致体制内的实际权力和责任高度个人化。
如果一方想做的事，另一方既有意愿也有能力做好，就叫激励相容。如何从激励相容角度来看政府之间的管辖范围？兰小欢举了环境保护的例子。中央政府虽然重视环境质量，但地方担心环保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这时上下级间的激励不相容，这时政策推行自然不力，环境也因此恶化。
而改革开放后对政府事权划分有着最为深远影响的事件，或许就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改革前，中国主要实行财政承包制。简单理解就是，交完了中央的，剩下都是地方的，因此地方有动力扩大税收来源、发展经济。但在财政承包制下，国家财政能力削弱，不利于推进改革和宏观调控。
在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一系列博弈后，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把税收分为三类：中央税（如关税）、地方税（如营业税）、共享税（如增值税）。分设国税、地税两套机构，与地方财政部门脱钩。这使得地方政府对税收的干扰减少，保障中央税收收入。但新增的税务系统人员提高了征税成本，同时企业需要应付两套人马和审查，纳税成本也升高了。
但总的来说，改革增强了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让政府能够应对像亚洲金融危机、汶川大地震这样的重大挑战。然而分税改革后，地方政府资源减少，地方将目光转向了无需转移支付的土地。“土地财政”因此兴起。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
分税制改革、“土地财政”，及进一步改革
更重要的是以土地为抵押而撬动的银行信贷与其他各路资金。“土地财政”嫁接资本市场，加上了杠杆，成了“土地金融”，一方面推动经济飞速扩张，也造就了地方政府越滚越多的债务，乃至一系列宏观经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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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小欢认为，目前我国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有三大特点：一是城市化过程中“重土地、轻人”，这使城市化和基础设施建设得以快速推进，但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推高了房价和居民债务负担，拉大了地区差距和贫富差距。
二是招商引资竞争中“重规模、重扩张”，这推动了企业成长和快速工业化，然而加重了债务负担。企业、地方政府、居民三部门债务互相作用，加大了经济整体的债务和金融风险。
三是发展战略“重投资、重生产、轻消费”，拉动了经济快速增长，扩大了对外贸易，使我国迅速成为制造业强国，但也造成了经济结构的不平衡。对内，资源向企业部门转移，居民收入和消费占比偏低，不利于经济长期稳定发展；对外，国内无法消纳的产能向国外输出，加剧了贸易冲突。
这三大特点之间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了解了这些机制的内在逻辑之后，一份产业相关的政府报告，可能预示着改善收入不平等的先声。这也是“置身事内”的意义所在。
现在人们最关注的，莫过于与疫情相关的政府决策。
疫情爆发的第一个春天，当世界各国纷纷选择各种形式的封城时，一家丹麦现代艺术馆转载了英国画家大卫·霍克尼在封锁中画的一幅水仙花，并在社交网络上配文，“记住，它们不能取消春天”。
丹麦路易斯安那现代艺术博物馆 发布
大卫·霍克尼的绘画作品
2022年，又是一个春天。这一次，在不少国家选择“躺平”之后，中国仍需要回答这个尚未有过漂亮答卷的难题。每一个试图回答防疫和经济发展这道选择题的政府，都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各国在评论他国政策的时候，都可以轻巧地指出彼此都犯过哪些错误，但轮到自己决策时，却未必能够不落窠臼。
政府的经济决策，难在需要平衡的不同群体太多，想要达成的目标更常常彼此冲突。而我们应该选择怎样的答案？兰小欢在《置身事内》的结尾，给出了他的回答：
“我是个经济学家，基于专业训练的朴素信念也有一个： 生活过得好一点，比大多数宏伟更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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