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在台北阳明山的国民党"革命实践研究院"里，有一位个子不高，戴一幅眼镜，看上去文质彬彬的军事教官。奇怪的是，许多国民党要人都会经常拜访他，他的住所也很豪华，远远超过了一般军事教官的待遇。
如果仅从外表来看，无论是谁也不会相信，这个”文质彬彬“的小个子，是一位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恶魔。他叫冈村宁次，是日本甲级战犯，侵略中国的元凶、前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
冈村宁次
冈村宁次是侵略中国历史最久、罪恶最大的日本战犯之一。
从上世纪20年代初担任孙传芳的首席军事顾问开始，到担任日军联队长，发动"济南惨案"；再到与永田铁山等人密谋"九·一八"事变；再到充当日本侵华战争的急先锋，实施“三光”政策，被这个恶魔杀害的抗日军民，当在百万以上。
日本投降后，我党便于1945年11月在延安公布了一批战犯名单，冈村宁次名列第一。
远东国际审判法庭也将冈村列入战犯名单，曾先后三次要求把冈村引渡回日本接受审判，却遭到了南京政府种种理由的拖延。冈村宁次非但没有坐牢，在南京还受到了优待，蒋介石、白崇禧、何应钦都去拜访过这个恶魔。
抗战胜利后，全国上下呼吁严惩日本战犯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侵华日军的几个头头如谷寿夫、田中久一，都先后被判处死刑，各界民众对冈村宁次审判的关注日益高涨。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蒋介石不得将冈村宁次送交军事法庭审判。
谷寿夫
1948年3月30日，冈村被押解到达上海，住进了汪伪政府经济部长王文成位于虹口黄渡路的私宅内，并由汤恩伯派人日夜守卫，还专门聘请了一位日本医生为冈村治疗肺结核，可谓关怀备至。
直到国内群情激愤，国民政府才不得不做做样子，将冈村宁次送到位于江湾的国防部战犯监狱关押。
即使是在监狱中，冈村宁次也享受着和外面一样的待遇，吃得好不说，还可以随时接受朋友的探望，接受狱外送来的礼物和生活用品。甚至他在狱中得病后，汤恩伯还特意写信问候，这哪里像是个阶下囚的待遇！
蒋介石为什么对冈村宁次另眼相看呢？因为日本投降的当天，朱德便命令冈村宁次，要求他下令部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听候八路军、新四军的命令，向我方投降。
几小时后，蒋介石也急电冈村宁次：”日军可暂保现有武器装备，保持现有态势，并维持所在地之秩序及交通，听候中国陆军何总司令应钦之命令"。同时，蒋介石发表发《抗战胜利告全国同胞暨世界人士书》，明确表示"不念旧恶， 以德报怨"。
蒋介石很想接受日本军队的投降，可国军主力远在西南大后方，短时间内难以到达华北、华东受降，而八路军、新四军又拒绝接受国民党发布的"原地驻防待命"的命令，所以蒋介石需要得到冈村宁次的配合，将日军所武器装备及沦陷区的一切， 悉数转交给国民党政权。
冈村宁次十分明白蒋介石的良苦用心，立即复电表示愿意"与国民政府紧密结成一体，为充实中央政权武力作出贡献。延安方面如有抗日、侮日之行为，则断然处罚之"。
1945年8月27日，蒋介石命副总参谋长冷欣飞赴南京，与冈村宁次接洽。
冈村露骨地建议，愿以128万在华日军帮助蒋介石打共产党。冈村宁次的这种“忠心”，让老蒋深感欣慰，虽然后来因为其他一些原因，蒋介石没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真的用投降的百万日军去打内战，但还是对冈村宁次做出了承诺：“准其以其劳绩赎罪，免以战犯惩处”。
9月9日，冈村宁次代表战败的侵华日军在投降书上签字后，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下达命令，命令国民党政府将冈村宁次软禁。
但是在国民政府国防部召开的会议上，参谋总长陈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向蒋介石吹捧冈村宁次，说他在战争结束后遣返日俘日侨功绩显著，建议宽大处理，对将来的中日关系有利。蒋介石未敢公开表态支持，只是说应当“慎重计议”，要何应钦注意政治策略和处理方法。
惶惶不安的冈村宁次，闻讯后断定，国民党政府将会对他进行庇护，自己的脑袋保住了，说不定还能得到宽大处理，甚至无罪开释。
解放战争中，冈村宁次被蒋介石聘请为高级顾问，并将这位日本战犯当年炮制的《剿共指南》大量刊发，当做对付共产党的至宝。
1946年10月，国际远东军事法庭要求国民政府将
冈村
宁次移送到东京进行审判，中国各界群众也纷纷要求严惩冈村宁次。
1946 年7月 21 日，冈村宁次迎来了一个好消息：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国民政府以"目前冈村仍任联络组长，遣俘遣侨工作尚未结束。至于何时对其拘留审理，正在研究中"等语，拒绝了远东军事法庭将冈村宁次送回日本受审的要求。
国民党政府以各种理由拖延，拒不同意将冈村宁次送回日本受审，无非是想利用他多年的“剿共”经验，为国民党去对付共产党。
国民党一再庇护冈村宁次，激起了共全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在全国人民的一再敦促下，蒋介石不得不将冈村宁次战犯案交付军事法庭审理，但又派陆军中将王俊向冈村宁次传递口信：审理只是走走形式而已，不必紧张。
冈村宁次被押解到上海后，并没有被关入战犯监狱，而是被安排到了虹口一个僻静的住所，还派人为冈村宁次提供保护，生活上也请了专门的佣人、厨师为他服务。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国民党为
冈村
宁次在上海政法界寻找辩护律师，江一平就这样走进了国民政府的视野。
在民国律师界，向来有“北江南林”之说。“北江”指的是江一平，“南林”指的是另一位大律师林履明。实际上国民党一开始是想请林履明做冈村宁次的辩护律师的。
林履明是福建福州人，1926年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法律系。回国后，担任过国民党福建省政府参议一职。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盟军在东京成立了特别军事法庭，中国国内也成立了国防部军事法庭，负责审判日本战犯。这个法庭的审判长，是时任江苏高等法院刑庭庭长、因主审陈公博、褚民谊、缪斌等大汉奸巨案而名声鹊起的福州人石美瑜。
冈村宁次认识林履明的胞兄林柏辉。林柏辉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曾经在东北担任过日本人的军医处长，还娶了个日本妻子迟田登喜子。
迟田登喜子是日本贵族，和冈村宁次相识，林柏辉也因此与侵华日军的一些高级将领关系比较密切。所以，冈村宁次也听说过林履明的名气。他曾向何应钦表示过，如果自己要被押上审判台，希望由林柏辉的弟弟为自己辩护。
迟田登喜子受冈村宁次之托，来到林履明家，邀请林履明为冈村宁次辩护，并透露冈村宁次愿付一百根金条作为辩护费。
冈村宁次请林履明当辩护人，不仅仅是林履明精通中日两国的法律，还因为林履明与主审的石美瑜关系不凡。冈村宁次想通过这层关系，为自己开脱罪责。
林履明并没有一口回绝，而是推说要考虑几日，将嫂子迟田登喜子打发走了。之后，他为了摸清国民政府对审理冈村宁次案件的态度，决定前去拜访石美瑜。
当天晚上，天降大雨，林履明正和石美瑜在对坐喝茶时，忽然电话铃响了。石美瑜接完电话后，叹了一口气说："冈村的案子难办呀! 按照他在中国犯下的罪行，理应判他死刑，才能平民愤。可是......"
林履明听出石美瑜话中有话，于是接口说道：“日本人屠杀了数百万中国人，血债血还，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判处冈村宁次死刑有什么难呢?"石美瑜没有回答，只是埋头吸烟。林履明马上明白了：刚才的电话与冈村有关，而且冈村肯定不会被判死刑！
石美瑜知道林履明的来意。抽完几根烟后，他伤感地对林履明说："我这个审判长是空的，一切都要按最高统帅的旨意去判的。现在南京方面认为冈村宁次对今后与共产党军队作战，是不可忽略的。他们叫我放，我只能遵命。"
说完，石美瑜眼圈也红了，长叹道：”我知道自己对不起自己良心，对不起四万万同胞，但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林履明并没有与石美瑜争执。他知道这不是石美瑜能处理的事，而是这个腐朽的政府，为了对付共产党人，连这种甲级战犯的责任都可以不追究，这种审判还有存在的必要吗？这个政府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自己只是区区一个律师，无法更改国民政府的决定，但自己决不会昧着良心，替冈村这样的刽子手去做无罪辩护！
从石美瑜家出来后，林履明直接去了迟田登喜子的住所。他要当面拒绝。他对迟田登喜子说：
"我们中国人深受冈村宁次的迫害，这一点你是没有亲身体会的。如果他们知道我在为他辩护，只要每人出一口气，吐一口唾沫，我也要被淹死呀。这一百根金条我不会收，也不会去为冈村辩护。以后你也不要来找我了，咱们从此井水不犯河水！"
“南林”拒绝为冈村辩护，冈村宁次只好退而求其次，将目光对准了“北江”江一平。
江一平是浙江杭州人，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律系，曾在五卅运动中，免费为爱国学生作过辩护，从而名声鹊起。但真正让他声名大噪的，是三十年中央银行副总裁陈行的悔婚案。
陈行出身浙江省诸暨农村，虽然天资聪明，但家里却没钱供他念书。同村的言翥云家境殷实，觉得陈行是个可造之材，将来必成大器，便与陈行做了一个交易：言翥云供养陈行读书，但将来陈行必须娶言翥云的女儿言淑芬。陈行当即同意。
陈行在言家的资助下，顺利从圣约翰大学毕业，并考上官费留学生，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经济。他在美国的所有费用，都是言家提供的。在哥伦比亚大学，陈行结识了宋子文，成为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后来也正是宋子文的提携，陈行最终登上中央银行副总裁的宝座。
在美国，陈行结识了女留学生蔡卓民。蔡卓民性格活泼，长相姣美，远胜言淑芬。陈行爱上了蔡卓民，写信转告言家，要求解除婚约。为避免夜长梦多，陈行与蔡卓民在美国举行了婚礼。
言家接到信后，除了痛骂陈行忘恩负义之外，也拿在美国的陈行没什么办法。1922年，陈行带着蔡卓民和一双儿女回国，在宋子文的提携下，渐渐爬上了中央银行副总裁一职。
言淑芬得知陈行回国后，决定找到陈行，质问他为什么做陈世美。陈行自知理亏，只好推说自己会和蔡卓民离婚，然后再娶言小姐，将言淑芬哄回了家。
言淑芬回去后，左等右等，都等不来陈行离婚的消息，知道自己上当了。于是她委托律师江一平，以悔婚罪将陈行告到上海特区地方法院，要求赔偿损失十万大洋。
江一平以原告父母定期资助被告学费，被告在未与原告解除婚约之下，竟与他人结婚，导致原告精神上受到极大的刺激，请求法庭判令被告偿还历年垫付的学费，并赔偿原告损失十万元。
陈行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他请来了另一位大律师吴经熊为自己辩护。吴经熊辩称是原告在收到被告结婚消息后，已与一傅姓男子结婚，所以两人是和平分手，而不是悔婚。至于学费问题，是原告对被告的赠与行为，所以不用归还。
江一平在法庭上引经据典，据理力争，历数历史上一些男人始乱终弃对女子的伤害，引得旁听席上一众女士们哭声不绝。最后，法院判决陈行赔偿言淑芬大洋十万元，并向原告赔礼道歉。
吴经熊
江一平原本也是一位有理想，有正义感的律师，可是这一切，从他娶了上海大亨虞洽卿的女儿后，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虞洽卿不仅财力雄厚，而且权势滔天，黑、白两道通吃。此人一生干过不少坏事，而每一次有人告他，都是江一平出面为其辩护，让岳父躲过牢狱之灾。
有了这样的岳父，江一平自然是过起了声色犬马的生活，开豪车，住豪宅，挥金如土；但是律师的良知，也正在离他远去，那个昔日的有正义感的律师，已变成一个追名逐利，为了钱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人。
虞洽卿
1948年8月23日，江一平走上审判庭，为
冈村
宁次辩护。检察官施泳宣读起诉书，控诉冈村宁次作为侵华日军派遣军总司令参与发动侵略战争，纵容部下残杀无辜平民等罪行。而冈村则百般抵赖，或者改为，极力为自己开脱。
在下午的法庭辩护中，江一平恬不知耻地说道：“冈村宁次曾经在华北帮助民众发展生产，打击奸商，救济老弱病残，做过很多好事。”旁听席上的民众们一个个对他怒目而视，响起了一片嘘声。
1949年1月26日，军事法庭对冈村宁次进行第二次公审，石美瑜象征性地问了几个问题后，立即宣读了第 28号判决书，宣判冈村宁次无罪。
这份《判决书》把冈村宁次的案情仅局限在他1944年11月到1945年8月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这不足一年的时段内，此前冈村在关东军、华北派遣军的经历，竟然无一字提及。也就是说，1944年11月以前侵华日军的种种暴行，均与冈村宁次无关。
判决书宣读后，法庭一片哗然。石美瑜拒绝回答记者的提问，匆忙宣布退庭。冈村宁次趁着混乱，从后门逃回寓所，四天后便安然回国。冈村宁次后来在日记中写道：
“今天判决无罪，我想主要是以何应钦部长为首的军方要人，尤其是汤恩伯将军强硬主张宣判无罪的作用。"
江一平罔顾事实，为双手沾满国人鲜血的日本战犯做无罪辩护，已经失去了一个炎黄子孙应有的立场与骨气。
从此江一平成为千夫所指的对象，连他的父亲也与他划清界限，登报与他脱离父子关系；他的妻子也受不了万众唾骂，与他离了婚。此时的江一平，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孤家寡人。
数月后，上海解放，在大陆无法立足的江一平，孤身一人逃到了台湾。
台湾民众也早就从报纸上得知江一平就是为冈村宁次做无罪辩护的那个律师，所以没有人愿意与他交往。在刚到台湾的那几个月，每天他的门口。总是被人扔了许多死老鼠，台湾同胞是想用这种方式，表达他们对这个人的厌恶。
老年的江一平，在台湾的生活十分凄苦，巨大的孤单和失落始终伴随着他。只有冈村宁次被蒋介石聘为教官来到台湾后，去探望过江一平几次，除此之外，他家始终门可罗雀。不知道此时，他有没有后悔？
1971年，这位大律师，在孤苦落寞中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他的丧事，没有一个亲朋好友出席，只是由教会出面买了一具薄皮棺材，便匆匆下葬。
而那位拒绝了百根金条的林履明律师，解放前夕也来到了台湾。冈村宁次一案，让他目睹了国民党的腐朽，来到台湾后，他从此闭门不出，在家安享晚年，于五十年代末病逝于台北，得到了善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