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中华法治文明
要把握中华法治文明的内涵，必须要从文明、法律文明和法治文明说起。
我们认为，所谓文明，就是指人类进化（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形成的行为模式、生存方式（样态）以及其所创造的成果。其标志有九：一是私有制的产生；二是阶级的形成；三是创造财富的能力达到了能够养活一部分无需直接从事生产（获取食物）的人口，从而形成了社会分工；四是金属器具的出现；五是在村落、聚落、城邑发展的基础上，形成了城市（城邦）；六是文字的诞生；七是国家的正式诞生与运作；八是法律的基本定型；九是除了物质生活之外，形成了相应的精神（宗教、艺术等）生活。
而法律文明，就是文明中涉及法律之各项元素的总和，它既涉及文明中的物质层面，也内联文明的精神层面，而更多地落脚于文明的制度层面。对文明之制度层面进行概括表述时，有时使用法治文明一词。虽然它与法律文明有一定差异，但学者在使用时，经常也是混用的。我们认为，法律文明更多场合表达的是立法等法律制度的建设方面，表述的是法律的静态；而法治文明更多地涉及执法、司法与守法等法律制度的实施方面，表述的是法律的动态。
具言之，法治文明的内容不仅比法律文明更加重视法律的实施，而且其内涵也不限于法律本身。除了法治观，法治文明还包括了法律的制定、执法机制的运作、司法场所的建立及人员的配置、尊法守法观念的普及以及追求社会公平正义之理想、目标和为达此目标所做出的对私权利的保护、对公权力的限制、对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和谐社会的建设等多个维度的文明。鉴于此，本文在论述中华文明中的法律内涵时，仍使用“中华法治文明”一词。
中华法律文化之内涵辨析
中华法治文明的载体是中华法律文化。而文化的产生，要早于文明。如中国新石器时代（公元前10000—前2600年）尚未产生文明时，就已经诞生了“仰韶文化”和“良渚文化”等。漫长的历史促成了许多独具特色的法律文化，蕴含在国家治理、公堂审判、成文法典、乡约民规中，其持续的发展，共同编织成中华文明的底色和气韵。
具言之，如“大道为公，天下大同”的理想曾萦绕在每一个有识之士心中；分分合合战火间，贯穿着“四海一家、九州同贯”的大一统传统；天子之下草堂之上，儒家“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与“五常”（仁义礼智信）,支撑着传统社会的道德框架；朝堂之上，“任人唯贤、选贤举能”的用人标准聚天下英才；“德主刑辅、礼法治国”的教化之道构成中国两千年封建法制建设的核心观念。此外还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等贵贱均贫富、损有余补不足”的平等追求、“重义轻利、富民厚生”的经济主张、“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法不阿贵、绳不绕曲、刑无等级、一贯于法”的正义追求、“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外交之道等等。
这些中华法律文化中的优秀元素，共同塑造出了中华文明之普世、民本、重义、和平的突出特性，也成为我们当下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历史基础。中华法治文明源于中华法律文化但又高于中华法律文化，它是中华法律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
弘扬中华法系之精神
中华法律文化是中华法治文明的载体，而中华法律文化的代表和象征，则是中华法系。在狭义上，“中华法系”一词指称中国古代的法律体系；而广义的“中华法系”则指称以中国隋唐法制为核心，以周边如日本、朝鲜和越南等国家的法律为外延的区域性法律体系。与其他法系比较，中华法系拥有自己特有的精神。
首先，中华法系兼具封建性与超越性。一方面，中华法系扎根于中国封建社会之中，与现代法治价值观不同。另一方面，中华法系也包含诸多受益至今的法律遗产，如出礼入刑、隆礼重法、民惟邦本、天下无讼、德主刑辅、明德慎罚、保护鳏寡孤独、老幼妇残等。凡此种种，都是中华法律文化和中华法治文明的直接体现。
其次，中华法系的影响力强，辐射范围广。《唐律疏议》的成就，既在于其完备的法律技术，也因其广泛的影响力。如古代日本的《大宝律令》（701年），朝鲜的《经国大典》（1469—1494年），越南的《刑书》（1042年）等，均在不同程度上沿袭了唐律。
最后，中华法系具有极强的延续性和包容性。面对1840年后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中华法系并没有骤然溃散，而是试图在与西方法的碰撞与交流中颠簸发展。至20世纪30年代，终于初步完成西方法律的本土化和中国法律文化的近代化。
中华法系虽然已经消亡，但其上述精神及各项优秀元素在中华法治文明中的历史价值仍然被人们珍视和尊重。不可否认的是，中华法系1300余年的持续时间，横跨整个亚洲大陆的统治力使得其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和在世界法律文明史上的地位始终是巨大的，无论是在法律观念、程序制度、学术人才和律学教育等方面，中华法系都为后人留下了巨大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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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何勤华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编辑：刘迪 责任编辑：杨逸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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