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睢建民）
1930年年底，古城开封西门外，从黄河故道席卷而来的季节风裹挟着漫天沙尘，刮得天昏地暗。
面对生离死别的刑场，面对敌人的屠刀，他高昂起不屈的头颅，大义凛然走向那片芦花似雪的开阔地，迎风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他就是在大革命暴动中被捕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七军政委石文卓烈士，牺牲时年仅22岁。
一
石文卓，字子立，号石头，1908年11月3日出生在河南省尉氏县张市镇石潭村一个书香门第。他的曾祖父系清末解元，曾担任过县令。其父石宏谋为当地开明乡绅，家境富裕。他自幼入读私塾，接受了良好的教育。
石文卓从小为人耿直、仗义疏财，把家里的食物拿出来，跟贫寒子弟共同享用，还将随身衣物和学习用品送给同学，深受同学们的拥戴。
1924年，石文卓考入开封东岳美术学校预科班。绘画天赋加上老师的悉心教导，让他如鱼得水，并梦想成为一名画家。而动荡的社会环境，无法让他置身世外桃源。他在开封求学的第二年，上海爆发了著名的“五卅”惨案，将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运动推向全国。石文卓与在当时开封省立第一中学读书的尉氏老乡陈子杰（革命烈士）一起带领学生走出校门，集体到开封城的大街上游行示威，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在人流汇聚的大街上，石文卓从地上捡到一个布袋，里面装有10块大洋。他随即找到报馆，登报寻找失主。当时的《开封晨报》曾专题刊登文章，赞扬石文卓拾金不昧的高尚精神。
1925年，17岁的石文卓在舅父侯连瀛的引领下，进入人生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因受北伐革命的影响，他由追求新思想到倾向革命，继而走上了革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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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连瀛，字步先，河南省通许县孙营村人，1919年毕业于保定军校。他曾任黄埔军校主任教官、国民革命军广州工兵团团长，结识共产党人周恩来和恽代英，倾向革命。他跟随叶挺将军参加过北伐战争，担任中央独立师师长，系国民党左派高级将领。侯连瀛将外甥石文卓带到南京读书。当时国民革命军已誓师北伐，长江两岸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浪潮，让石文卓再次接受洗礼。石文卓毅然终止学业，返回尉氏县，积极组织人民群众，策应叶挺、张发奎部北伐军北上。
1927年2月，石文卓作为尉氏县的农民代表，出席了国共合作期间国民政府在武汉召开的农民代表大会，有幸到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亲耳聆听毛泽东所作的关于发动农民群众、组织革命武装的演讲，更加坚定了走革命道路的决心和信念。尤其是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之后，大肆搜捕残害共产党人，白色恐怖笼罩中原大地的严峻形势下，石文卓耳闻目睹一大批仁人志士慷慨就义，倒在了血泊之中，最后连自己的舅父侯连瀛也未能幸免，被蒋介石下令抓进监狱判处无期徒刑。他义愤填膺，暗下决心要跟这个封建专制的政府决裂。此时，冯玉祥将军的西北军第二集团军司令部驻守郑州，开办了豫、甘、陕农村组织训练处，石文卓赴郑州训练处学习3个月，经人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在腥风血雨中，他冒着被捕坐牢杀头的危险，从事地下农运工作。
1928年年初，国民党尉氏县党部正式成立，石文卓当选为执行委员兼农工部长、农民筹备委员会主任。他利用这一合法身份，遵照毛泽东在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指示，发动群众和依靠群众，积极开展工农运动，同时暗中联络进步人士，秘密建立地下共产党组织。在中共豫中特委的领导下，尉氏县创建了第一个共产党组织，由黄埔军校毕业归乡的共产党员陈子杰担任组长，石文卓和门生明为成员。此后秘密发展周廷云（曾任中共尉氏县委书记，革命烈士）、要青锋（又名张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国家三机部副部长）、胡殿生（叛变革命被处死）等人为共产党员，石文卓担任中共尉氏县第一任县委书记。他充分利用关系，首先在自己的家乡张市镇建立起农民协会，随后又在南曹、张铁、水台、栗林等区50多个村庄，陆续建立起农民协会，将会员发展到2000多人。他还在县城组织领导工会，积极发展会员，相继建立起勤务工会、理发工会、商业工会等工人组织。
二
石文卓有一本心爱的书《马克思传》，他视为革命的指路明灯。白天忙于工作，无暇读书，每逢夜深人静时刻，他悄悄从枕头底下拿出革命导师的书，凑近昏黄的油灯，如饥似渴地读，越读心里就越敞亮，对发展农民运动充满了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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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文卓的秘密行动被父亲发现了，趁他外出的时机，父亲悄悄进入他的卧室，从枕头底下拿出那本藏书翻开来看。识字的父亲知道那是一本禁书，如果让政府的人翻出来，不但要杀头，还会祸及全家人的。胆小怕事的父亲关紧门窗，立马将《马克思传》给焚烧了。
忙碌一天的石文卓吃罢晚饭，待夜深人静之时，翻开枕头寻找藏书拜读，却不见了那本《马克思传》。他追问父亲，父亲就以实相告，气得他直跺脚。
石文卓说：“咱这个家都没这一本书值钱，烧毁了你得赔！”
父亲劝他说：“儿啊，咱不缺吃不缺喝，你在县府好好干事儿，混个一官半职，甭吓折腾啦，整天叫俺担惊受怕。”
石文卓说：“那不中，咱吃喝不愁，看看周围村子那些穷苦农民，他们过的是啥日子，他们辛辛苦苦种地忙一季，凭啥给咱家交七分粮食、自个儿才得到三分？这不合理。”
父亲说：“土地是咱家的，这是祖上传下来的老规矩。”
石文卓追问父亲：“咱家凭啥有那么多土地？这是剥削人，规矩得改。”
石宏谋家大业大，老两口膝下就石文卓一个儿子，从小供养他读书识字，巴望着像祖辈那样荐官出仕、光耀祖宗，到头来却应了乡间的一句老话：“儿大不由爷。”面对脾气执拗的儿子，他气得直喘粗气，挥挥手说：“算啦，算啦，俺不给你争这个理，家业迟早是你的，你想咋弄都中。”
石文卓经过与父亲争论，最终父子俩约法三章：一、今后党组织的活动经费要家庭供应。二、活动联系地点设在家里，要保证安全。三、那些佃农租种家里的土地，交租子由正三七改为倒三七，让佃农得到七成租子。
另外，石文卓还让父亲从家里牵出来一匹大骡子送给农会，算是赔偿的书钱。
到了秋季，尉氏县遭受蝗虫灾害，秋粮几乎绝收，农民生活陷入困境。石文卓说服父亲，将家里十多石谷子献出来，由张市农会分给灾民。石文卓让父亲把打麦场边一块胡萝卜地划分给灾民，以解燃眉之急。第二天，他再次动员父亲，向互济会献出300公斤秋粮。
三
1929年8月，尉氏县召开农民代表大会。石文卓在大会上说：“我们农民终日辛苦劳动，却吃不饱、穿不暖，忍饥受寒，卖儿卖女，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我们要想改变这种日子，有吃有穿，人人自由平等，就必须组织起来参加斗争，彻底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土豪劣绅的反动统治，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在这次会议上，石文卓当选为尉氏县农会执行委员。
石文卓的讲话激起了农民代表的热情，全县农会迅速发展壮大，仅张市一带就有50多个村庄成立了农会，会员有3000多人。在发展农会的同时，石文卓牢记毛泽东关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念，注重抓农民武装，组建起赤卫队，发展队员上千人。
这时候，白色恐怖已经蔓延到中州大地，革命处于低潮。国民党蓝衣社特务陈德堂等人奉命回到尉氏县，公开进行反革命活动。
1930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左”倾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受“左”倾路线的影响，中共河南省委指示豫中特委，要求党团合并，组织各级地方行动委员会，普遍发动暴动。豫中特委任命石文卓为尉氏、洧川、长葛三县暴动行动委员会负责人，决定于农历七月十五举行暴动。
正在这关键时刻，要青锋在县城联系印刷暴动传单时，被印刷厂老板徐继亭告密，被捕入狱，暴动被迫中止。国民党当局和蓝衣社特务已经察觉尉氏县共产党的活动情况，开始调查抓人。陈子杰、门生明等共产党员紧急转移外地隐蔽，没有暴露身份的石文卓由县城回到张市老家暂避风头。
其间，豫中特委派刘仁到尉氏县视察工作，提出要检阅农民武装力量。石文卓和朱光明召集16个村子17个中队2000名赤卫队员，隐蔽在石家一块高粱地里，接受了刘仁的检阅。刘仁兴奋地说：“南边（指鄂、豫边区）人家很少人都干起来了，我们这么强大的力量，一定争取早日干起来，到时候暴动成功了，南边会派大部队来接咱们。”
同年8月，豫中特委错误估计了形势，借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等军阀进行中原混战之机，在许昌召开由各县县委书记参加的扩大会议。特委书记杨健民在会上传达了上级党组织的指示，提出了以尉氏和许昌为重点，迅速组织农民武装暴动。杨健民强调说：“平汉路是反动统治阶级的南北运输大动脉，把它拦腰斩断，对敌人的打击很严厉，对于鄂、豫、皖红军的反围剿斗争，也将会起到很大的援助作用。所以许昌暴动后，应在平汉路两侧打游击。开封是河南反动统治阶级的中枢，尉氏是开封的南大门。尉氏暴动后，就在开封附近打游击。”
石文卓发言说：“我们尉氏县可以动员起来的党团员和有把握带动起来的群众有300来人。尉氏距离开封只有90里路程，一马平川、毫无遮拦，反动派打个电话，伪省府可以立刻用汽车运送大批部队前来镇压。我们刚刚举行暴动，就很不容易站住脚。为了避免挨打，我的意见是许昌、尉氏起义以后，应迅速夺取敌人的武器，打开监狱，打击土豪劣绅，给农民分其财物。然后转移，拉向鲁（山）、宝（丰）、郏（县）、伊（川）一代山区，站立住脚，再开展游击。”
杨健民固执己见，最后以行动委员会的名义宣布：就地打游击，准备一个月，谁不执行，就要受到纪律处分。
此刻，石文卓这位不满22周岁的县委书记，深知自己手里掌握武装的实力，很多人连钢枪都没摸过，仅凭革命热情，让他们掂着大刀长矛在一望无际的平原上打游击，跟国民党的正规军抗衡，那不是以卵击石吗？
然而，军令如山！石文卓含泪接受任务。
石文卓回到尉氏，立即组织成立暴动委员会，对暴动工作作出周密安排。一天晚上，行动委员会在石文卓家召开扩大会议，豫中特委派刘义传达上级指示：“上级同意我们三县联合行动，暴动后部队番号定为工农红军第十七军，石文卓任政委，朱光明任军长。暴动后在此不能坚持就进山，信阳那边会派大部队来接应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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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委员会研究决定，农历十月初一举行暴动。
石文卓安排共产党员陆文正从布店购买100尺红布，由自己的妻子于瑞亲手制作党旗和军旗，军旗上用白布剪贴“工农红军第十七军”大字，同时给17个中队制作了队旗。
石文卓从几千名农会会员中挑选500名精装赤卫队员，发给他们120多支枪突击训练。与此同时，共产党员陈雨村也组织起一支赤卫队，弄到30多支枪。
时至军阀混战中原，尉氏县境内虽然没有正规驻军，但土匪杆子结伙出没，掌握大量枪支弹药。还有地主恶霸和民团武装，打着看家护院的旗号，购买拥有武器，一旦跟暴动队伍对抗，都是不可忽视的力量。为了争取这些地方武装，石文卓派人去做动员工作，尽可能将他们拉向革命队伍。
代庄村大地主耿鉴三拥有一支民团队伍，任命耿锡勇为队长。石文卓和共产党员陆文正一起，直接找农民出身的耿锡勇拉家常，对其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让他暗中帮助农民协会。
一天夜晚，石文卓、朱光明、陆文正带领几名赤卫队员，乔装改扮为政府人员，拿着伪造的县长杨序一亲笔手谕，赴代庄找耿鉴三借枪剿匪。耿鉴三信以为真，将民团的枪支全部交给石文卓，并派耿锡勇送出寨外。
石文卓还委派可靠的共产党员，深入到县保安团和政警队，找谷兰言和樊雅斋等地方实力派人物，做好统战工作。他又指派共产党员吴文治到张市附近的沈家村，找土匪头子沈建功晓以大义，把这支武装拉进暴动队伍。
此外，石文卓派共产党员仝克让先行赶赴襄县，联络当地共产党组织，部署农民暴动队伍进山打游击事宜。
万事俱备，只待一声令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七军的大旗漫卷西风，将插遍豫中大地，给国民党反动派沉重一击。
四
然而，百密一疏。
豫中特委领导的中原三县农民暴动，因牵涉发动组织成千上万人，暴动酝酿时间太长，难免会走漏风声。
9月9日清晨，大雾弥漫，能见度极差。石家长工、共产党员石圈刚打开大门，就瞅见门口站立3个陌生人，闯进门来声称要买石家的牲口。石圈急忙返回院子，通知前院隐蔽的同志，随后他冲后院呼喊老掌柜迎客，让石文卓躲避。
石文卓的父亲石宏谋走向前院，见来者不善，就冲这伙人说：“俺家的牲口还不够用哩，不卖。”
那3个人鬼鬼祟祟，眼睛在院子里乱瞅，发现周围有人影晃动，慌忙退出大门，隐身在雾色中。
石文卓当即带人追赶，追至东街口石家柏树林，野外的雾气更浓，3个形迹可疑的人趁机钻进了柏树林。赤卫队员冲树林里打两枪，不见动静，被石文卓挥手叫回去。
事后得知，这3个人正是县政警队派去的便衣，领头者就是鲁宪章。
特殊时期，石文卓敏感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他立即通知分散党员集中，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对策。大家一致认为，开弓没有回头箭，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提前组织农民暴动，把队伍拉起来，跟国民党反动派大干一场。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深夜，借着夜色掩护，张市镇周围16个村庄的赤卫队员带着150多支枪，从四面八方汇集到石家祠堂。石文卓站在队伍面前，慷慨激昂作战前动员。他高声喊道：“父老兄弟们，我们当牛做马多少年，今天就要抬头了！咱们穷人要想活下去，必须拿起枪杆子，夺回政权，自己当家做主人。”
紧接着，石文卓向暴动队伍宣布了行动路线：先攻打张市伪区部，然后挥师西进，占领尉氏县城。
一声令下，暴动队伍在石文卓、朱光明的带领下，手握钢枪和大刀、梭镖、铡刀等，如滚滚洪流冲向附近的张市镇国民党区部，顺利占领了区部。
暴动队伍乘胜前进，包围了盘踞在东门的区保安中队。该中队队长赵德运集合队员企图反抗，石文卓挺身而出，冲保安队员们大声高呼：“兄弟们，要开枪就照我打吧！”
赵德运眼看被暴动队伍围得水泄不通，不敢轻举妄动，就下令队员倒戈，临时加入农民起义。
此时，暴动队伍趁机夺取了商会和商号拥有的枪支，将队员武装起来500多人，沿街张贴布告，散发传单，大造革命声势。
朱光明原本是张市镇附近大庄村的农民，深知本村大地主王昌和倚仗权势、作恶多端，属于首恶必惩者。于是，他和石文卓交换意见，带领队伍顺路拐个弯，直扑镇西南两公里的大庄村。王昌和仗着自家深宅大院，拥有看家护院的枪支，企图负隅顽抗，被朱光明开枪击毙。暴动队伍涌进王家大院，打开粮仓，迅速将麦子救济穷人。
黎明前的夜色更浓，潮湿的雾气笼罩着大地，突然风雨大作，道路和旷野水汪一片，将暴动队伍冲散了。
这支刚刚拉起来的革命队伍，因队员成分复杂，又缺乏严格的军事训练，在遭遇困难时刻，那些思想不坚定者纷纷开小差脱离革命队伍。
首先倒戈的是区保安中队，赵德运率部逃之夭夭。
紧接着，沈建功的武装也作鸟兽散。
最后，竟然连大庄村穷人会会长王祥生带领的队伍也不知去向。
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暴动行动委员会临时召开会议，石文卓心情沉重地说：“情况突变，形势不明，道路泥泞，良机已失。由于今晚行动力量已经暴露，每个同志从思想上要做好更艰苦的斗争乃至牺牲的准备。为了保存力量，天亮以前，必须化整为零，就地隐蔽，等待时机……”
黎明时分，河南省保安团和尉氏县保安大队闻风而动，大批军警云集张市镇，包围了石潭村。中共地下党安插在县保安团的人员刘汉章，于混乱中提前开枪报警，让石文卓和朱光明从后院越墙脱险。
10月10日黎明，石文卓前往许昌向特委汇报工作途中不幸被捕，被押往开封军法处。军法官审问他：“尉氏暴动有多少人参加？领导人是谁？只要你老实说出来，给你官做。”
石文卓凛然回答道：“头可断，志不可屈！”
狱警对石文卓施以各种酷刑，将他打得遍体鳞伤，企图逼迫他供出共产党的机密，始终没能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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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12月5日，国民党当局对石文卓和朱光明下了毒手，将两人用绳索捆绑在门板上，抬上卡车游街示众。刑车经过开封黎明中学门前，石文卓冲围观的人群慷慨陈词，将刑车变成战斗的宣传车，吓得军警慌忙结束游行，直奔西门而去。
在西门外的刑场上，石文卓高昂头颅喊道：“为革命、为人民而死，决不跪下挨枪！”刽子手冲他连踢几脚，他倔强地站立着，慷慨就义，表现出一个共产党人宁死不屈的坚强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