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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列国林立,诸侯并起,周王室的衰微更是给诸侯国提供了发展势力的契机。为了发展国家实力,各诸侯国四处网罗人才,人才流动成为春秋时期的常见现象。
这一时期最为为人瞩目的是晋国与楚国之间的争霸战争,人才的重要性也在两国“你来我往”的冲突中凸显。
“楚材晋用”成为晋楚战争中晋国的优势,同时给楚国带来了无法弥补的损害。
楚国为什么会产生人才流动现象?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一、楚国人才流动的背景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人才流动是一个重要现象。春秋时期,中国古代社会更处于动荡期,各诸侯国都希望富国强兵实现统一霸业。
当时,许多身负才能的人希望通过入仕一展抱负,在一个诸侯国中不被接纳就到其他国家,于是发生了人才流动现象。
这种大范围、大规模的人才流动不是偶然发生的,是春秋时期衰微、各诸侯国内政外交竞争角逐的反映,显示出社会的剧烈变革和新兴阶级的崛起,对后世造成了深远影响。
晋国、楚国是春秋政治舞台上的两大强国,在各自不同主客观条件的作用下,两国的人才流动现象也有所不同。
春秋时期的人才流动不仅加速了的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也开启了中国古代历史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的思想、文化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梁启超先生曾对这一现象作出精彩论述:“周朝的纲纪衰弱,权力散失,出现的游士学者各持其道游说天下,如果在一个诸侯国中不被接受,就离开前往他国。
因此仲尼见过七十二位君主,墨子在大江南北之间往来,荀卿没有特定的地方,但王公贵族都没有他的名望大。
言论自由得如同宽广的大海任凭鱼跃,辽阔的天空任由鸟飞。”这一前所未有的盛况正是当时的人才流动所致,引起了许多学者的探讨。
冯庆余、阎忠两位学者曾对春秋战国时期的人才流动进行过研究,提到楚国是人才外流较为严重的国家,战国时期的秦国是各国人才的最大吸收国。
战国时期的齐国也是主要的人才吸收国,但其吸收的人才类型比较单一,大都是思想型。
“出奔”是春秋时期的特殊现象,对人才流动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出奔”现象大量出现与这一时期社会的大变革有关,由于井田制、世卿世禄制等封建制度的破坏,各国之间、诸侯国内部的斗争都非常激烈。
造成大量贵族落难,为保全自身选择出奔他国。
学者徐杰令对春秋时期“出奔”的形成原因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将其细分为主动出奔者和被动出奔者。
主动指的是本身行为举止违反道德规范,为躲避谴责逃走,如楚国的申公巫臣,被动指的是政斗中失败,形势所迫出奔,如郑昭公、齐孝公、卫惠公等。
还有学者指出春秋时期的出奔现象多与女性有关,如申公巫臣之事便由夏姬而起。
出奔促进了诸侯国之间的人员流动,人员流动变成了人才交流,也成为客卿制度的开始。
“士”阶层的崛起也是春秋时期人才流动不可忽视的原因,可以说是造成春秋时期人才流动的催化剂。
这里的“士”主要指推动春秋时期人才流动的“士”,他们大多是王公贵族的庶孽子孙、士自身的嫡长子继承、庶人提拔而来。
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等国君都是依靠士的辅佐成就霸业,也导致了春秋时期人才来往,正是这些人才为秦、晋、齐、楚等国家的发展注入活力。
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也与士在各国之间的频繁流动分不开,由此可见,士的崛起不仅存进了春秋时期人才的流动,更是造就春秋文化的繁荣。
二、楚国人才流动的原因
第一,楚国在南方崛起。无论在春秋时期还是战国时期,楚国都是举足轻重的大国,几乎独霸中国南方。
秦末乱世之时,活跃在中国古代历史舞台上的仍旧是楚国人,如刘邦、项羽,最终灭亡秦朝的也正是刘邦客项羽,可见楚人生命力之强悍和楚文化的影响力。
根据《史记·楚世家》的相关记载,楚国人的先祖名为季连,季连以后是为父子相承的世系。
从季连开始经过两世的楚国仍处于原始的游农阶段,可见楚国初期各方面都比较落后,不如中原的发展水平。
造成楚国落后的重要原因主要是地理位置,群山环绕、水系纵横、地广人稀,决定了早期的楚国发展较为缓慢。
直到季连的后裔鬻熊时期,楚国才真正形成,这时的楚国不仅为人所知,与周王室的关系也较为亲密。
到了熊绎时期,楚国和鲁、卫、晋等诸侯国一样得到了周王室的册封。
不过相比此期较为强大的诸侯国,楚国仍是其他国家严重的蛮夷之国,国君的爵位也仅为子。
但这时候的楚国已是公认的国家,为其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二,楚国的特殊性与其公室集权。楚国的发展过程与中原诸国不同,齐、晋等国家是在周天子册封之时形成,楚国则与之不同。
一方面,楚国的位置在南方,没有受到中原整体发展的影响;另一方面,季连时期中原地区还未进入西周,也没有实行分封,当时楚国已在事实上形成了,只不过到熊绎时期才有封号。
形成状况不同,国家体制也会有所差别。楚国不像其他诸侯国一样经由分封以附庸周天子附庸的方式发展,而是祖先带领几代人一同努力逐渐壮大的,直到熊绎之时才成为周王室的封国。
这也使得楚国自始至终都非常注重以王族为核心的国家观念,楚国公室与晋国公室的状况几乎完全相反。
在楚国,不仅楚王的权力无可撼动,王族之下的众多小宗族也多为世袭大族。
这种状况导致楚国在人才运用方式上和晋国完全相反,晋国大力培养异姓人才,楚国则致力于将权力集中公族。
楚国的令尹职位相当于宰相,春秋初期至春秋末期的十二位令尹当中有十二位都是王室公子,可见楚人对于异姓外人掌控国家权力是难以想象的。
第三,楚国人才制度的隐患。楚国以公室为主的用人制度的确杜绝了晋国“三家分晋”、齐国“田氏伐齐”的发生,不管国家如何动荡,大权始终掌握在公族手中。
但在这种人才制度产生的消极影响也无法避免,楚国是孕育人才的国度,但这些能人志士在楚国的出路被制度封死,想要出人头地便只得前往其他国家。
任人唯亲的制度不仅导致楚国无法留住本国人才,也让其他诸侯国的人前往楚国的愿望成为泡影。相比作为春秋时期最大人才流入国的晋国,楚国成为最大的人才流出国。
楚国的人才制度最大程度上保证了国家政权的安全,使楚国到战国时期仍然能够以大国身份活跃在历史舞台上,但也为楚国的灭亡埋下祸根。
楚国可谓占尽天时、地利、人和,战国时期的实力也不容小觑。
但春秋时期人才不断流失,外来人才也几乎无法在楚国立足,最终造成战国时期人才不断流入秦国,间接促成了秦国的壮大,自身也终于走向亡国。
三、楚国人才流动的影响
春秋时期,楚国的争霸之路虽然充满波折,但由于其权力集中于王族,避免了“三家分晋”悲剧的发生。楚国王族对国家的掌控不仅在行政方面,军事上也有充分体现。
晋国出征担任统帅的往往是异性贵族,楚国则常由楚王担任最高统帅。这样的制度使楚国内部的政权趋于稳定。
除此之外,楚国对官员“追责制”的执行也十分严格,如果将领出征打了败仗,结局就是自杀,即便是令尹、莫敖这样的高官也不例外。
城濮之战失败后,令尹子玉受到楚王的问责,最终不得已自缢。这种制度使楚国将领在战争中全身心投入,对军队纪律的严明产生了积极影响。
以王室为中心的人才制度有其积极意义,但也造成了楚国人才的大量流失。
在晋楚之争中,楚国始终不能打败晋国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人才流失,更有许多人流入晋国,成为晋国对抗楚国的利器。
这些流失的楚国人才不仅成为楚国霸业道路上的阻碍,更是导致楚国灭亡的重要原因。
结语
春秋时期动荡的社会使人才流动成为常见现象,晋楚之争中的人才流动最为人瞩目。
晋国作为春秋最大的人才吸收国虽成了一番霸业,但不免“三家分晋”的悲剧结局;楚以王室为中心的人才制度虽保证了政权的稳定,但也使楚国的人才大量流失,为国家的灭亡埋下祸根。
参考文献:《史记》《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