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皇帝处死袁崇焕的诏书中的内容，逐句逐条分析，看看到底有没有实锤：
“谕以袁崇焕付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种种罪恶。命刑部会官磔示，依律家属十六以上处斩，十五岁以下给功臣家为奴。今止流其妻妾，子女及同产兄弟于二千里外，余俱释不问。”
第一宗罪：付托不效，专恃欺隐。
此罪显而易见直接指向袁崇焕被崇祯召见，朝堂问对之时做出的承诺，“五年复辽”。意思不难理解——你答应老子“五年复辽”，现在虽然才过去一年多，可TM敌人都打到家门口了，还差点攻破京城，险些要了我和文武百官的老命，形势显然是在恶化，而不是改善。既然如此，反证了你的那些所谓对付满清的措施都没什么卵用，御前问对之时的那套说辞，以及后来种种，自然都是欺骗老子的。
按照崇祯和北京官员们的想法，既然能“五年复辽”，必然是已经确立了战略上的必胜之势，不断的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过程，中间是不允许任何挫折和反复的，这种逻辑既简单粗暴，又不符合军事常识，看起来非常可笑，但那些不知兵的文官和皇帝却感觉非常合理。
而实际上皇太极此次用兵，属于典型的轻兵冒进，犯了兵家之大吉，也与此前他的作风完全不符合，袁崇焕没有料到敌人会出这样的昏招，很正常，但后期在尽力补救，所以这一宗控罪完全是扯淡！
第二宗罪：以市米则资盗。
这件事是指漠南蒙古部落遇到灾荒，没粮食吃，强烈要求跟明朝进行边境贸易，购买粮食保命。当时这些部落还没有完全倒向满清，自然是明清双方竭力拉拢争取的对象，对方又遇上灾荒，肯定是有奶便是娘，袁崇焕自然想通过卖粮食来换取合作甚至效忠。而崇祯皇帝则拒绝了袁崇焕的交易要求，而是要求清点蒙古受灾人口，按人口接济口粮。
平心而论，袁崇焕和崇祯的方法都有利弊，但是，皇帝的办法可操作性近乎为零，除非蒙古人既不能打，又没有满清拉拢。要知道，饥荒是不等人的，而游牧民们向来就有你拒绝贸易，我就直接抢劫的光荣传统，更何况都快要饿死了，故而袁崇焕先卖了部分粮食给蒙古人。几年后，这些蒙古部落最终加入了满清的阵营，就变成了敌人，翻旧账，原先的卖米自然就变成了“资盗”。
关键是“市米”之时，蒙古还不是“盗”啊，时间线对不上，算哪门子的罪？
第三宗罪：以谋款则斩帅。
让你跟满清议和，你先杀了“帅”，毛文龙。
战与和的决定，只能是崇祯来决定，袁崇焕顶多是个负责谈判的而已，斩杀毛文龙褒贬不一，可崇祯事后是认可了的，现在翻旧账，如同让陈新甲背锅议和是一个调调，典型的翻脸不认人，跟第二宗罪是一个调调。
第四宗罪：纵敌长驱，顿兵不战。
就是说你袁崇焕故意把敌人放进来的，要么是保存实力，要么是有通敌的嫌疑——明朝是个最古怪的朝代，尤其是在晚明，明明是一帮子文官和没有任何军旅常识的皇帝，偏偏要教战地指挥官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用什么方法来打仗，还必须打赢。别说袁崇焕，就是孙武来了也没辙啊！
满清八旗都是骑兵，擅长野战，劣势是孤军深入，后勤难以保障，最有效的办法当然是以步兵守城，少量骑兵缀在后面骚扰，避免正面交锋，而后面北京城外的野战也再次证明了，袁崇焕的部队野战能力是远逊对手的。
战争中普普通通的战术手段，结果变成了罪责。几年后，崇祯君臣又来了这么一出，硬逼着孙承宗带着大批新兵出潼关与农民军决战，结果当然没有悬念，背锅的同样没有悬念，是现场指挥官孙承宗。
第五宗罪：援兵四集，尽行遣散。
极度恐惧中的崇祯君臣眼中，援兵自然是越多越好，至于北京地区的后勤保障能力能不能做到，那是完全考虑不到的，这些军事盲眼中，士兵竟然还要吃饭，简直是咄咄怪事。而袁崇焕深知，假如不能提供足够的粮饷，这些军队随时随地都会哗变，从兵变成匪——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兵临城下之时，守城的明军不但连续五个月没有领到饷银，而且连饭都快没得吃了，崇祯君臣仍然想派他们出城迎战，结果出门就跑了个精光。
第六宗罪：及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
喇嘛是黄教的，估计十有八九是从蒙古、满清方向来的，这宗罪笔者百思不得其解，就算它是实锤吧，崇祯应该是暗指袁崇焕还想议和，因为只有喇嘛能自由在明清之间行动。
第七宗罪：坚请入城。
袁崇焕要求军队驻扎在城内，崇祯则认为他准备图谋不轨。
袁崇焕率领军队千里驰援，属于紧急出动，携带的补给和装备必然不够用，天寒地冻的，自然希望自己的部下能吃得饱住的暖，可是在多疑的皇帝和大臣面前，竟然变成了罪，实在无语。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一帮子没有丝毫军事常识的文官和同样不知兵多疑的皇帝，用他们想当然的理解来解读战地指挥官的行动，结果怎样，自然没有任何悬念。
说老实话，袁崇焕言过其实，能力有限是真的，但毕竟还是尽力在抗击清兵，假如他真的想纵敌的话，再磨蹭上两三天，皇太极没有后顾之忧，怎么可能止步在北京城下？恐怕更大的可能是崇祯更早上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