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8月18日，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这是为贯彻落实庐山会议、在军队系统肃清彭德怀影响而召开的。会议通知，在8月11日的庐山会议结束前，就已经发出，做好开会准备。毛主席将此次会议，交给书记处主持，书记处委托军办厅、总政承办，会议地点是中南海怀仁堂。
会议召开的前10天，主要是听取庐山会议精神的传达，阅读庐山会议的相关文件。到8月29日起，原先的15个小组，被改编为2个综合组，彭总和黄克诚各参加一组，接受会议批判。此次会议到底如何安排的？
彭总事先并不知情，但还是遵照庐山会议时的态度，主动且坦率地做出了检讨，同时表示愿意诚恳接受批判，肃清自己在军队的“错误影响”。彭总以为，自己这样做了，自己的问题就能得到妥善解决，外界对自己的错误看法能烟消云散，自己能平稳落地。
可是，彭总预计错了，而想彻底打倒、让他爬不起来的人，也想错了。会议的进行过程中，在分批揭发审判时，很多人选择不发言，或者发言内容极少涉及彭总问题，只是“浅尝辄止”的表态。因为他们无法相信，人们素来敬重的元帅、大将，怎么成了坏蛋分子？
很多人在私下闲聊时，议论纷纷：“就这样走走过场就结束吧，不要磨蹭了，下面还有很多事情等着做呢。谁有闲工夫在这一直耗着！”可是，他们的想法太简单、太天真了。在硝烟弥漫、流血的战场上，他们个个足智多谋、骁勇善战。但在这个不直接见血的战场上，他们就个个都是新兵蛋子。
8月20日，柯庆施、陈伯达就分别给毛主席、少奇打电话，报告会议情况：“会议开得糟透了。”“彭表面做检讨，暗地里煽动军队进攻。”“他根本不服庐山的气，妄图借他在军队的地位，翻庐山的案。”
不仅如此，康生还煞有其事地跑到毛主席的书房，说明问题的重要性，请求毛主席亲自出马，扭转局势。要求将此次扩大会议再延长、再扩大。当天晚上，得到错误信息的毛主席便找来少奇、周总理等人，商议会议进程。并高效率地在当晚做出决定，会议延长到9月12日，参加会议人数从160人增加至1061人，另增50名有关人员列席参加会议。
历史证明，陈伯达之流的话，完全是危言耸听。吴法宪在扩大会议中，曾发言：“在这里，我要向彭讨还血债！”此话一出，全场惊愕，众人全都用莫名其妙的眼光盯着他。吴法宪随即开始了他的表演，编造起了长征的故事。
1965年11月底，彭总来到成都，从事西南三线工作。1966年底，从北京来的红卫兵小将，深夜突然闯入成都的彭总家中，将其绑到北京“隔离审查”，彻底“隔绝”于世。在这么些年里，彭总一直勤恳工作，或是居家休养，没和军队有过任何联系。一些军队方面的事和人，他能免则免，根本不存在所谓“煽动军队”。
1978年12月，一切真相大白，彭总的骨灰重回北京，得到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进入八宝山内供后人瞻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