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史上，太监走上政治前台的情况不胜枚举。这种现象的形成可能有两个决定因素：一个是皇帝受到的来自外朝文官集团的威胁；另一个是皇帝个人权力与文官集团权力的对比。
首先，太监要专权，必须是在中央集权加强时期。其次，是当太监在关键时刻帮助皇帝夺取或巩固皇位立了大功时，太监便以功获宠，以宠掌权。再次，就出现太监专权的某一朝代来说，往往是在王朝的中后期，当皇帝感到权臣或地方势力日渐膨胀，皇权受到威胁时，便利用内朝太监来分割外朝相权，或控制地方势力，太监逐步操纵军政大权，最终，形成了专权局面。
论及太监酿祸最惨烈的王朝，当属明朝。从明朝建国之初，朱元璋就已经意识到了太监的危险，高瞻远瞩的朱元璋只允许太监为皇室成员当牛做马，端茶倒水，连档案文书都不让太监染指。
正所谓“古时此辈所治，止于酒浆酰醢、司服守祧数事”，朱元璋就像是工作狂一样，凡事亲力亲为，不让太监有一丁点接触到朝政的机会。所以，在洪武一朝，太监除了每天伺候主子之外，连看一眼奏章的机会都没有，就算有，也没人敢挑战朱元璋定下的禁令。“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太监敢碰奏章，那就不是挖眼睛剁手那么简单了，直接掉脑袋。
明初的太监官阶非常低，且没有资格进入外廷，他们必须老老实实地遵守朱元璋提出的禁令，不得与外臣进行沟通，不得妄论朝政。朱元璋将太监不得干政的禁令写在一块铁匾上，摆在宫门之外，出入宫廷的太监只要看到那块铁匾，就得摸摸自己的脖子。在这种高压态势下，太监连书都不能读，因为太监读书会犯了朱元璋的大忌。
封建王朝中，尤其是程朱理学崛起后，“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思想普及万民，莫非草根出身的朱元璋也受到礼教的启发，觉得“读书越多越反动”？就算朱元璋没这种思想认识，他也能从历朝历代的权宦身上找到影子，绝大多数祸乱朝政的家伙，都是脑力过人的文化人，朱元璋有必要防备。因此，朱元璋在挑选太监时，“从娃娃抓起”，将未受启蒙的文盲小孩儿抓来皇宫，让他们为皇室服务。
没有读书的底子，也没有读书的机会，明初太监那点有可能滋长的反动苗头被朱元璋彻底掐死。不过，到洪武朝后期，朱元璋对堆得山高的奏章有些力不从心了。所以，他不得不放松禁令，让太监们帮忙整理文书。我们知道，整理文书需要一点文化基础，起码要让太监们看得懂卷宗的名字和编号吧？现实就是这样，朱元璋也没了辙，只能允许太监们读书识字，但仍不准太监们跨越底线——参政。
朱元璋千防万防，就是没想到自己的一切努力都在后人手中付诸东流。
朱棣以后的太监们，不但能在皇帝眼皮子底下搞小动作，他们的魔爪还伸出宫门之外，遍布大江南北。偏偏朱元璋以后的皇帝没有老祖宗的思想觉悟，一而再再而三地扩编太监队伍，致使明朝在编太监数量突破了此前王朝的纪录，多达数万人。“奄宦之祸，历汉、唐、宋相寻无已，然未若明之为烈也。”明朝太监不但人数众多，还摘取了历代宦官酿祸之冠，开创了一个由太监把持江山社稷的巅峰时代。
永乐时期，太监们终于翻了身。先皇朱元璋不是不让太监碰书本吗？现在我们手里掐着内廷大权，我们不但要读书，还要好好读。太监们向朱棣申请于内廷建“太监学校”，还对学校中老师的专业性提出要求。朱棣为太监们请的都是些临时性的教师，到了朱瞻基上位后，每个在“太监学校”中当值的老师都是翰林院的官员。难道真的是“权力越多越反动吗”？
某届“太监学校”毕业生王振，为了把持朝政，竟公然毁掉了朱元璋留下的铁匾，还夺走了皇帝的决策权。王振“导帝用重典御下，防大臣欺蔽”，一时间风光无两。一个王振倒下去，一个魏忠贤站起来。魏忠贤把持朝政的能力似乎比王振更强，能被皇帝封为“九千岁”的除了后宫正位之外，古往今来只有魏忠贤这么一号了。魏忠贤营造的恐怖，史料罄竹难书。
不过，魏忠贤肚子里倒没有墨水，“读书越多越反动”这句话在他身上并不适用。从这个例子看来，读不读书跟乱不乱政的关系不大。
那么，明朝太监究竟为何能掀起风浪呢？
笔者认为：根源还在于一个“权”字上。最早的太监只能给皇帝端屎端尿，到了后来逐渐被赋予了整理文书的权力。就像滚雪球一样，从文书工作开始，又有了秉笔的“文治权”、监军的“武功权”、东西两厂监视百官的“吏治权”、收税的“财政权”，军国大政逐渐落到太监头上，手里有这么多权柄的太监自然会愈发“反动”。所以，明朝太监纯属“权力越多越反动”，与读不读书没有半点关系。
太监又多是统治阶级中最腐朽、最反动的代表，其专权则极易形成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政治更加黑暗，进而导致农民起义爆发，最终，导致旧王朝覆亡。可以说，太监专权主要依附于封建专制制度产生、发展，从而又加速了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腐败和王朝的灭亡。
参考资料：
【《明史》、《明史论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