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老舍跳湖自尽，独子陪父亲坐了一夜，从此夹起尾巴做人

在这一年之前，老舍的人生一直都是比较顺遂的。他在文艺界的地位和他在单位里的职位，都让他得以被专车接送，在国内也是受到敬重和爱戴的。

只是，在这一年，他就被彻底迎来了不一样的对待，8月23日，老舍与另外28位来自北京市文化局和“文学艺术家联合会”的作家、艺术家和干部一起，被强迫着在火堆前围成了一个圈子，跪下来，头顶地，接受身后几百人的毒打。

老舍跪在地上，脸色煞白，额头上的血一滴滴流了下来。期间与他一起接受毒打的人中，不乏有学过武功的，但在施暴者居多的情况下，在考虑到不拖累其他人的情况下，只能选择继续承受不应有的暴力。

三个小时后，老舍等人才被拖回机关，继续接受打骂，还因被另一个作家批判拿了美金，而被公安局拘留，直至半夜才被放回家。

临走前，老舍还被嘱咐明天要再接受“教育”，年迈的他拖着患有残疾的脚，吃力地走回了家。

在前几次“政治运动”里，老舍都幸运地没有被卷入到风波中，因此他也对承受这样残酷的对待，在心理上也较少有准备，再加上他年纪已大，身体又虚弱，显然很难抵挡未来无数次的暴力折磨。

在这种情况下，8月24日那天，老舍没有返回机关，而是选择来到了天平湖。原本将要对他实施暴力的人拎着铜头皮带到他家找寻，没有找到他，只在次日早晨，在西城区太平湖上发现了他的尸体。

舒乙守着父亲的遗体

老舍决定自尽的那天，老舍的夫人胡絜青和儿子舒乙都不在家。只有老舍的小孙女正在院中玩耍，全然不能看出爷爷的失态。

老舍离开家的时候，只是抱了抱小孙女，笑着跟她说“爷爷走了，跟爷爷说再见”。他穿着制服，又带着工作证，还勉力做出笑的姿态，小孙女自然以为，他只是如常地要去上班。但老舍沿着城墙，走向了通往西城区太平湖的道路。

是第二天清晨，一位住在太平湖畔的演员发现了异常，才喊来了远处的几户渔民，将老舍的尸体从湖中捞了出来。

结合当时他们在岸边发现的老舍的上衣制服、眼镜和工作证，他们才真正判断出了死者的身份，并打电话报警。

老舍的独子舒乙赶到的时候，法医和文联的人都已经在现场了。舒乙看到的是，被一张破席子掩盖着躺在地上的父亲。此后任由身边人来人往，他也只是静静地坐在父亲的遗体身边。

从早上到晚上，身边的人经过了一批与一批，又随着深夜降临，而逐渐离去。舒乙就坐在没有路灯的黑暗的湖边，悲痛地意识到，从此他就失去了父亲。

在和母亲一起把父亲的遗体抬上开往火葬场的车的时候，舒乙还在想着，父亲已经两天没有进食，死的时候一定又冷又饿又累。

但不管如何，当他赶到火葬场补办手续，并被告知父亲的骨灰不被允许保留的时候，他已经没有心力再去争吵了。他只是默默地回到家中，为了不让这个家再少一位成员，而做出“夹着尾巴做人”的心理准备。

舒乙更为父亲遗憾的是，在老舍去世的一段时间后，瑞典文学院因老舍离开人世，而将原本要授予他的诺贝尔文学奖转而授予了同是亚洲人的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舒乙也为父亲过早离去而感到悲痛、惋惜，并更加感受到了父亲之死的沉重。

舒乙的发展

舒乙很小的时候，老舍就已经在为他的未来做规划。老舍没有要求舒乙一定要和自己一样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而是认为如果舒乙不具备特别的天分的话，那么最好就要学一门手艺，以后总可以找到事情来做。

在这样的理念下，有着比较强动手能力的舒乙，在19岁那年就被送到了莫斯科学习木材水解合成材料这一个专业，专门研究如何用木材制取酒精和酵母。毕业后先后到了南京林业研究所和北京光华木材厂担任工程师，从事用木浆造酒的工作。

老舍生前一直为他感到自豪，总是兴奋地向身边的同事介绍儿子的工作，并称“我儿子在用木头造酒”。

但在老舍去世之后，原本对文学不感兴趣的舒乙，也开始一遍又一遍地读父亲的作品。每每想到父亲临死都不愿也不敢留下遗言，他总是难过不已。

1978年，舒乙放弃了自己从事了20多年的工作，成为了一名老舍研究者。而在这个过程中，舒乙不是以“老舍的儿子”的身份来开展研究，而是一个普通研究者的身份去做走研究。

他认为，“夹着尾巴做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不主动显露自己是老舍之子的身份，踏踏实实用自己能力做出一番成就的意思。

小结：

在后来的岁月里，舒乙做到了默默研究、默默写作，也默默地培养学生。虽然没能在文学上永远不能超过老舍，但他到底没有被老舍的光芒彻底掩盖，反而以自己的能力在文坛上立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