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子的著作《道德经》中曾有这样的名言“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这句话的意思是苍天并不仁慈，只是把万物当作没有生命的贡品。
当然也可以从另外一个维度理解，天地是公平的，将世间万物当做同等对待，不对谁特别好，也不对谁特别坏，任其自由发展。
纵观人类繁衍生息的历史，不得不感叹古人的智慧是无穷的，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待，老子的这句话都深度解读了人类的发展命运。
人类社会的交流与融合表面上看似平静、按部就班，实际上背后充斥着伤痕与杀戮，是真实的征服与被征服的过程。
就像古罗马军队为争夺霸权四处扩张，欧洲移民驱赶印第安人，资本主义国家数次侵略中国，这些都是人类互相伤害与对抗的证明。
大明王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繁荣的典型代表，在许多人眼中是一个有着辉煌灿烂历史文明和富庶经济社会的王朝。这其中就包括当时到中国来传播宗教文化的传教士。
然而，真实的明朝社会是否真如传教士所传？
由明朝时期被逮捕的葡萄牙囚徒所撰写的《广州葡囚书简》，透露了明朝社会哀鸿遍野的现状，同时也揭露了西方社会赤裸裸的征服野心与真相。
来华传教士
宗教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自然而然诞生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人们心灵信仰的寄托。
基督教起源于公元1世纪前后的耶路撒冷，是与佛教、伊斯兰教齐名的三大宗教之一，也是西方人民普遍信仰的宗教。
在封建社会宗教大肆兴起之际，为传播发扬宗教精神许多宗教人员被各自的宗教组织派往遥远的异国他乡施教布道，他们被称为传教士。
作为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传统的民族，中国这片辽阔的土地，自然不会被西方传教士所放过。
于是中国成为虔诚的怀揣传教梦想的传教士们理想的传教圣地。
自新航路开辟以来，每年都会有来自西方各国的传教士出现在中国的土地上，他们以传播基督教和天主教为主。
其中成果显著、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有葡萄牙人沙勿略、意大利人利玛窦、德国人汤若望等。
传教士们不仅煞费苦心在中国弘扬自己的宗教，还积极宣传中国风俗与特产到西方社会，间接为中西方文化、商品贸易的交流做出了贡献，当然也为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提供了方便。
他们当中部分人还受到了中国皇帝亲切的接见，他们利用先进的西方科技成果和乐善好施的关怀手段赢得了我国封建君主与人民的好感，为长期能够滞留中国传教创造了更多可能。
关于传教士的历史以及与中国社会的联系，还要从最早与他们接触的大明王朝说起。
传教士眼中的明朝
1551年，葡萄牙传教士沙勿略搭乘葡萄牙商船从日本抵达中国，想要在中国传教，然而由于当时中国明朝政府实行海禁政策，他无法深入内地，不得已将传教计划搁浅。
沙勿略是最早来到东方传教的耶稣会成员，他为将天主教的福音传播到东方国家不惜长途跋涉、东奔西走，甚至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了传教事业。葡萄牙天主教会因此尊称他为“历史上最伟大的传教士”。
明朝年间，自沙勿略之后，相继又有多人踏上中国国土，渴望为宗教事业的发扬光大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虽然他们在中国的传教道路面临诸多困难，但是依然阻挡不住他们为心中的信仰虔诚奉献的热情。
1556年，另一位葡萄牙传教士克鲁兹来到中国，这时正值嘉靖王朝35年。
克鲁兹在掌握了基础的中文后，很快开始了他的传教访问工作。
经过在广州几个月的辗转浏览，克鲁兹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撰写成了一本记录中国风土人情的《中国志》。此书一经问世立即在欧洲社会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重视。
像之前倍受质疑是否真的到过中国的马可波罗，以及后来明朝时期抵达中国的众多传教士一样，克鲁兹在书中对中国颇多溢美之词。
他不仅肯定了中国人的勤劳善良，介绍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与交际事宜，还凭借自己的推断简单描述了中国的官僚阶级与宗教文化。
克鲁兹在书中的记述使中国社会看起来充满宁静和祥和。
在如克鲁兹一般的传教士眼中，明朝社会虽然不像西方国家那样发达，但是也自有它的神秘和美好。
然而真正的明朝社会生活是否真如传教士口中所描绘的那般美好，旁观者只是一家之言，最有发言权的恐怕只有生活在其中的人民。
广州葡囚书简
关于明朝社会的现实状况，《广州葡囚书简》给出了与传教士截然不同的另一种答案。
1517年，明朝正德年间，葡萄牙大船长费尔隆•伯列士•安德拉吉从殖民地马六甲护送多默•皮列士使团抵达广州。
葡萄牙人的到来无疑活跃了我国的边防贸易，通过与中国人民的贸易往来，葡萄牙人获利颇丰。
但是表面上葡萄牙人前来中国是与沿海居民进行商品交易，实际上他们暗中进行的是对中国的征服行动。
为了获得更丰厚的利润，葡萄牙人三番五次向皇帝请示扩大贸易范围。皮列士一行人在广州等待三年后，终于获批准可以前往南京拜见正德皇帝。
当使团第二次受到皇帝召见时，正值马六甲国王向中国朝庭控告葡萄牙人武力占领马六甲时期。
不巧的是，朝廷大臣也在这时纷纷指控葡萄牙人在广州的暴行。
就这样义愤填膺的明朝政府将皮列士率领的葡萄牙使团逮捕入狱。
在关押期间许多葡萄牙囚徒不堪明朝官员的酷刑而死去。
其中有两位名叫维埃拉和卡尔渥的青年在狱中分别写了一封信，秘密交由沿海葡萄牙人送到了欧洲，即《广州葡囚书简》。
目前这两封信仍然完好保存在葡萄牙国家档案馆。
信中明确指出明朝政府的腐败落后与人民生活的痛苦不堪。
比如信中写道“中国官员除盗窃外，不为当地着想……也不爱百姓，只掠夺、杀害、鞭打，对人民施暴。”
“百姓受这些曼达林（官员）的虐待超过受地狱魔鬼的，因此百姓不爱国王和曼达林，每天都在叛乱，成为强盗，因为百姓被掠夺，没有生计，无处觅食，当然要当强盗……”
除此之外信中还提到，中国人狂妄、自大、怯懦和缺乏勇气，如果葡萄牙人想要入侵中国简直易如反掌，觉得“太阳底下没有像这样易于征服的地方，而且人数无穷”。
由此可见明朝社会并非一片明媚和美好，如果传教士描绘的是明朝时期安闲自在的一面，这两封信则真切反映了当时人民生活苦难深重的另一面。
世界是美好的，同时也是残酷的。
“落后就要挨打”，中国人民要想获得真正的生存的尊严与自由，永远摆脱痛苦的奴役与束缚，首先要做的是让自己过上真正幸福美好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