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庵梦忆》的作者张岱认为“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并非机器，越是看起来完美无瑕没有缺点、处处周到体面的人，越难交心也越危险，因为他已经失掉了真性情。
一般人都会有自己的小癖好，有些甚至不足为外人道，但只要不伤害到他人，甚至涉及违法犯罪，便属于私人自由，2021年，上海市闵行区法院审理了一桩比较特别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案，起因竟是情侣亲密关系中的特殊癖好，女子将男友告到法院，理由有些难以启齿。
董某和男友黄某是通过网络认识、发展为情侣关系的，两人从2018年开始交往，都是年轻人，兴趣爱好相投，热恋期间自然十分甜蜜，从牵手到拥抱，再从拥抱到亲吻，甚至进一步亲密，正常情侣会有的步骤，他们也都有，这没什么异常，不过，董某和黄某聊天时的称呼却有些奇特。
女方自称为“狗狗”，称男方为“主人”，这显然是一种不太符合常情的相处模式，情侣不是主人和宠物关系，谁也不必然比对方高一等，可以任意控制、呼喝甚至伤害虐待另一方，偏偏董某和黄某交往时就是有着这种奇怪的癖好，这类称呼在他们的聊天记录里大量存在。
这对情侣之间的癖好还不止如此，恋爱期间，两人还共同加入了在亲密关系中偏好实施“施虐”、“受虐”为主要行为方式的小圈子，所以双方亲密时，黄某也对董某有鞭打的行为，以这种方式追求获得感觉，感情是会变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情侣的矛盾日渐增多，2020年9月，董某去做了测试与评估。
结果显示她最近有“中度焦虑症状”、“重度抑郁症状”，董某认为，这和男友在亲密行为中的癖好有关，她一纸诉状将男友告到了法院，向其索赔医药费和精神抚慰金合计5万余元。
董某主张男友的行为导致了她确诊中度焦虑症、重度抑郁症，因为他的特殊癖好，双方相处时有很多不愉快，黄某还采取鞭打行为，拍摄私密照片，她提出分手时，黄某又用极端方法挽回，比如威胁要散播私密的照片与录音，以及将聊天记录发到网上，辱骂，这些导致她陷入焦虑抑郁，黄某应当承担一定责任。
黄某对董某的主张表示明确的反对，他辩称，交往期间那些癖好并不是他单方面要求的，而是双方自愿，亲密时的轻微鞭打行为就是董某自愿提出，在他看来，董某告到法院只为了给他形成压力，达到从他这儿要一些钱的目的。
无论结果如何，从双方你来我往的辩论就可以看出，他们的感情已经消磨得差不多，剩下的只有纠纷，那么董某的主张能否得到法律的认可呢？
首先，作为当事人董某有举证责任，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董某做的测试评估显示焦虑和抑郁，根据她提供的结果，其身心健康的变化受到不少事件影响，包括学习困难、睡眠困难、受惊和借贷、名誉受损及法律纠纷；
董某还提出自己因为男友的伤害行为导致躯体瘢痕，曾经去医院诊断治疗，却没有提供病历，举证不足。至于她与黄某之间的特殊癖好是否涉嫌违法侵权，这种情况在实践中不能一概而论，需结合具体案情，董某要让黄某赔偿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三条规定：
侵害自然人人身权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所以，关键在于黄某的行为是否侵害了董某的人身权益，归责原则构建了侵权类型，包括过错责任、过错推定责任，以及严格责任（无过错责任）类型，一般的侵权行为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即：
“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过错责任4要件除了损害事实的客观存在外，还有行为人过错，行为的违法性、违法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本案中董某主张自己因为男友特殊癖好导致抑郁，但根据在案证据，证明不足。
从他们之间的聊天记录来看，董某经常自称“狗狗”并称黄某“主人”，多次主动提到双方亲密时的鞭打行为，言语调侃，看不出抗拒态度，反而能看出十分积极的意愿，董某不要求对她受到的身体损伤和精神损害进行专业的鉴定，提供的报告也显示焦虑抑郁由多项事由引起。
综上，黄某的行为，与董某的抑郁症状之间因果关系难确定，那么黄某的行为有没有过错或者违法呢？“法无授权不可为，法不禁止即自由”，如果黄某鞭打造成董某受伤达到轻伤标准，那么他可能涉嫌故意伤害，轻微伤则涉及行政责任（治安处罚）和民事赔偿责任。
根据在案证据，双方亲密关系中的特殊癖好，系彼此自愿，黄某的行为没有给董某造成上述的后果，无证据佐证分手威胁，董某的症状与多项事件有关，所以这种癖好虽然并非主流，不值得提倡，然法律也没有作出禁止规定，不属于违法，董某不能提供证据证明恋爱时黄某的行为导致她身体损害，侵权责任难以成立。
最终法院驳回了董某的诉求，董某败诉，需要注意的是，董某败诉有原因，并不是说情侣之间可以“百无禁忌”，不违法，一旦某些特殊癖好造成对方的损害，还是要承担责任的，愿打愿挨不是肆意妄为的合理借口，就像帮助他人自杀也犯法一样，凡事都需得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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