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难的抉择
王国维的哲学时刻
黄进兴
王国维是近代中国学人接触西方哲学的急先锋。然而在滞日期间，当日本学者狩野直喜与他语及西洋哲学，王氏“总是苦笑着说他不懂，一直避开这个话题”。王国维对待哲学前后态度迥异，大概因为受罗振玉大力规劝，转而改治经史之学，遂自怼以前所学未醇，甚至烧毁了百余册收集他研读西洋哲学心得的《静安文集》。
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
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
——王国维
王国维（1877—1927）乃是近代中国学人接触西方哲学的急先锋，他与西方哲学的碰撞，常为后人所津津乐道，并且受到甚高的评价。但最后的结局似乎以一场“挫折、误解、追悔”落幕，且从此在他脑海里消声匿迹。果真如此吗？则是拙文所拟探索的谜团。
王国维之所以值得大笔特书，主要因为当时中国的青年中有志于外国学问者，无非着眼于自然及实用的学科，在社会科学也仅止于政治与经济学等，而意图研究西洋哲学则属凤毛麟角。其实，王氏对本身学术的定位了然于心，他说：同治及光绪初年留学欧美者，皆以海军制造为主，其次法律而已，以纯粹科学专其家者，独无所闻。其有哲学兴味如严复氏者，亦只以余力及之，其能接欧人深邃伟大之思想者，吾决其必无也。
其自负盖如此。王国维对西方近代哲学，并非浅尝即止，他甚至在其主编的《教育世界》（第129号，1906年7月）的封面上，标榜为“哲学专攻者”，显现该时他学术上自我的期许。而后在滞日期间，当日本学者狩野直喜（1868—1947）与他语及西洋哲学，王氏“总是苦笑着说他不懂，一直避开这个话题。”[4]相隔未久，为何王氏有如此截然不同的变化呢？
首先，必得先厘清王氏“哲学时刻”的起迄点。据《静安文集》的《自序》云：王氏研究哲学，始于辛丑、壬寅（1901—1902）之间。日本友人狩野直喜的追忆之词，恰透露了当时王氏业师藤田丰八（1869—1929）对王国维的期许。他在明治三十四年（1901），在上海见着藤田，而后者对其有如是的评价：“头脑极明晰，且擅长日文，英语也很不错，对研究西洋哲学深感兴趣，前途令人瞩目。”但王氏始接触西方哲学，则早于此。缘二十二岁（1899）王氏至《时务报》工作，并于罗振玉（1866—1940）所创“东文学社”进修，社中日本教师藤田丰八和田冈佐代治（即田冈岭云，1870—1912）二君故治哲学，因受其启迪。王氏称：一日适见田冈君的文集中有引汗德（Immanuel Kant，1724—1804，今译“康德”）、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之哲学者，遂心生喜欢。然而当时王氏自认因文字睽隔，终身无有读二氏之书之日。但在东文学社勤读日文，兼及英文，之后赴日本游学，虽不数月，即因疾告归。但其外语（英文、日文）却愈加精进，成为日后研读西方哲学的利器。
迥异于“新民子”的梁启超（1873—1929）或一心追求“富国强民”的严复（1854—1921），王国维自始即关注人类普遍的境遇与精神状态，诚如他初次（1902）自东瀛归来的供言：之所以从事哲学的原由，盖“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王氏始决于从事于哲学，进入他所谓“独学之时代”。按王氏之谓“独学时代”，乃是意指他脱离正当学制，独自学习摸索之义；因该时读书的指导者犹是藤田氏。所以王氏的哲学探索跨越了“东文学社”及游学日本归来，迄1907年左右。
王国维曾在其主编的《教育世界》封面上标榜自己为“哲学专攻者”，显现该时他学术上自我的期许。
于王国维悉心追求西方哲学的时段，他不仅刊布了诸多哲学的论述，也旁及教育体制的改革。其故便是：当时清廷鉴于外力日迫，不得已进行教育改革，企图从基础做起救国强民的事业。而该时负责教育大政的执事者，毋论张百熙（1847—1907）的“壬寅学制”（1902）或张之洞（1837—1909）的“癸卯学制”（1903），均将“哲学”一门排除于外，遂引起哲学的爱好者王国维大大的不满。
要之，从晚清学制的设计观来，毋论新制的“壬寅学制”或“癸卯学制”，均本诸“中体西用”的基本精神。当时《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1902）的“全学纲领”即尤重德育教育，它强调：
中国圣经垂训以伦常道德为先，……今无论京外大小学堂于修身伦理一门，视他学科更宜注意，为培植人才之始基。
观此，“修身伦理”一门在“壬寅学制”实为德育的首脑。惟此一优势，次年即为守旧的张之洞所压抑。
张氏素重经学，其所主事的“癸卯学制”，以“读经、讲经”作为德育的主帅，而凌驾“伦理”一门。他认为：外国学堂有宗教一门。中国之经书，即是中国之宗教。若学堂不读经书，则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谓三纲五常者尽行废绝，中国必不能立国矣！
职是，他规定中、小学堂宜注重读经，以存圣教；并在大学堂、通儒院加设经学为专科。
尔后，复有官员加入反弹的行列，上疏反对“大学堂”设“伦理学”一门，其所持理由不外：“伦理学专尚空谈，无裨政学实际，复又重金延聘东洋教习，未免糜费；故应予裁撤，以撙节费用，以趋正学。”其间虽有王国维力持异议，却缘人微言轻，无法改变既定的学制（癸卯）。
然而新制的教育体系里，“伦理”一门的位阶容有升降，但其作为学习知识的合法性已渐巩固。按当时甫重议立的京师大学堂，负责统筹全国教育事务，并规划课程。于“中学堂”以上首列“伦理”一门，“中学堂”以下则有“修身”课程。迄“癸卯学制”，“中学堂”以上，则改称“人伦道德”，“中学堂”以降仍维持“修身”之名。
王国维之所以关切教育体制的更革，适与其两度任教通州（1903）和苏州（1904—1906）两地的师范学堂，密切相关。此时复是王氏戮力探索西方哲学的时刻，而他在校担当的课程之中正有“修身”一门。照课纲规定，不外本诸固有儒家的经典，若摘讲陈宏谋（1696—1771）的《五种遗规》，且应“恪遵经训，阐发要义，万不可稍悖其旨，创为异说。”但王氏却出人意表，挟以西学，融通中外，时创新说，而为学员心悦诚服。加上罗振玉嘱他协办《教育世界》（1902），适时提供了他频频抒发其时探索哲学极方便的平台。
王氏针对该时教育改制独缺“哲学”一事，深致不满，遂诉诸他首发的哲学文章——《哲学辨惑》。他力辩：哲学非无益之学，并且亟撇清哲学为民权张目的疑虑，以袪除当局的顾忌；况且哲学原为中国固有之学，而中国现时研究哲学有其必要，并倡导以研究西洋哲学弥补中国哲学的不足。因为前者“系统灿然，步伐严整”，为未来中国哲学的发展，定有所借鉴。这篇初试啼声之作，即为之后1906年《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所本。后者则明白主张将“理学”（王氏当时权以“理学”称“哲学”）一科直接纳入大学的分科。
其实如前所述，王国维之接触哲学纯系偶然。他与康德哲学四回搏斗的故事，学界早已耳熟能详，最后他系通过叔本华的阐释，方得其要旨。然而于此之前，王氏却不能说全然陌生康德的思想。例如：他业已涉猎新康德主义西南学派（Baden school）——文特尔彭（Wilhelm Windelband，1848—1915）的《哲学史》，且移译过日本康德专家——桑木严翼（1874—1946）的《哲学概论》等， 这些文本均有不小篇幅论及康德的哲学。可能情况大约是：王氏固然于康德的论旨略有所悉，但于康德文本本身繁复的论证程序，似一时难以掌握。但整体而言，王氏对德意志观念论的认识，是假道当时日本学界。 要知，日本学界接受德国哲学颇早于中国，其时康德与叔本华思想渐次风行。这恰提供了王国维两位日本老师为何独钟于二氏的背景。
有了上述的时空背景，便能了解他为何在这段时刻撰写了诸多攸关哲学的文本，以及移译相关的西哲论述，若西额惟克（Henry Sidgwick，1838—1900）的《西洋伦理学史》（Outline of the History of Ethics，1903刊行）等。[26]要之，评估王国维对西洋哲学的理解，并非拙文的要点；较具意义的是，一窥王氏如何根据他所接受的哲学，运用至其刻意选择的中国文化议题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