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所提《日晏》作者即是我的高祖父，林寿图，字恭三，又字颍叔，初名英奇，后号黄鹄山人，福建闽县（今属福州市）人。
清道光二十五年乙巳（1845）进士，官至陕西布政使和山西布政史。仕途之外，他也是清中晚期知名的诗人、教育家和藏书家。
聪敏少年
若再往前追溯，可查我的祖上多为官，所以高祖父的出生一开始是体面的。
祖父林元炳是清乾隆丁酉年（1777）举人，官至江宁府督粮同知；父亲林士锬，因为与妻室张氏一起侍奉母亲未曾应举。母亲张氏则生于清嘉庆元年丙辰（1796），成长于书香门第，通经博文，品性纯良。
不过，高祖父12岁时，家境急转直下，那年父亲林士锬因病逝去，留下他与母亲张氏两人相依为命，张氏只得靠做女红抚养其长大。
后来，高祖父的友人谢章铤在为张氏所作墓志铭里，介绍过当时家里的境况。
里面说：林寿图小小年纪，就跟着母亲在外面捡别人不要的菜叶，拿回来作一天的饭菜。到了冬天，天气很冷，家里被子不够，就到外面问别人讨来草席取暖，可见当时张氏苦节抚养林寿图有多么艰辛。
尽管家道中落，张氏在为人处事及读书教育上，还是给了高祖父很大影响。
家中所存信札
高祖父自小天赋异禀，人很聪明，读书一目十行，小小年纪说出的话，能让周围人惊愕不已。张氏看到儿子那么聪明，就创造各种条件为他提供良好的教育。
他小时读的《论语》就是张氏从周围一所废弃的书院里捡来的，虽然残缺，但多数内容都在。
高祖父自己也争气，一有机会就寻找破筪残书，每日如饥似渴的阅读。他后来成了有名的诗人，别人问他师承何处，他称是自寻门径，按现代人的说法，就是自学成才。
后来他的文名渐渐传到外面，竟深得时任闽县县令曹怀璞的器重。然而他考取功名的路途却颇为坎坷。
青年时代，高祖父屡试不中，靠做教书先生维持生计。道光十七年丁酉（1837）在琼水馆李氏园教书，道光二十年庚子（1840）在郑氏园教书。
道光二十三年（1843），35岁才考上举人，又过了两年，道光二十五年（1845）终于考中进士，时年37岁。之后，便开始了长达40年的仕途生涯。
一生刚正不阿
高祖父中年踏入官场，从道光二十五年（1845）至同治元年（1862），进士及第后历任工部员外郎、军机章京、御史、顺天府尹等，基本活动圈都在北京。
期间他结识了桐城派古文大家王拯，还有学者兼藏书家孙衣言，这对于他自己在文学创作以及经世思想的启发，影响皆极其深远。
同治二年（1863），他从顺天府尹外放地方官，从此离开北京，由京官变成地方官。先是出任陕西布政史，所谓布政使，相当于今天的省长兼省委组织部部长、财政厅厅长，属于地方上的行政长官，俗称藩台，官阶为从二品。
同治九年（1870）母亲张氏去世，他便辞去陕西布政史返闽乡丁忧。期间，他被福建巡抚王凯泰聘为福州致用书院的第一任山长。
光绪二年（1876），高祖父守制期满，回京补官，又被外放至山西任布政史。未曾想到，至光绪三年（1877），竟以协饷解不及额革职。
被免职后，高祖父离开仕途又改做教书先生，从山西奔赴湖北任钟山书院主讲，一直到光绪七年（1881）。
73岁他才回到故乡福州，定居石井巷。期间，至光绪十年（1884），由于中法战争的缘故，法军曾一度侵扰福建，他遂曾被浙闽总督何璟保奏为团练大臣，赏四品顶戴。
所谓团练大臣，过去曾国藩在湖南守母丧也曾做过。团练跟古代的保甲制度很相似，就是地方乡绅可以自行征集壮丁组建乡团，进行军事训练，用来抗击盗匪保卫乡土的一个地方武装。必要时，团练武装也能应急成为清廷的正规军，譬如曾国藩团练的湘军后来就成为打击太平天国的重要武装力量。可惜次年即清光绪十一年（1885），高祖父即以77寿年因病去世。
家中所存信札
回顾高祖父四十余年的仕途生涯，他始终胸怀治国抱负，性情刚正，任职期间兢兢业业、勤勉为公。
在咸丰朝任职军机章京时，他以工楷法，得任帮办总章京，起草机要文件，闲暇时亦与孙衣言、王拯等人切磋学问，讲求有用之书。辛酉政变时，他力惩腐败，查处贪污，在朝堂里深得人心，得到慈禧的赏识。
之后上疏《求才务实疏》，针砭时弊，向清廷建议当务之急是培养脚踏实地的人才，所谓“善治国者必注意于人才”、“人才莫贵于培养”。
不久，他又向咸丰皇帝上疏，提出四点建议，即请端圣学以裕国本，布宽政以培元气，慎言利以苏民困，坚初念以受谏诤。
这些建议都是希望当时的清政府可以广开言路，顺应时代，求真务实。很可惜，虽然当时朝廷很赏识高祖父，却因积弊甚久，官僚腐败冗余，两次奏疏竟均未落到实处。
在任职地方官期间，高祖父积极整顿吏治，关心民生，得到了地方百姓的认可。
咸丰年间，福建吏治极为腐败，闽浙总督庆瑞与布政使裕铎互相勾结，贪污害民，百姓皆敢怒不敢言。高祖父不惧强权，上疏揭发他们的罪行，请立即罢免，并请以前降调浙江布政使的徐宗干为福建巡抚，经朝廷核实后批准实行。此后高祖父刚正不阿之声远播。
咸丰十年（1860年）正月，高祖父以御史身份抽查天津等地漕运之粮。海运尚未入仓的粮食有9万多石。英法侵略军进逼大沽后，局势紧张，车户（常运粮车夫）逃散，无人运粮，监运官则坐视不管。高祖父上疏弹劾监督不力的官员，并表示自己愿负督运之责。
他招募车户，积极装载，漕粮得以畅运，计浙江、江苏两省粳米34600多石，山东、河南的粟、米、麦、豆等243099石全部运入仓库，毫无损失。
在此之前，满人御史阿克敦布受花户（非常运车夫）邢三贿赂，故意延缓转运，侵吞仓储。高祖父奏请仓场侍郎拿办，邢三聚集一些无赖亡命之徒，藏匿阿克敦布家中，逍遥法外。后经侦察调查属实，高祖父又会同有关衙门搜查阿克敦布的家，当场将邢三擒获，立置于法，官民无不拍手称快。
同治年间，高祖父任职陕西布政史，期间遇有猾吏、悍将，必加剪除、裁抑。他处理过去积累的荒政，深入巡视，以致吏胥不敢作弊。
有一次新疆伊犁参赞率兵过境西上，索取劳力与车马，数倍于常，百姓泣诉，高祖父即裁其半。参赞怀恨在心，便诬蔑他供给不时，以遮掩自己逗留不进。当时朝廷本来听信谗言要将他降级，幸好有一大员过境，接到绅民公禀，据实奏告，才未被牵连。
家中所存信札
同治初年，在陕西的回民趁太平天国和捻军进入陕西的机会发动叛乱，左宗棠率领各军回乱与捻军。同治七年（1868），高祖父因与当时身处陕西追击乱军的左宗棠政见不合，便请辞归养，一度寄情山水。
同治九年因母丧回福州守职制，直至光绪初又调任山西布政使。当时山西连年荒旱，之前的地方官一直不曾上报灾情，人民负担沉重，草根树皮都吃光了，生者也都各处流亡，民生凋敝。
高祖父一上任，需要处理的文牍竟堆积如山，不是州县报灾，请求减免征敛，就是西征之师催办借饷，他殚精竭虑，最后却因耽误解协饷而被革职。
高祖父从山西离任时，想到福建老家无田无房，依他自述为“念故乡无一椽寸亩，乃僦屋依所亲以居”，多亏同乡好友沈葆桢荐聘，接受湖北钟山书院的邀请，做回了青年时期靠此营生的老师角色。
后又经好友闽浙总督何璟、将军穆图善等为其捐资在福州石井巷购置房屋，才算在老家福州有了栖身之所。
石井巷
期间，高祖父也从未放下经世治国、救国救民的理想。那几年他靠着记忆回想当初在京供职军机时所得资料，参证史料，著成《启东录》一书。
《启东录》是因东北地区是清代发祥之地而得名，他在书的开篇就写道：“帝，出乎震，东方也。扶余旁薄之气，启我圣清...冠裳骑射，文物声明，肇开于肃慎。”可见高祖父是一心为国的。
《启东录》共六卷，七万余字，内容包括当时东北地区自肃慎直至满族，与各个少数民族之间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血缘关系或隶属关系，还包括了明清之际东北边防的历史概要等。
高祖父虽然从未到过东北，但他时刻心系东北边防，甚至在被革职之后，用心著述此书，以飨后人，高祖父于此曾言：“谈形势者审焉。”
爱国之心，可见其诚。
满腹才情，教书育人，藏书收画
古人以举仕治国，也热衷于诗文书画创作甚至结社酬唱，又清代推行文德政治，要求官僚既富于儒家的品格与情怀，又要有文学的艺能与风度。这种政策导向，让一个人可以亦文亦仕，诗人与官僚合流。我的高祖父也是如此。
作为诗人，高祖父在文学上的创作也极丰富。
高祖父自幼就擅作诗文，他少年时代就以诗名闻名乡里，进入仕途后就越发勤力了。他一生所见诗文刊籍就有《黄鹄山人诗钞》、《华山游草》等。
清末学人谢章铤曾评其“颍叔诗之工且多，一时魁人杰士，无不怵服而钦佩之”。
家中所存信札
高祖父自道光二十三年（1843）考上举人后，次年（1844）夏天，即自京师归。当时也曾与同乡诗人沈绍九、周麟章、萨大滋、陈福嘉、陈崇砥、陈隅廷等一起组织了西湖诗社。此西湖并非杭州西湖，而是福州西湖，社址在荷亭。
西湖诗社，沿袭古代文人雅集酬和的传统，诸如魏晋南北朝的兰亭雅集与宋代的西园雅集，文士们彼此唱酬、切磋诗艺、品第高下，可谓雅兴悠悠。
道光二十四年（1844）的整个下半年，身处福州的高祖父与朋友们酒酣拍案，互相击赏，寄情于诗文，真可以说意气风发。
当时高祖父年36岁，正是生命中精力最旺盛的时候。后来高祖父在西湖诗社创作的诗文，被编撰入《黄鹄山人诗钞》。
《黄鹄山人诗钞》
西湖诗社成立约五个月之后，高祖父赴京赶考，诗社中另一重要成员周麟章也赴泉州设塾，诗社遂停止活动。
道光二十五年（1845）高祖父考中进士，第二年也即道光二十六年（1846）的春天，他请假从京城又回到故里，重新组织起诗社，社员又增刘瑞、孙翼谋二人，当时大家集会，约定俗成，人各一题，篇各一体。这次重新组织诗社，又活跃了近一年。
后来高祖父进京任职，同时刘瑞赴山西任职，陈福嘉、陈崇砥叔侄赴京应试，诗社复又停止活动。
此次诗社成员的诗文，被整理编入《西湖诗社存》，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仲春刻成行世。
家中所存信札
进入仕途后，高祖父也积极参与其与僚属的文酒雅集，大家拈题赋诗，相互唱和，气氛非常活跃。
同治朝，当时高祖父丁忧守制在家，期间同为福州同乡的沈葆桢接替左宗棠任福建船政大臣，主办福州船政局。沈葆桢与高祖父互相交好直至暮年。
在马江衙署，沈葆桢常邀请翰苑人士谢章铤、杨浚、刘学畲、梁鸣谦等，与高祖父一同组织雅集酒会，即兴吟咏。
后来，沈葆桢又多次举办雅集，众人称之为船司空雅集。谢章铤在《船司空雅集录·序》里曾介绍了当时雅集活动的方式和盛况：“招十余人或二三十人，团聚一处，拈题分韵，限时刻更唱迭和。一月数会，一会辄得诗无算。剞劂其尤，往者去，来者续，成书至八九集。他省未之闻，惟吾乡最盛。”
高祖父偶亦作画，《福建通志》载其曾自题《画石赠幼农》，其中有诗文“突兀方寸胸，隐跃有五岳。石耶非石耶，籍贡他山学”，时人皆以为甚佳。
更摘以其在《黄鹄山人诗初钞》中的《顾横波墨兰后有龚芝麓跋语》：“老大风流擅画眉，墨花悟入折钗枝。梅村不遂东山隐，枉及文青未嫁时。”评其以画入文，如王维诗画融一，其意境近乎高妙。
高祖父用印
除了诗文书画创作，高祖父亦致力于教书育人。他早年即以在地方任塾师为生，仿佛他年少时的聪颖好学，为他在各地书院设讲经史埋下了种子。
同治九年（1870）张氏先逝，他即辞官扶棺归闽，丁忧守制。这个时期的高祖父在政坛与诗坛均占有一席之地，被福建巡抚王凯泰看在眼里。
王凯泰当时认为闽中课士皆以八股为主，五言试贴诗和诗赋为辅，缺少专门研究经史的学院，便参照浙江诂经经舍、广东学海堂的规制，以“学以致用”和“通经致用”作为办学宗旨，于同治十年（1871）创办了福州致用书院，并且规定了在常课外别悬一课，专治经史，以振兴闽学、推崇实学。
致用书院创办后，急需延请一位山长，王凯泰当时对山长的要求就是八个字：“博今通古，品正学纯。”显然，高祖父的名望皆符合致用书院拟聘山长的要求，遂被聘为书院的第一任山长。
1871年，王凯泰设致用堂，甫于抚署，月立一课。
高祖父在任职书院山长期间，对待学生非常和睦，学术气氛相当宽松。
譬如在他制定的《学规》里，除了规定考试和上课、做学问时必须严格遵守规定之外，其他的条目都是要求肆业诸生如何修身、如何读书、如何作学术研究的内容。
这在当时的晚清学术圈是很少见的，也正是这种宽松的学习与学术氛围，使得致用书院人才辈出。
此外，作为福建著名的藏书家，高祖父平时喜购书藏书、多善本，逾万卷，后筑藏书楼“欧斋”以藏之。
为了扩充书院的图书储备，高祖父慷慨地将自己138种1131册藏书，不计回报地捐献给致用书院。其中经史子集各类都有，其中福建本土人士所撰所刊文献尤为丰富。
林寿图赠“致用书院”藏书
雅好藏书之外，高祖父还四处高价收购古代珍品和字画。他曾珍藏一张欧阳修滁州画像，常悲叹自己的身世与欧阳修相类。他一来仰慕欧阳修的学问人品，二来表示不忘母教。高祖父的书室之所以命名“欧斋”原因也在此。
在西安任职时，一次偶然机会，他还收购了《历代帝王图》。
那是同治五年（1866）九月，我的曾祖父林师尚过生日，高祖父就从一位名叫蔡小石的收藏者手上，收购了《历代帝王图》将其赠予爱子为生日礼物，并且在画上留下了自己的题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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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帝王图》绘有从汉朝到隋朝的13位帝王画像，每位帝王身旁有一到两名侍者，共计有46人。
13位帝王有站有坐，侍者们有立在帝王身边，有穿插在帝王左右。各位帝王图前都有文字说明，有的还记述了其在位的年代以及对他执政的评价。画面栩栩如生，篇幅宏大，技艺精湛。
这是中国人物绘画里的重要传世之作，和故宫博物院的《步辇图》可以说是双星闪耀，堪称国之瑰宝。
可惜的是，这件国宝在民国期间被祖上外家（高祖父外孙）梁鸿志得手并出让转卖。
1929年，梁鸿志在东京举办“唐宋元明名画展览会”引起轰动，日本各界对《历代帝王图》予以很高的评价，一致认为《历代帝王图》是其中最重要的展品。展出结束之后，梁鸿志通过一个日本商人做中介，想把《历代帝王图》卖给东京的一家公司。该公司嫌梁鸿志开的价格太高，结果没成交。梁鸿志只好把《历代帝王图》带回中国。
1931年，时任波士顿美术馆东洋艺术部的富田幸次郎觉得此作地位重要，不能错过，建议登曼·沃尔多·罗斯先生买下，并在两年之后捐赠给了波士顿美术馆。
若高祖父知晓此名作最终流落海外，无法回归本土，想必定会捶胸顿足、痛心疾首。
快人快语，豁达直爽
在寻常生活乃至官场交际中，高祖父为人非常幽默且豁达直爽。这种性情无形中也成了双刃剑，清人称其天才警敏，口才风流，却也易于得罪同僚。
他的生平轶事流传不多，所见却皆是其与左宗棠言语反目的事迹。
清代李伯元《南亭笔记》记载，左宗棠任职陕甘总督时，当时高祖父为陕西布政史（藩司），能诗善饮，性极诙谐，左宗棠常找他饮酒聊天。
有一天他们喝酒正欢的时候，战场上的捷报突然传来，高祖父立刻称赞左宗棠妙算如神，佩服不已。左宗棠大概也是微醺状态，当即拍案自夸说：“此诸葛之所以为亮也。”
当时，很多官僚喜欢吹嘘自己料事如神，都自比诸葛亮，左宗棠很鄙视这种怪象，以此事自夸。高祖父当时拍案回应：“此葛亮之所以为诸也。”
这句话可作很多解读，但左宗棠以为高祖父是在讥讽他，按清人说法是“盖猪、诸同音耳”。
书法
晚清闽籍翰林陈培锟曾著《岁寒居士集》，其中亦载有高祖父一轶闻：
高祖父被罢官后不久，有一次过天津时，曾拜谒直督李鸿章。论及用人，李鸿章说国事方急，不能不使贪使诈，高祖父说：“愿君勿贪诈使耳。”李鸿章听完有些尴尬，便对周围人说，这个人虽然被罢官了，说话还是那么咄咄逼人啊。高祖父直言：“某官虽罢，舌尚存也。”其言语犀利，可见一斑。
其实关于高祖父的史料很少，所见皆散落于历史的各个隙缝里。但临到最后，我才逐渐意识到，自己对高祖父生平的探索，其实也是对我们家族历史细节的探索。
特别是在当下，我更能理解这是一种遵循中国优秀传统的行为，让我们看到不同时代下的中国人，他们如何自处、恪己守正，亦不辜负自己身处的大时代。
就像我最初通过接触高祖父那些细腻的诗歌所得到的震撼。我们自己也需要诗歌，并非单纯为了重获这种子孙与祖先的亲密性，而是为了向自己证明，当我们内心遇到那些任何超越文字、在静默中存在的东西时，这些与祖先共处的时刻是珍贵的。
参考资料：
福师大硕士学位论文 陈晶晶《林寿图研究》
2014年8月17日《福州晚报》林恩燕
文章来源: https://twgreatdaily.com/zh-hans/Zn024ngB9EJ7ZLmJHYgD.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