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时代，我们似乎忘记了一种职业或群体工人——工人，因为忘记，所以，才更应该被关注。这是几天前，我在宁夏吴忠采访到的一个工人的故事，是它唤醒了我内心深处的某样东西……
关于未来，他们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平实的岗位带着平民风格，每天、每时、每刻都在完成，但那却是他们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几乎没有任何预设，几乎天天如此、年年如此，但他们却觉得没有什么能比现实更好。因此，他们的经历不需要多少深入的考证，更不需要放大细节宣传鼓吹，时时刻刻都是一种真实而有力的存在，不祈求感动别人和这个社会，只求无愧于心。
在电话里听声音，韩在赞很年轻，但见到他的时候，他已是满头花发了。1973年生人，面对自己的显老，他有些不好意思，告诉我们，他们一线的工人大多都是这个样子。本来，他计划把采访的地点安排在车间，但车间或多或少有些嘈杂，交流起来需要提高嗓门，我们也便只能一起去吴忠仪表办公楼的一楼大厅。
坐在沙发上，韩在赞的神经似乎绷得很紧，两手落在两膝上，腰挺得很直，是一副只有军人才有的模样。“我们检修这块儿，要不停地在全国各地跑，今天在家里，接到领导的电话，明天就要出门了。因为这个，我们的幸福仿佛与别人的多少有点区别，不像别人在周末时还可以带妻子、孩子转转，我们不行，工作不定时、不定期，得随叫随走，但是，吃了这碗饭，就得把它干好。”这是韩在赞给我们的简短的开场白。他是本地人，在吴忠仪表已经工作了20多年了。
“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我基本上常年在外，到年底才回来，处理一下外出的帐目，过了年就得匆匆地走……没办法，单位培养一个人不容易，有时候，家里有事，也不好意思请假回去，就像在战场上打仗，突然离开会感觉到少了冲锋的人，于心不忍。因此，在孝道方面总有些欠缺，咱中国人都讲这个。”
韩在赞是山东人，清末民初，爷爷带着一家人随着闯关东的队伍，来到了吉林。那时，东北土匪很多，爷爷背着一块冰冻的奶砖赶路，忽然奶砖一下子会碎了，被人开了黑枪。爷爷滚带爬地跑了回来，因为奶砖死里逃生。爷爷常说起这个故事，告诉家人活着有多么幸运和重要。随后，又带着一家人从东北到了西北，最终在宁夏立住了足。
韩在赞说着这段历史，仿佛一直在为祖先点赞，又说着自己的上辈与上上辈名字里应该有个什么字，故乡就在那个字里，成了他生生不息的记忆。不过，他很快话锋一转，讲到了自己的工作：“我们这个工作其实挺好的，比方说没有去过北京，结果因为工作到了，感觉真的很好。像我，以前没有见过大海，因为工作我去了沿海的城市，感觉像得到了一样免费的好东西那样。”
韩在赞几乎走遍了全国各地，他的工作是与“铁块”（阀门）打交道，他说，人们都说水火无情，铁块其实也是无情的。韩在赞和工友每天都需要面对“铁块”，但“铁块”总是一副老模样，不会说不会笑，更谈不上与他们的交流。常常因为赶工程进度，韩在赞和工友们每天都是早早地起床，干到很晚才收工，中午累了就在空地上躺一会儿，但他们还是觉得这份工作非常有意义，而韩在赞故事的背后却隐藏着一个他本人不愿意说出的秘密。
这个秘密韩在赞怎么也跳不过去。十多年前，妻子忽然与他不辞而别，接着就人间蒸发，没有了任何消息。他说：“我每到一地，其实都是想看看那里有没有她的消息，但一直都没有得到过，每回都是空空地去，然后，空空地回来。”
每每当开一个地方时，韩在赞都会深沉地吸上那里的几口空气，把它们埋在肚子里，想在被埋的空气微粒里找到妻子的信息。他想不通，好好的一个人，咋说没就没了。那时候，他的心里是苦的，甚至还会默默地掉上几滴眼泪：“哪怕吸有一个简单的消息，但我却一直不能不能得到，每到一地只能想像她在那里，然后用这种方式和她告别。”
因为工作的地方常常是化工厂，远离市区，特别是在新疆，面对茫茫大戈壁，韩在赞和工友们每天都要拎着10多公斤的维修工具，从这处阀门到那处冷阀门，一个又一个地走几十公里的路。他说，那时，他总希望自己拎着的是妻子的消息，沉沉地，能够让他兴奋和欢呼。但始终在心里的希望离他却是那样的遥远，又像他面对的“铁块”那样冰冷，他想用时常在用身体暖和它们。因此，他的骨头总会暴露出一种犹如戈壁顽石般坚硬的孤独，那也是一个男人的心，一颗颗，碎碎的，被铺设得一望无际。
工作、念想，这一要都得益于活着，虽然总有那些一丝丝的艰难与忧伤，但韩在赞很满足。“我们这个职业，高危、高热，有毒、有害，并不像家里的自来水管阀，打开就哗啦啦地流水，坏了，人站在旁边谅能更换和维修。到高处去维修设备，虽然都有平台，但有些时候现场，一些设备还在运行当中，阀门都是带压的，几十公斤甚至几百公斤，要是某个阀门突然冒出来，一瞬间人说没就没了。”韩在赞说，“就在几天前，他特别好的一个老哥，就因为不小心走了。”
当时，他们在格尔木，公司把工人的被分成了两拨，一拨回宁夏，一拨留守青海。那位老哥被分到了回宁夏的一拨，韩在赞留守。老哥和班长交接工作，去了一个很大的平台，两人一前一后，结果班长一回头，老哥不见了，因为平台有安全隐患，从17米的高空上，连板带人都掉下去了。
韩在赞说，老哥是当过兵的，平时很乐观、很开朗，长得高高大大，工作也非常认真，正月初六他们一起出门时，坐在车上还有说有笑的，说老婆说孩子的事情。当时，老婆和孩子来到厂门前送老哥，大包小包地拎着吃的东西，结果没想到这一送就成了永别。韩在赞说，再有两天的时间老哥就可以和家人团聚了。
事故发生后，老哥的母亲赶到了格尔木，70多岁的人了，就那么一个儿子，住在招待成所里，三天都没敢出来，怕见到儿子的尸体。“老哥与他和同住一个房间的董哥关系特别贴，一年四季，他两人走到哪儿就搭档到哪儿，无话不谈，甚至还当着其他人面开玩笑说，他们在一起睡觉的时间要比和老婆的长。这是玩笑，也是实话，我们一年四季陪夫人的时间就那么短短几天。有什么工作能让陪老婆的时间比陪同事的时间长呢?这可能就是我们了。”
平凡的岗位不但能让感动，也会让人肃然起敬。“早晨，我在那儿干活，他还过来打了把手，当时，我们还不知道，等到晚上去看时，1.8米的个头已经冰凉冰凉了。”韩在赞说。万物在时空中静默，但城市还不断咆脚，忽然地，韩在赞想遇见点什么，但一个故人却永远地在这里歇脚了，成了永远的停留，让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落魄。
随后，韩在赞说到了父亲，“人老了，总希望儿女陪在自己的身边，但我们因为工作把这个事情给弄反了。每次回来，父母总是做些好吃的，叫我们过去……我是在某一天里忽然就发现父母老了，满头白发了，而昨天他们分明还很年轻。”
“那次，我维修回来，父亲还好好的，有天晚上忽然不行了……我们叫他，他已经应不了了，身体有些超常规的发烫，在我的怀里迷迷瞪瞪地走了……后来，母亲告诉我，父亲年轻的时候，不但会跳舞还会滑冰，甚至能识谱会唱歌，但是，我却不知道这些，只有在父亲走后想他年轻时潇洒的模样了。”讲述这些给我们时，这位质朴的西北汉子已经泣不成声了。
父亲是在吉林出生的，韩在赞说，以后，他再到吉林，就觉得那里充满了父亲的气息。有一回，他到了一座山上，在一片树林里看到阳光斜射下来，有种雾气腾腾的感觉，他忽然觉得童年的父亲像是在阳光里活蹦乱跳。
父亲就这样活到在了韩在赞看到的那束阳光和那团雾气里，韩在赞的心在激烈而又温情地跳动着，这使他把吉林的城市读成了父亲，每一条街道，每一条小巷，甚至一棵树、一株草。日光如金，漫过枝叶，心房分明被瞬间照亮，开满了鲜花，花香诱人沉醉，像是人间唯一被逐渐变大。
韩在赞想到自己小时候，被父亲用自行车带着，去青铜峡、永宁、银川等地“满世界地转”。“当时，父亲的年龄应该和我差不多，父亲仿佛有着使不完地劲儿，永远不累，而我现在已是到了骑自行车都吃力的年龄，像父亲那样恐怕不行了。”
父亲很远也很近，血缘的关系就在韩在赞的心里是个始终的存在，同时又用生命的经历把吉林与两地宁夏连接在了一起，让韩在赞心里不再有漫漫长路，而是密密麻麻的脚印，一枚枚地，拓得那么结实而且具备温度，像父亲在他怀里离开时的那烫烫的体温。
“父亲和我一样是工人，是吴忠一家配件厂的职工，不过10多年前倒闭了，父亲在那里当了大半辈子的劳模，他总说爷爷当年因为奶砖捡了一条命，我们家能够一路活到现在，已经是很幸运的了……人都有经历生死的时候，只有轮到自己头上才会知道有多么不容易，父亲走后的第二天，单位领导打来电话要我去上班，我告诉领导父亲走了……”韩在赞说。
工作，赤峰。
现在的交通非常发达，准备去赤峰时，韩在赞在手机上随便翻了一下，才发现没有从宁夏直达赤峰的车，就打电话到对方企业，对方告诉他，先到北京，然后再拼车。由北京到赤峰，韩在赞与几个陌生人一起拼了辆车，快到春节了，一路上全是雪，感觉挺危险的。
到了赤峰，对方企业的招待所收费有些贵，每天300多元，韩在赞一天200多元补助，一算还不够贴的，就住在了企业对面有以前施工留下的彩钢房，设施简陋，但收费只有七八十元，很合算。第二天一大早，韩在赞去方便，但看到卫生间很脏，没进去，心想是小解，还不如在外面随便找个地方，结果刚走出几十米，忽然就自己被冻住了。
以前，韩在赞在网上看到像东北一些地方发生过这种情况，人小解把尿给冻住了，他想，不就么一会儿吗?不会吧！寒冷把他给“吓”了回来，要知道西北人不怕冷的。进屋后，一问老板，才知道气温已是零下30多度，而在宁夏是没有这种概念的，冬天气温最低的时候也就零下20多度。
虽然走的时候，也穿了棉衣棉鞋，但打开行李箱已经没有更多的用来防寒的衣物。韩在赞有个有个习惯，出门时带一张床单、一个枕套，就将床单裹在身上、枕套围在脖子上，又将多带的两双袜子套在了脚上，老板看到他滑稽的样子，忍不住大笑了起来。
快走到企业门口的时候，韩在赞抖抖索索地掏出了手机，为自己拍了张照片，这才发现自己被冻成了圣诞老人，头发眉毛全白了。他把这张照片发到了朋友圈，大家都觉得非常可笑，只有领导给他回复“辛苦了”。从那以后，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韩在赞出门时箱子里总是满的。“总得照顾好自己，吃一堑长一智嘛！”他说。
设备需要调厂维修，因为有好几百公斤重，韩在赞只好托运。在赤峰，他看着托运公司的人把设备装上了车；到北京，他停下来等设备，又看着托运公司的人把设备装上了车，自己这才坐了去宁夏的车。但他到吴忠后，设备两天后才到，“当时，我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那台设备好上百万，我一辈子都挣不了那么多的钱！”他说。
活着，工作着，追寻着，失去了的其实也是得到了的。很多事被张贴在画板上进行描摹，让人们对其进行时间的考古，以辨真伪，但对韩在赞和他的工友们来说，这一点显然是多余的。他们就是一个个的故事，他们就在吴忠仪表，他们就在我们这个社会的平凡岗位上，不需要任何核实。
那台被托回来的设备，伴随着韩在赞那颗落实的心，向我们讲述他们对于工作的负责与热爱，需要我们在这个夏天里的热情描述。还有那位牺牲了的工友，名字虽然没有被刻上纪念碑，却像影子，是一种始终的存在，同样需人们的平实地记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