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丁忠昌壮烈牺牲，众战友代为行孝
我与丁忠昌虽然都是淄博市博山区人，但在1969年2月入伍前，互相并不认识。听其他战友介绍，知道他是当年我们500名博山籍铁道兵中，年龄最小的一个。他才16周岁，在淄博一中高中还没有毕业就报名参军了。入伍后他被分到我们52团机械连，成了一名推土机司机。1971年7月，我由二营八连调到‘水田指挥所’当给养员。水田村只有指挥所和机械连两个单位。这时我才与丁忠昌有了比较多的接触。
他给我的印象是活泼可爱，喜欢与战友开玩笑，乐于帮助人，整天乐呵呵的，我总说他是个永远长不大的小弟弟。不过他乒乓球打得很好，开推土机的技术也很熟练。平时有空我们常在一起打乒乓球，有时我还上车跟他学开推土机。晚上我们还常约上其他战友一起，到附近的小河沟里捉蟹捞虾网鱼，玩得非常开心。
(左一是丁忠昌，拍照于安康水田。)
转眼间我们当兵四年了，1973年春节前，退伍名单已经宣布，我和丁忠昌都在退伍名单上。根据上级部署，机械连要在年前把工地上的车辆全部开回连队整修保养，这个任务完成后就放假过年，该退伍的老兵也可以准备回家了。
记得那是腊月二十六日上午，丁忠昌从工地开推土机回连队，同车三人，一个民兵排长和一个民兵班长，一左一右，丁忠昌坐在中间驾驶。他们下山的道路是在陡峭的山坡上临时修的便道，一面贴着山，一面是悬崖深沟。由于刚下过雨，路面被雨水泡得有些松软。当推土机下坡时，靠深沟一侧的路面突然下陷，推土机发生了倾斜，说时迟那时快，丁忠昌一手推开了靠山体一侧的车门，肩膀一扛，将民兵班长推下了车，他自己和那位民兵排长随着厐大的推土机一起坠下了深沟……结果那位民兵班长得救了，只擦伤了点皮，而丁忠昌和民兵排长都壮烈牺牲。我们怀着悲痛的心情，将丁忠昌安葬在岚河口旁边的山坡上。
丁忠昌的家住在淄博市博山区的新盛街，父亲是山东省陶瓷公司干部，母亲是博山建陶厂的工人。他是家里的长子，下面还有三个弟弟一个妹妹。由于他在部队表现突出，入伍第二年就入了党，第三年就当了班长。在领导宣布他即将退伍后还坚持最后一班岗，在面对生命危险的紧急关头，他把生存的希望让给了民兵战友。
(后排中是丁忠昌，拍照于安康水田。)
老年丧子是人生的一大不幸，自从得到儿子牺牲的噩耗后，丁叔陷入了极度痛苦之中。他成天寡言少语，闭门不出，以酒浇愁。同时还要竭力对丁忠昌的奶奶隐瞒消息。丁奶奶非常想念大孙子，每次见到我们去，她老人家总是拿出她给孙子珍藏的一瓶芝麻酱问我们：“你们都回来了，俺大昌咋还没有回来?俺大昌最爱吃芝麻酱了，这是我给他留着的，光等他回来吃了。”面对丁奶奶的追问，我们没有敢说实话，都强装笑脸哄她老人家：“忠昌在部队上干得好，领导不让他走，要再过几年才能回来呢。”在那物资匮乏的年代，丁奶奶给孙子留的那瓶芝麻酱，直到长了绿毛也没舍得吃。可怜老人家直到去世也不知道，她心爱的孙子已先她而去了。
为了缓解丁叔一家人的痛苦，我们退伍后，由我和张家贵、张洪礼、宋登柱、付文泉、王维明、李洪禄等战友自发组成了一个小群体，隔三差五地到丁叔家探望老人。丁叔家有什么事情，如搬家、红白大事等，全由我们几个人帮助张罗，重活累活全由我们包了。每逢过年过节，我们都去和老人团聚。象这样我们一直坚持了近三十年，直到把丁叔、丁婶送走(离世)。丁叔和丁婶也把我们看成了自己的儿子，他们从我们身上看到了长子丁忠昌的影子，减轻了他们的思子之痛。
(二)陪同烈士父亲去安康扫墓
1989年初春的一天，我们几个战友在丁叔家陪丁叔聊天，我看老人心情不错，就试探地问了一句：“丁叔，您想到安康看看忠昌不?”老人沉思了一下说：“行!”略停了一下问：“什么时间去好?”我说：“不急，等我们商量一下再定吧。”
从丁叔家出来，我先联系好了张家贵和张洪礼，打算我们三人陪同丁叔前往安康。我又找到了宋栓柱和他商量经费问题。宋栓柱听说我们要陪丁叔去给忠昌扫墓，十分赞成，当即表示：“一切费用我出，你们只管把丁叔陪好就行了!”很快一切准备就绪，1989年4月上旬的一天，我们三人陪着丁叔登上了西去的火车。
(丁忠昌烈士的照片)
途中在洛阳休息一天，又转车经襄渝线前往安康。刚转上襄渝线，我就告诉丁叔：“现在我们坐的火车下边的铁路，就是我们和大昌一起修的襄渝线了。”丁叔激动地扒在窗口隔着玻璃往外看，不时用手擦去眼角的泪水，喃喃自语：“不容易，不容易啊……”我们乘火车行驶在自己参与修建的铁路上，心情也格外激动。
列车一过襄樊，隧道渐渐多了起来。开始我还在心里默默记数：一座、两座、三座……渐渐地就数不过来了，列车出了隧道就过桥，过了桥又进隧道，火车就象钻在大山肚子里跑。
如今的人们坐在舒适快捷的列车上旅行，穿梭于深山峡谷之中，欣赏着沿途风景，尽情享受幸福生活之时，有谁能想到，在当时国力贫穷、物资匮乏、技术落后、设备简陋的情况下，为修通这条钢铁动脉，铁道兵、学兵和民兵共有八十五万多人，分布在这一线崇山峻岭之中，用风枪打眼，人工点炮，铁锹铲碴，推着铁斗车来回奔跑，流汗洒血甚至牺牲性命，硬是凿穿了座座大山，在深涧绝谷上架起了钢铁长虹，让天险变通途。
据统计襄渝铁路平均不足一公里就有一位烈士献出了生命，我们乘坐列车在洒有自己的汗水和战友的鲜血铺成的铁路上，内心的感受肯定是别人无法体会的。经过近20小时的行程，我们终于到了安康火车站。
一出火车站，映入眼帘的完全象个陌生的城市。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整洁宽敞的水泥道路，哪里有我头脑中熟悉的安康小城的影子?!
记得我1973年离开安康时，汉江北岸火车站刚建好，周围还是一片荒山呢。变了，安康变大了，变美了，变得我认不出来了!也不知道该怎么走了。这时我想到了当年我经常出入过的安康长途汽车站，就叫了一辆出租车，对司机说：“咱到长途汽车站”。出租车在江北行驶了大约两公里到了汉江大桥，大桥也变了样，在原大桥旁边紧靠老桥又建了一座同样的桥，两桥并一桥，分成两边单向行车道，车辆从新桥上驶往江南市区，需排队缴费才能通过。两年前的那场特大洪水把安康大桥下游方向的老城居民区冲毁了，后来经过多年市政建设，在旧址上建起了一幢幢现代化的高楼大厦，我们去时这一片正在重建之中。
汉江大桥上游方向的一片老城区还保留着那条老街和一些老屋，原十师师部驻地安康党校和十一师师部驻地安康卫校都已拆迁，原地树起了一排排高楼。师部门前那条沙石路已变成了宽广的水泥路。我们在长途汽车站附近找了家旅馆住下了。
第二天我们一行四人乘一辆小面包车前往岚河，出了安康城区，沿着汉江南岸新修的公路往上游行驶。坐在车里眺望汉江北岸，我们当年修的施工便道早已荒废不用了，有一段没一段地长满了杂草灌木，不细看已看不出那隐隐约约原来曾经是车来人往的山区唯一的公路。汽车行驶到石庙沟附近，一座“人”字形的跨江铁路大桥凌空出现在眼前，开车的师傅告诉我们：“这是从石庙沟车站到火石岩水电站的专运线，据说是亚洲最高、单孔跨度最大的铁路桥。”公路拐了两个弯，江对岸就是原来我们52团二营驻地大沙垻了。
记得当年六连驻在山坡偏下一点，离江边不太远，我们八连驻在半山腰。现在整片山坡都被茂密的灌木丛所覆盖了，当时的营房、菜地以及我们用石块垒的挡土墙等，一点痕迹也没有了。要不是从山势地形上去分辨，根本认不出那就是当年热火朝天的火石岩隧道口施工工地。汽车又往前走了两、三公里，在一座跨江大桥桥头停了，司机告诉我们：“岚河到了。”我下车看了看四周，说：“这哪是岚河?这里是火石岩呀。”司机师傅解释道：“不错，这里是火石岩，78年的大洪水冲毁了岚河区政府，新的岚河区政府就迁到这里来了。”
(这是1989年到岚河扫墓后在岚河渡口坐船，翻山走小道回火石岩{岚河被洪水冲毁后，火石岩改成岚河了}住地。左一是丁忠昌的父亲丁式隆{山东省陶瓷公司干部，己过世})
汽车开走了，我们站在桥头一片茫然，不知道该怎么走。火石岩离岚河墓地还有十多公里路呢!我一抬头，看到了路边的‘供销社门市部’招牌，当年我当给养员的时候经常与供销社门市部打交道，认识的人多，但这么多年过去了，里面还有我认识的人吗?我试着走进门市部问营业员：“请问陈泽爱现在还在这里工作吗?”营业员说：“你认识陈泽爱?她就在这里工作。”我一听喜出望外，心想，这下什么都不用烦了。这位营业员很快找来了陈泽爱，她非常热情，安排我们先在供销社旅馆住下了。
第二天早上吃过早饭，她又给我们准备好了祭祀用的香烛黄表和果品，我们又买了一小桶油漆(丁叔自带了毛笔)，在陈泽爱的指点下，我们走过了跨江大桥，顺着公路爬上了刘家岭，我见丁叔有点累了就建议休息一会儿。 我们在刘家岭上居高临下，眺望建设中的火石岩水电站，只见宏伟的拦江大垻屹立在江上，整个工地干得热火朝天，大垻还没有蓄水。
休息过以后，我们沿着当年我们修的施工便道，继续往岚河走。路下方的江面上十分平静，昔日江上来往的帆船都已无影无踪，江边身手矫健的纤夫和他们背纤爬滩时喊出的震人心魄的号子声再也看不见、听不到了。走了约两个小时，就到了清凉观。只见下面的江水边、沙滩上，到处是挖沙淘金的挖沙船，大大小小的沙坑星罗棋布，昔日碧水绿岸金沙滩，如今千疮百孔，惨不忍睹。再往前走，那饱经沧桑的岚河镇围墙的圆形拱门、古老的青石板街道和我熟悉的岚河供销社、肉食店、粮站、邮电所以及那个由抗美援朝退伍军人老吴管理的旅馆等等，全都被前年的洪水冲得荡然无存了。到处是断壁残垣、碎石破瓦。原来水运社靠街的二层小楼也被洪水冲走了一层，大门上面的水泥檐板被上层房屋垮下时砸断了，还有几根钢筋连着吊在门前。不难想象那场洪水的破坏力是多么吓人!陈泽爱告诉我们，岚河区不在原地重建的原因倒不是因为这里受损严重，而是因为火石岩水电站建好后，这里将被淹入湖底。(编者按：现在这里确实已淹没在水下，并且有了个好听的新地名，称“瀛湖”。)
(这是到岚河扫墓后，坐长途客车由安康返回到西安在大雁塔前留影，左三是丁忠昌的父亲。照片中穿老式警服的是本文原作者胡国忠。)
离开面目全非的岚河古镇，我们一鼓作气爬上烈士陵墓所在的山坡，在十几座烈士墓中，我一眼就认出了丁忠昌的坟包。这是当年我与战友们亲手建造的，坟的底座有半米高，用混凝土浇注成八角型，坟头土堆上也浇注了一层混凝土，墓碑是用水泥板做的，上面写着‘丁忠昌烈士之墓’几个大字，旁边写了丁忠昌的生卒年月。由于年久，碑文的油漆已经脱落，不仔细看几乎认不出字迹了。
丁叔一见儿子的坟墓，顿时老泪纵横，泣不成声，抚摸着墓碑象是在抚摸着儿子的头，脸上每一道皱纹都充满了白发人悼念黑发人的悲伤。他用颤抖的手抓起毛笔，沾上油漆，一笔一划将碑文描了一遍。我们几次要换他都被他拒绝了。我们按照博山家乡的风俗，摆上贡品，烧香化纸祭奠完毕，一起向丁忠昌烈士三鞠躬，又向众烈士的坟墓三鞠躬，我忍泪喊道：“战友们!您们互相照顾好了，我们还会来看你们的!”然后才搀扶着丁叔下山回家。 :
(三)各方支持 丁忠昌魂归故里
丁叔满面泪水，用颤抖的双手抚摸墓碑和一笔一划重描碑文，以及离开儿子坟墓时几步一回头、欲言又止的情景，经常在我头脑中回旋。清明节我看到少年儿童在老师带领下，排着队伍，打着红旗，去博山烈士陵园扫墓，头脑中突然闪出了一个念头：若是把丁忠昌烈士的骨灰迁回博山烈士陵园安葬，烈士的家人和战友就可以每年到烈士陵园祭奠，对家乡的少年儿童和乡亲们，也增加了对铁道兵为祖国建设不怕流血牺牲精神的教育。这可是一举两得的好事。“迁坟!”这个念头在我头脑中不断地折腾着我。
1991年的一天，我把为丁忠昌迁坟的想法跟丁叔说了，丁叔非常赞成，只是担心地说：“不知道安康那边让不让迁?”我说：“咱不管那头是啥情况，我先去博山民政局谈谈，看这头好办不好办。”丁叔说：“迁坟的所有费用我自己承担。”我说：“这个您就别管了。 ”
说来也巧，我一到博山区民政局，进门就碰见了一位熟人领导，这位领导也很支持，没费什么劲就把相关手续办好了。接着我就着手解决费用问题，先去找宋栓柱战友，对他把我的想法一说，他也很赞同，说“这是好事，钱的事你别烦，这次我也跟着一起去!”
两大关键问题落实了，我又去找丁叔报告事情的进展情况和研究去安康的人员。丁叔说：“这次让节昌〈丁忠昌的三弟)跟你们去吧。”我说：“好的。最好省陶瓷公司也派一个人去，他要能代表单位出面，人家对方重视一点，那事情会好办些。”丁叔说：“我与王伟(省陶瓷公司人事处长)商量一下，请他陪你们去。”
一切安排妥当后，我们一行还是四人(我，丁节昌，王伟，宋栓柱)，乘上了开往安康的火车。
到了安康，我先电话联系了我原来的同乡战友、安康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副支队长车荣康，请他参加我们的迁坟工作。然后我们五个人一起来到了安康市汉滨区民政局，找到了优抚股一位领导，递上了博山区民政局和山东省陶瓷公司两份介绍信，优抚股的领导看过后对我们说：“由于火石岩水电站大垻上游蓄水，岚河烈士陵园将被淹没，我们已经把岚河的烈士陵墓都迁到安康新建的烈士陵园来了。陵园刚建成，规划排列得很整齐，你们要迁走一座陵墓，就会破坏陵园的整体布局……”听话音是有些难办。
我和王伟处长赶紧陈述我们的看法，车荣康也说：“办法都是想出来的，我们好好想个两全其美的办法。”过了一会儿，优抚股领导说：“要不咱这样办行不?丁忠昌烈士是为我们安康人民牺牲的，我们将骨骸从墓中取出来火化后，骨灰由你们带回去安葬在家乡烈士陵园，这里坟墓不能毁掉，作为烈士的衣冠冢，留给安康人民纪念他。”
我们都赞成这个办法，于是留下了带去的陶瓷礼品后就急忙赶往安康烈士陵园。途中，车荣康的夫人老韩(时任安康市公安局汉滨分局办公室主任，她原来曾是铁道兵51团的学兵)说：“这次迁坟是接丁忠昌烈士回故乡，是喜事，我们应该放挂鞭炮庆祝战友乔迁之喜呀!”
一句话提醒了我，随即去买了鞭炮。到了烈士陵园，那里的工作人员已经接到了民政局的通知，他们帮助我们在丁忠昌烈士墓上开了一个小口子，丁节昌按照博山家乡的风俗，用一块红布将洞口上方遮住，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将骨骸取出来，包在另一块红布内，全部拾完了包好了，我们点燃了鞭炮。然后我们直奔火葬场，买了个骨灰盒，装好丁忠昌烈士的骨灰后，我们告别了车荣康夫妇，就踏上了返回博山之路。
一回到博山，很多得到消息的战友都赶到烈士陵园来了。因为修墓要有个过程，烈士陵园的工作人员将丁忠昌烈士的骨灰盒临时安置在焦裕禄牌位旁边，我们几十位战友和丁忠昌烈士的亲属一起，举办了一个迟来的追悼会。
作者：原铁道兵52团胡国忠
整理：尤兴益
责编：严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