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毛，原名陈懋平，1943 年出生重庆，1948 年随父母迁居台湾。
在大人眼里，这女孩从小就有点“奇特”。三毛一生用奇异女子形容是远远不足，她用生命与世界冲撞，文字中流露出的自信和探索未知的勇气，影响许多青年男女，被视为是对当时保守的社会规范的勇敢挑战。
三毛的作品影响了中国的几代人，算是当之无愧的有影响力的华语作家之一。
阴暗的童年回忆
追求自由与爱情，选择流浪，定居国外，为国内带来第一手异国情调的文字，在发表了十多本散文集和诗集后，三毛于1991年去世，留下许多流传的歌词与传说。
三岁那年，父亲教三毛写自己的名字，三毛硬生生将名字中笔画最多最难念的“懋”字省掉，许自己一个新名，叫陈平。三毛在幼儿园的时候，就接触到童书《三毛流浪记》，先读书后识字的她对这本书情有独钟，热爱这样的旅行式的流浪，所以为自己取名三毛。终其一生，她大部分时间的确是“在路上”。
出生于书香世家，但却未按照父母的期待，在学校获得成就。反之，语文成绩好，但遇上恶劣的数学老师，给予她幼小心灵的伤害，从初二开始逃学，到学校邻近的公墓，关上自己对世界的心房。
她对自己的孤独、忧郁和“厌世”的描绘，常常会折损她那飞扬的自信形象。
小学时，她在作文中写到她想成为一个捡垃圾的人，这样就可以在街上闲逛，发现被别人丢弃的宝贝。老师说她简直一派胡言，要她重新再写，结果她变本加厉，写她想当一个卖冰棒的小贩。
西方文学
宠爱他的父亲，不得不让她休学，把家里塞满了各式图书，成为一个图书馆，小小的三毛如同饥渴般阅读。凭着自己的学习，将中西方的经典文学一一读完。
当时台北有一家租书店，于是三毛无休无止的缠住母亲要零钱，甚至去翻她的针线盒、皮包、外套口袋，只要能翻出一毛钱来，她就跑去书店看书，小时候的三毛曾经批评老师教学过于简单，把孩子当成傻瓜。
看完了“建国书店”的所有儿童书，又开始向其它的书籍进攻，先是《红花侠》、后是《三剑客》、再来看《基督山恩仇记》，又看《堂吉·诃德》，后来看上了《飘》，再来看《简爱》、《琥珀》、《傲慢与偏见》、《咆哮山庄》、《雷绮表姐》……三毛在书里感到安全和舒适，同时避开成人对她的拘束。
书里书外
20世纪70年代初，三毛在《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杂志上看到一篇关于撒哈拉沙漠的文章，随后告诉朋友她想去那里旅行，并穿越撒哈拉沙漠。
朋友们以为她在开玩笑，没想到她最终踏上旅程，并撰文称，广袤的撒哈拉沙漠是她的“梦中情人”。
她在发表于1976年的经典散文集《撒哈拉的故事》中写道，当她第一次来到撒哈拉，到达撒哈拉西部阿尤恩市一座狂风肆虐的机场时，“我举目望去，无际的黄沙上有寂寞的大风呜咽的吹过，天，是高的，地是沉厚雄壮而安静的。”
这些散文最初是在当时的一家台湾报纸上发表的，描绘了世代生活在沙漠中的游牧民族撒哈拉威人的生活。还有些文章记录了三毛的波希米亚式异乡生活。比如，结婚那天，她并没有盛装打扮，反而是穿着麻裙家居服，踩着拖鞋，帽子别上一把香菜，步行40分钟，便和丈夫去登记了。
沙漠的美丽
她建起了一个与众不同、充满异域风情的地方，一座供读者欣赏的沙中城堡。
即使没有亲临现场，三毛已经给人一种飘飘然的神往。在那个物质不甚丰裕的时代，三毛追求的却是另一种精神境界。
她的散文介于回忆录和小说之间，有一种让人好奇且向往的感觉。同时它们又是轻松愉快的，有时批判，有时浪漫。
三毛说：我要在有限的时空里，过无限大的日子。
一个人至少拥有一个梦想，有一个理由去坚强。心若没有栖息的地方，到哪里都是在流浪。
她看透了世界的虚假，她想追求真实的自由和快乐，以及当下的感动。任何道德和社会，已经无法框架住她，小时候的文学，长大后的旅行，让她成为行云流水的代言人。
真爱补救了受伤的心灵
初中开始逃学，十几岁自杀过，为爱远渡重洋，又总是与爱擦肩而过，寻寻觅觅都未能求得圆满。在她短暂的一生里，荷西是唯一给过她希望、爱和温暖的人。和荷西的一段情也是她一辈子最绚烂的时刻。
在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修完哲学专业之后，三毛于1967年移居西班牙，此后在德国深造，并在伊利诺大学法律图书馆短暂工作了一段时间。
24岁时，她遇到了未来的丈夫荷西·马利安·葛罗(José María Quero)，当时，荷西16岁，他们住在同一个街区。三毛与荷西的感情一开始也不是顺利的，年纪比三毛小许多，极度仰慕三毛，但她看到的是其他更有魅力的男子。
在感情中流浪，最终，是荷西陪伴她完成撒哈拉沙漠流浪的梦想，诗与远方，加上爱情，三毛沉浸在一种快乐的时空。
他们于1974年结婚，在西班牙加那利群岛定居。在那里，三毛写下了后来风靡一时的歌曲《橄榄树》的歌词，这首歌的演唱者是台湾歌手齐豫。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流浪”
丈夫离世
好景不常在，1979年，也就是这首歌发行那年，身为潜水员和水下工程师的荷西在一次潜水事故中丧生。三毛悲伤欲绝，1981年回到台湾。
在接下来的10年里，三毛教授创意写作，成为畅销书作家，也可以说是旅行作家。在那个民风保守的时代，三毛为许多人打开世界的一扇窗。她游历了很多地方，其中包括为了完成台湾《联合报》约稿，在中美洲和南美洲旅行了6个月。该报曾刊登过她在撒哈拉沙漠时的文章。
1989年4月，三毛回到她在中国出生地。这次旅行启发她写下了后来名为《滚滚红尘》的电影剧本。这部电影于1990年上映，讲述了上海日占时期的一个爱情故事，将自传的影子投射在写关于张爱玲的剧本里。
离开荷西的12年里，三毛拚命用写作填满自己，经常投入到不吃不喝的境地去创作，她想忘记荷西离开的悲伤，她想纪录自己的旅程，满满的创作欲达到巅峰。甚至接下过去看不上的剧本写作。
《滚滚红尘》是三毛的传世电影剧本，以张爱玲和胡兰成的乱世爱情为蓝本，演绎了一出战争年代女作家与卖国者的爱情悲剧，结果捧红了所有的参演人员和制作团队，包含林青霞、张曼玉、秦汉等大明星，但偏偏她这个编剧受到了很多非议，还迎来了人生的官司。
日子
1991年1月4日，三毛在台湾一家医院去世，终年47岁。过度劳累，旅行带来的后遗症，以及在牢狱里简陋的卫生条件，这一次，三毛彻底厌世了。完成了写作的使命，这世界没有任何值得她留恋的地方。她的逝世被判定为自杀，并在文化界引发巨大的悲痛。
三毛的传奇爱情众所周知，但她自小就把自己活得与众不同，用生命贯彻属于她的自由信念：享受生命刹那的狂喜，那我们不死，也在天堂了。
三毛的“奇特”来自她对生命踏踏实实的“真诚”。世界的框架之于她是隐形的、是无用的，她感受生命，感受自己内心的狂喜，一往无前，向活个不悔的人生奔去。
离去的时候，她写下“人一辈子，太短暂了。活出自己才是生命最重要的事。我要以自己的生命去努力，在有生之日做一个真诚的人，不放弃对生活的热爱和执着，在有限的时空里，过无限广大的日子。
紫衣
作者：三毛
那封信是我从邮差先生那儿用双手接过来的。
那是多年前的事了。当年，我的母亲还是一个三十五六岁的妇人。她来台湾的时候不过二十九岁。
把信交给母亲的时候，我感觉到信中写的必是一件不同寻常的大事。母亲看完信很久很久之后，都望着窗外发呆。她脸上的那种神情十分遥远，好像不是平日那个洗衣、煮饭的母亲了。记忆中的母亲是一个永远只可能在厨房找到的女人。
到了晚上要休息的时候，我们小孩子照例打地铺睡在榻榻米上，听见母亲跟父亲说：“要开同学会，再过十天要出去一个下午。两个大的一起带去，宝宝和毛毛留在家，这次我一定要参加。”父亲没有说什么，母亲又说：“只去四五个钟头，毛毛找不到我会哭的，你带他好不好？”毛毛是我的小弟，那时候他才两岁多。
于是我才突然发现原来母亲也有同学，就问母亲，念过什么书。母亲说看过《红楼梦》《水浒传》《七侠五义》《傲慢与偏见》《呼啸山庄》……在学校还是篮球校队的，打的是后卫。听见母亲说这些话，我禁不住深深地看了她一眼，觉得这些事情从她口里讲出来那么不真实。生活中的母亲跟小说和篮球一点儿关系也没有，只是大家庭里一个不太能说话的无用女子而已。
母亲收到同学会郊游活动的通知单之后，好似快活了一些，平日话也多了，还翻出珍藏的几张照片给我们小孩子看。她指着一群穿着短襟白上衣、黑褶裙子的女学生，说里面的一个就是十八岁时的她。
看着那张泛黄的照片，又看见趴在地上啃小鞋子的弟弟，我的心里升起一阵混乱和不明白，就跑掉了。
从母亲要去碧潭参加同学会开始，那许多个夜晚我放学回家，总看见她弯腰趴在榻榻米上不时哄着小弟，又用报纸比着我们的制服剪剪裁裁。有时她叫姐姐和我到面前去站好，将那报纸比在我俩身上看来看去。我问她，到底在做什么。母亲微笑着说：“给你和姐姐裁新衣服呀！”那好多天，母亲总是工作到很晚。
我天天巴望母亲不再裁报纸，拿真的布料出来给我看。当我有一天晚上放学回来，发觉母亲居然在缝一件白色的衣裳时，我冲上去，拉住布料叫了起来：“怎么是白的？！怎么是一块白布？！”说着丢下书包瞪了母亲一眼，就哭了。灯下的母亲，做错了事情般低着头——她明明知道我想要的是粉蓝色。
第二天放学回来，我发现白色的连衣裙已经缝好了，只是裙子上多了一圈紫色的荷叶边。
母亲的同学会定在一个星期天的午后，说有一个同学的先生在机关做主管，借了一辆军用大车，我们先到爱国西路一个人家去集合，然后再乘那辆大汽车一同去碧潭。
星期天我仍要去学校。母亲说，到了下午两点，她会带了姐姐和新衣服来学校，向老师请假，等我换下制服，就可以去了。
等待是快乐又漫长的，起码母亲感觉那样。那一阵，她常讲中学时代的生活给我们听，又数出好多个同学的姓名来。说结婚以后就去了重庆，抗战胜利后又来到了台湾，这些同学已经失散十多年了。说时，窗外的紫薇花微微晃动，我们四个小孩都在房间里玩耍，而母亲的目光越过了我们，盯住那棵花树，又非常遥远起来。
同学会那天清晨，我照例去上学。中午吃便当的时候天色变得阴沉起来，接着飘起了小雨。等到两点钟，上课铃响过好一会，才见母亲拿着一把黑伞匆匆忙忙由教务处那个方向的长廊上半跑着过来。姐姐穿着新衣服一蹦一跳地跟在后面。
我很快被带离了教室，到学校的传达室去换衣服。制服和书包被三轮车夫——叫作老周的接了过去。母亲替我梳头发，很快地在短发上扎了一圈淡紫色的丝带，又拿出平日不穿的白皮鞋和一双新袜子，弯腰给我换上。母亲穿着一件旗袍，暗紫色的，鞋是白高跟鞋——前面开着一个露趾的小洞。一丝陌生的香味，由她身上传来，我猜那是居家时绝对不可以去碰的蓝色小瓶子——说是“夜巴黎”香水，使她有味道起来的。看得出，母亲今天很不同。我和姐姐在微雨中被领上了车，空间狭窄，我被挤在中间一个三角地带。雨篷拉上了，母亲怕我的膝盖会湿，一直用手轻轻顶着那块黑漆漆的油布。我们的心情并没有因为下雨而低落。
由舒兰街到爱国西路是一段长路。母亲和姐姐各抱一口大锅，里面分别满盛着红烧肉和罗宋汤，是母亲特别做了带去给同学们吃的。
雨，越下越大。老周浑身是水，弯着身子半蹲着用力蹬车。母亲不时将雨篷拉开，向老周说对不起，又不断地低头看表。姐姐很专心地护着锅，当她看见大锅内的汤浸到外面包裹的白布上时，险些哭出来，说母亲唯一的好旗袍快要被弄脏了。等到我们看见一女中的屋顶时，母亲又看了一下表，说：“小妹，赶快祷告！时间已经过了。快跟妈妈一起祷告！叫车子不要准时开。快！”我们马上闭上了眼睛，不停地在心里祈祷，拼命地哀求，只盼望爱国西路快快出现在眼前。
好不容易那一排排樟树在倾盆大雨里出现了，母亲手里捏着一个地址，拉开雨篷跟老周叫来叫去。我的眼睛快，在那路的尽头，看见一辆圆圆胖胖的草绿色大军车，许多大人和小孩撑着伞在上车。“在那边——”我向老周喊道。老周加速在雨里狂奔，而那辆汽车，眼看没有人再上，便喷出一阵黑烟，缓缓地开动了。“走啦！开走啦！”我喊着。母亲“哗”的一下将挡雨的油布全部拉开，双眼直直地盯着那辆车子——那辆慢慢往前开去的车。“老周——去追——”我用手去打老周的背，那个好车夫狂奔起来。雨水，不讲一点情面地往我们身上泼洒过来。那辆汽车又远了一点儿，这时候，突然听见母亲狂喊起来，在风雨里发疯似的放声狂叫：“魏东玉——严明霞——胡慧杰——等等我——是进兰——缪进兰呀——等等呀——等等呀——”雨那么密地罩住了天地，在母亲的喊叫之外，老周和姐姐也加入了狂喊。他们一直叫，一直追，盯住前面那辆渐行渐远的车子不肯放弃。我没有出声，只紧紧拉住已经落到膝盖下面去的那块油布。大雨中，母亲不停的狂喊使我害怕得快要哭出来。呀——母亲疯了。
车子终于转一个弯，失去了踪影。
母亲颓然跌坐在三轮车座上。老周跨下车来，用大手拂了一下脸上的雨，将油布一个环一个环地替我们扣上，扣到车内已经一片昏暗，才问：“陈太太，我们回去？”母亲“嗳”了一声，就没有再说任何话。车到中途，母亲打开皮包，拿出手绢替姐姐和我，擦了擦脸，她忘了自己脸上的雨水。
到了家，母亲立即去烧洗澡水，我们仍然穿着湿透的衣服。在等水滚的时候，母亲递来了干的制服，说：“快换上了，免得着凉。”那时她也很快地换上了居家衣服，一把抱起小弟就去冲奶粉了。
我穿上旧制服，将湿衣丢到一个盆里。突然发现，那圈荷叶边的深紫竟然已经开始褪色，沿着白布，在裙子上染上了一摊摊模糊的水渍。
那件衣服，我以后就再没有穿过了。
许多年过去了，上星期吧，我跟母亲坐在黄昏里，问她记不记得那场同学会，她说没有印象。我想再跟她讲，跟她讲讲那件紫衣，讲当年她那年轻的容颜，讲窗外的紫薇花，还有同学的名字。
母亲心不在焉地听着听着，突然说：“天明和天白咳嗽太久了，不知好了没有。”她顺手拿起电话，按了小弟家的号码，听见对方来接，就说：“小明，我是祖母。你还发不发烧？咳不咳？乖不乖？有没有去上学？祖母知道你生病，好心疼好心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