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历史笔记丨中国第一座设备和技术都领先的钢铁厂，竟在贵州这个县！

魏源这个人的经历很有趣。他28岁时便考中了举人，那一年是道光二年(1822年)，以后一直用了22年时间，直到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才考取进士，那时候他已经满了50岁。而在参加礼部会试时，虽然中了第19名贡士，却又因试卷不工整，被罚停殿试一年，第二年才被批准补行殿试，正式当上进士，随即分发到江苏任东台县知县。51岁才走上仕途，这在同时代知识分子中，似乎显得迟了一点。但后来魏源的作为和成就，却印证了“大器晚成”这句话。

还在考上进士前，魏源已经写了一本记述清朝前期重大军事活动名为《圣武记》的书。这部书被誉为“晚清纪事本末体史书的杰作”，至今，仍然是研究清代道光以前政治军事问题的重要文献。鸦片战争爆发时，魏源正在浙东沿海，怀着满腔爱国热忱的他，不仅加入了署两江总督裕谦的幕府，参与筹划浙江前线的抗英斗争，还受林则徐的嘱托，在林氏《四洲志》的基础上，广泛参考中外文献，编写成了对中国近代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世界史地巨著《海国图志》。

后人评价《海国图志》时，认为这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魏源在这部书中明确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观点。这一命题的提出，打破了夷夏之辩的传统文化价值观，用五大洲、四大洋的科学史地知识取代了“九州八荒、天圆地方、天朝中心”的陈腐观念，拓宽了国人的视野，让中国人在“睁眼看世界”中走出闭关锁国，关注并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因为“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再关起门来妄自尊大，只会永远挨别人的打。

19世纪60年代以后，清政府中的一批重臣，中央以恭亲王奕䜣为代表，地方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为代表，掀起了一场以“自强”为口号，采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创办近代军事工业、民用企业和新式学堂的洋务运动。后世学者对洋务运动的研究虽然有许多不同乃至对立的看法，但有点是大家都无法否认的，那就是：为维新变法“筚山开路”的洋务运动，客观上刺激和推进了近代中国生产力的发展，而它的萌芽则是源于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洋务运动持续了30多年，一直到1898年的戊戌变法才告一段落。1861年曾国藩创设安庆军械所是洋务运动的开始，以后，洋务派陆续创建了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汉阳铁厂、轮船招商局、天津机器制造局等一批军事和民用企业。洋务运动中创办的这些企业，引进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近代科学生产技术，培养了一批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890年7月诞生在贵州的青溪铁厂，便是洋务运动这股潮流影响下的产物。

说起炼铁，中国人不仅在世界上是最早的，技术也曾经很先进。春秋时期的人们已经用上了块炼铁技术，炼出了含碳2％以上的液态生铁，并用以铸成工具。到了战国，不但掌握了脱碳、热处理技术，发明了韧性铸铁，还创造出可重复使用的“铁范”。西汉时，更发明了坩埚炼铁法。一直到明代中叶以前，中国的铸铁和生铁炼钢技术都居于世界先进水平。但是，18世纪中叶开始的西方工业革命，将关起门来自我陶醉的东方巨龙远远地抛在了后面。面对侵略者的利炮坚船，清王朝不得不用白花花的银子从西方进口钢铁。资料统计，1867年进口的钢为8250吨，1885年猛增至9万吨。靠买人家生产的东西来强大自己毕竟不是办法，于是洋务派按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决定创办自己的钢铁企业。这样，也就有了光绪十二年(1886年)创办贵州青溪铁厂的动议。

第一个想到要自已搞钢铁冶炼的是李鸿章。还在同治年间，他便以直隶总督的身份与船政大臣沈葆桢一起，奏请开煤铁以济军需。李鸿章的建议获得了朝廷的同意。直隶磁州煤铁矿还曾经在1875年向英国订购过熔铁机器，虽然因为运道艰远未能成交，但也算是举办新式钢铁事业的一种探索。光绪十一年(1885年)十一月，署贵州巡抚潘霨上《黔省矿产甚多煤铁尤甚可否体察开采片》，得到清政府“着即该署抚详细体察，认真开办，毋得徒托空言”的批复。到这时，中国近代钢铁企业的创办，才正式提上议事日程。

得到朝廷支持的潘霨，紧锣密鼓地开始在贵州青溪筹办铁厂。青溪这个地方原名清浪，因㵲阳河流经该处时滩多浪大而得名。元朝时清溪隶于镇远府、金容金达等处，属思州军民安抚司。明初，镇远府降为州，以后由州到卫，由卫到府，又由府到县，行政建置不断在变。清雍正五年(1727年)改清浪卫为青溪县，属思州府，乾隆时改隶镇远府，这以后建置才逐渐稳定下来。

青溪一带盛产铁矿，土法炼铁一直很活跃。咸丰年间，日本人井上到青溪一带搞铁矿调查，提出开采计划。这件事对贵州当局触动很大，在自办洋务图强求富的热潮中，有了潘霨创办青溪铁厂的奏折和后来的开办青溪铁厂之举。

办铁厂首先要资金。潘霨解决资金的办法是，先查明煤铁最旺之处，然后竭力招徕，用“商办官销”的形式办厂开采。潘霨的召商办法是从云南人那里学来的。一些文章说建于光绪六年(1878年)的开滦煤矿“是中国近代最早实行股份制经营的企业”，这有些不大符合史实。在它之前5年，云南石屏官商陈和庭与“兴顺和”商号投资开采个旧锡矿。“兴顺和”投资白银15000两，陈和庭投资10000两，其余向省内招股，每股白银10两，总投资8万两。这两家联合成立的“云南锡务公司”，才是见于记载的中国最早股份制企业，它与李鸿章在上海成立的轮船招商局相前后。

云南人的成功让潘霨找到了解决资金问题的途径，他决定选派得力人物到上海去募集股份。标准是每百金为一股，认股最多者推为总办，达到100股的可推为帮办。为鼓励商民积极认股，新成立的贵州矿务总局特别拟定《贵州矿务札文》刊于各报，强调“本局系奉谕旨开办，兢兢业业……事事务求实在，处处撙节经费，一切开支用人，慎之又慎”；宣传贵州矿产资源以铁为大宗，青溪县过去就熔炼过铁矿，“若以机器鼓炼，用人少而出铁多，式样与洋铁无异”。四方绅商只要愿意入股，就可以“同沾乐利”，还承诺办铁厂获利之后“再办他矿，为日后扩充之计”。

虽然做了周密的策划和大量宣传，青溪铁厂的募股却不尽如人意，预计的3000股，只募到了1000余股，约银10万余两，与原先设想的30万两之数相去甚远。结果只好拨公款银19.2万两，再“请借洋款三十万两”来解决筹建费用。

钱的问题有了着落后，剩下的事就是由谁来具体办厂了。潘霨心里清楚，“购办机器，相地安置及运销各事宜，局务繁重，非得熟悉情形之明干大员不能肩此钜任”，在与云贵总督岑毓英商量后，决定联合向朝廷推荐上海制造局候选道潘露来兼办贵州矿务。据说潘露“讲求西学三十余年”，曾被左宗棠奏派办理金陵、上海两局的制造事务，是一个“留心时务，洞悉机宜”的干员。潘露本人亲到青溪考察后也很乐观，认为“铁质确系精良，水口亦甚便利，办理得法，可兴百年之利”。于是，青溪铁厂的筹建正式进入实施。

就19世纪的钢铁生产水平而言，青溪铁厂的生产设备是一流的。负责采购机器的潘志俊等人，亲往英国各家工厂考察后，决定订购谛塞德厂的熔矿铁机炉全副，又订购了轧造钢铁条板机床、轧造钢铁条板汽机及各种耐火材料，设备总重达1780余吨。光绪十四年(1888年)初，采购的设备分3批陆续运抵上海，随即由长江溯流而上，经湖北宜昌，换由民船装载后运往贵州。

从计划设厂、募集股本、采购机器到运输安装，青溪铁厂的筹建过程整整耗费了5年时间。光绪十六年(1890年)六月一日，这个中国历史上第一座近代钢铁工厂，终于点火投产，炼出了它的第一炉铁。数年的艰难创业总算有了成果，这让潘霨等一批官员感到十分欣慰。为了留住这难忘的一刻，他们在第一批出炉的铁锭上打下了“天字一号”的烙印。至今位于镇远县邹氏家祠的镇远县博物馆里，还保存着一块当年生产的长35.5厘米，宽9.5厘米，厚6厘米的铁锭，虽然经历了一个多世纪，拂去铁锭上的尘埃，“天字一号”几个字依然清晰可见。

中国第一座设备和技术都领先的钢铁厂，竟出现在遥远荒僻的贵州青溪，这不仅非常让人惊叹，简直是一种历史的意外。建成后的青溪铁厂占地60余亩，不仅能够炼铁，还能炼钢和轧钢，各种机器设备多达32件。仅炼铁部分就有大炉1座、汽炉5座、热风炉4座，吊机1台、大风机2台。炼钢和轧钢设备也甚齐备。不仅有由法国人罗克莱带队的5名外籍工程师在技术上把关，还有一批来自江浙等地的技师和工匠负责生产。

按照最初设计的生产能力，青溪铁厂可日产生铁25吨、钢48吨。无怪乎铁厂投产后，潘霨会产生“大利将兴，民生有望”的感觉，并兴冲冲地在六月二十六日把青溪铁厂全厂图说和铁样，呈送给中央政府看。

然而，潘霨的兴奋只维持了两个月零几天，一场意想不到的事故无情地粉碎了他的梦想，迫使他不得不于同年八月初三日，向清政府上了一份青溪铁厂请求“退还洋款，暂行停工”的奏疏。这道存于清廷户部档案的奏疏，列举了两条退款和停工的理由：一是主持人潘露因筹建铁厂心力交瘁，积劳病故，以至众商缺望。如果“仍欲开大炉，无人督理”；二是青溪铁厂虽然资金奇缺，但在目前情况下，“欲承领洋款，而无力担当，恐伤信义”。

潘露在青溪铁厂筹建中历尽艰辛，是洋务运动中为数不多的熟悉近代企业的人才，他的死对刚刚投产的青溪铁厂来说，固然是一个沉重打击，潘霨陈述的理由也不能说是凭空编造。但这些并不是青溪铁厂必须紧急叫停的原因。导致铁厂停产的直接原因，是突然发生的塞炉事故。

在钢铁治炼生产中，塞炉是十分可怕的重大事故，尤其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解决塞炉问题，不仅费时费工，难度也很大。与此同时，投产两个月的青溪铁厂，已经显露出资金、技术、交通运输等诸多方面的难题，潘霨对这些早有觉察，却又无力解决，偏偏这时候作为企业顶梁柱的潘露又忽然死去，面对重重挥之不去的烦恼，除了申请停工，他事实上已经找不出第二条可行之路。

铁厂停办以后，曾有将机器设备转给湖北的打算。但湖北巡抚张之洞对贵州虽然有比较深的感情，在接手青溪铁厂这件事上却表现得十分慎重。一再致电询问“闻青溪铁厂塞炉停工……望电示公款实欠若干？洋款系何洋行？有无反复？”潘霨感到张之洞态度消极，打消了将铁厂转给湖北的想法，改向清廷呈请，由贵州候补知府曾彦铨继续接办铁厂。

参与过青溪铁厂等办的曾彦铨，并不具有让青溪铁厂起死回生的本事。光绪十六年十一月接手铁厂以后，经营极不得法。结果领取的4万两公款银，只归还了1万5千两，剩下的2万5千两成了烂账。到这个地步他仍然不死心，还想“委员到四川渝城再招股10万两，以便扩充”。到头来，股银没有招到，铁厂反而于当年完全停产。曾彦铨本人也受到了撤职查办的处分。

曾彦铨的“接办”之后，又来了个上海道员陈明远的“承办”。这个陈明远是比较有心计的，一开始便提出了“以五年为期”的要求，在此期间“照汉阳铁厂办法，毎出铁一吨，纳银一两”。但在提出的要求获准后，他并没有全力以赴地想法恢复青溪铁厂的生产，而是伙同瑞记洋行经理人戴玛德，将青溪矿务局改为“青溪八寨矿务商局”，把精力放在办铜仁、万山朱砂厂上。到了最后，青溪铁厂的厂房、炼炉、机器设备损失殆尽。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陈明远被京官们奏控，也遭到了撤职。经过5年等办，7年接办，12年承办的青溪铁厂，几番折腾之后，最终仍然没有逃过倒闭的命运。

近几年讨论青溪铁厂的文章逐渐多了起来，人们从各种不同的角度研究青溪铁厂失败的原因，竭力从中总结历史的经验，这种努力应该是必要而且有益的。记得有句名言叫“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类似青溪铁厂那样交昂贵“学费”的事也不是没有。让历史告诉未来，杜绝青溪铁厂一类失误的重演，这或许正是历史研究者的职责所在。

关于青溪铁厂失败的原因，学者们提出的看法很多。前不久从杂志上看到一篇《从营销环境看中国近代第一铁厂的破产》的文章，作者虽然只是一位20多岁的青年，却很能抓住问题的症结。文章透过青溪铁厂所处的自然经济环境、政治文化环境的分析，得出青溪铁厂之所以破产，是由于“贵州当时尚处于自然经济时期，不具备近代化大型企业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和营销环境”的结论。这个结论抓住了青溪铁厂失败的主因，是比较有说服力的。

不过，青溪铁厂的失败是若干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仅从营销环境来分析它仍然有些局限。思考青溪铁厂的失败原因时，有些问题是不能忽略的。首先，类似青溪铁厂这种规模和耗资巨大的项目，立项和施行以前必须进行严密的科学论证，但青溪铁厂却没有这么做。铁厂的开办，仅凭潘霨等人对贵州的了解和当地曾有土法炼铁的历史，一封奏折上去，急于兴办近代钢铁厂的洋务派便批准了建厂要求。同时，筹办者的大部分精力，都花在筹集资金、考察设备购置和聘请外籍技术人员上了，项目可行性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如此匆匆上马的企业，结局可想而知。事实也正是这样，铁厂一开工，每天要吃掉焦煤40余吨，附近的煤质地脆弱，常堵塞炼炉不能出铁，如从其他地方运煤，又山道险阻缓不济急。加上青溪僻处黔湘交界，运输成本过高，产品外销不畅，导致投产后资金无法回收，生产难以为继。在这种情况下，破产也就成了早晚的事。

统治当局观念陈旧，以封建主义的心态和管理手段去经营近代企业，是导致青溪铁厂失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作为近代企业的青溪铁厂，任何问题的提出和解决，所遵循的依然是那套繁琐陈旧的封建程序。不仅大事的裁处，甚至人事的任免，都必须听从远在数千里外的朝廷谕旨。这正像民间常说的，等得谕旨下来，“黄花菜都凉了”。青溪铁厂留下的这方面教训，实在很值得我们深思。在长期处于封闭环境的贵州，思想解放尤其是观念的转变，远比其他省区来得重要。到任何时候，转变观念这个命题，对贵州人来说都永远是新鲜的。

昙花一现的青溪铁厂，犹如流星转瞬间消失在贵州的历史夜空，但它留下的辉煌，却给贵州的经济社会生活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有人因为青溪铁厂是贵州历史上第一个大型近代企业，搞了几年即告破产，便夸大它的消极面。认为经历过这一番挫折，不仅贵州官府对举办近代工业丧失了信心，社会上招收商股变得也更加困难，似乎青溪铁厂给贵州带来的尽是负面影响。当时的舆论也有贵州“实业界经此挫折，乃多年不能复振”的说法。其实，这样来判断青溪铁厂的历史地位，只看到了问题的一面。

青溪铁厂创办以前，生活在万山丛中的贵州人是没有见过机器生产的。崇山峻岭和急流险滩遮挡了他们的视野，阻碍着他们与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导致了省境的封闭与落后。直到清代，省内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依然严重地存在着。在一些先进地区，铁制农具已经广泛使用，中耕的方法已经取代了落后的耕作技术，但那些僻远的山区，粗放的耕作仍然在继续，一些地方甚至还在使用木石工具从事生产。青溪铁厂的创办开拓了贵州人的眼界，向原始与封建生产方式并存的贵州社会生活，注入了近代工业生产和股份制经营的新概念。无论它的生产与经营成功与否，这番轰轰烈烈的举动，对贵州社会变革的促进都是显而易见的。

继青溪铁厂之后，贵州的酿酒、丝织、采矿等行业涌现出了一批民办的手工工场，不久，又有了用机器生产的工厂。到20世纪初，按清政府农商部“凡一户之制造品，有七人以上工作者，均得称工厂”的标准，贵州已有从事各类商品生产的工厂120家，工人1578人。其中，华之鸿创办的文通书局是当时的佼佼者，不但18台即刷机器全系从日本购进，雇用的工人也多达100余人。从这些情况看来，你能说青溪铁厂的创办，在打破贵州人的传统生活模式，启迪人们朝着先进生产方式迈进方面，一点也没有起作用吗？青溪铁厂出现在贵州虽说是一个历史的意外，但对贵州而言，它的创办却具有一种划时代意义，将它视为贵州近代化进程的开端，从理论上是完全说得过去的。

撰稿：范同寿

原创 范同寿 动静贵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