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弗里德兰德《华盛顿》，银盐印刷，20.6×13.8cm，1962年 2019 Lee Friedlander
为何去拍摄一张风景照片？是因为被其中转瞬即逝的美丽吸引还是为留存记忆？提及“风景”，人们首先想到的也许是自然风景，但当“风景”与“社会”产生联系时，二者又会发生怎样的化学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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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着社会的风景” ”
李·弗里德兰德《Philadelphia，Pennsylvania》，银盐印刷，22×33.1cm，1961年 2019 Lee Friedlander
为什么风景会与社会挂钩？1966年，一场名为“当代摄影家——向着社会的风景”（Contemporary Photographers：Toward a social Landscape）的摄影展在美国乔治·伊士曼博物馆（George Eastman Museum）举办。
布鲁斯·戴维森《Los Angeles，California》，银盐印刷，27.9×35.6cm，1964年
盖瑞·维诺格兰德（Garry Winogrand）、李·弗里德兰德（Lee Friedlander）、布鲁斯·戴维森（Bruce Davidson）、丹尼·莱昂（Danny Lyon）、杜安·迈克斯（Duane Michals）五位艺术家参与了此次展览。“社会的风景”（Social Landscape）也在此时提出，它究竟意味着什么？
布鲁斯·戴维森《Surfers along Pacific Coast，Los Angeles，California》，银盐印刷，27.9×35.6cm，1964年
布鲁斯·戴维森《Wales》，1965年
在快照流行的年代，这种描述满是汽车、广告牌、涂鸦和店面等文化符号的风景照片，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照片中缺少的摄影技巧和客观情感。不仅如此，摄影师们在极大程度上扩大了传统定义的“风景”内涵。
丹尼·莱昂《Jackson，Mississippi，from the Civil Rights portfolio》
丹尼·莱昂《The Road to Yazoo City》，Gelatin silver enlargment print，50.8×40.6cm，1963年
摄影师们将镜头对准人与人自己所造的环境之间的关系。而面对人与人造都市叠加之后形成的风景，他们又持怎样的态度？本次展览使得“社会的风景”成为热议话题，并迅速影响到日本和欧洲等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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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蕴藏丰富含义的风景 ”
安塞尔·亚当斯《Manzanar War Relocation Center near Lone Pine，Calif》，1943年
安塞尔·亚当斯《Half Dome，Apple Orchard，Yosemite》，1933年
实际上，社会与风景的联系自风景摄影诞生之日起就早有端倪。即便看起来的确很美，但风景照片的背后却藏着人类的目的与野心，绝非一个“美”字可以概括。即便是纯粹的风光影像，例如摄影师安塞尔·亚当斯（Ansel Easton Adams）拍摄的美国西部风光如此宏伟壮丽，却传达着工业革命的气势，并多多少少地透露着关于国民身份建构的含义。
安塞尔·亚当斯《Mount Williamson—Clearing Storm》，1944年
早在19世纪，窥视异域文化、清点自然景象等诸多欲望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不断扩张而逐渐增强，风景摄影恰好满足了这些欲望。例如摄影师托马斯·安南（Thomas Annan）及尤金·阿杰（Eugene Atget）拍下的城市景观，就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对于社会城市空间的清点。
托马斯·安南《Gallowgate》，Photogravure，21.9×18cm，1868年
罗杰·芬顿《A Quiet Day in the Mortar Battery》，Salted paper print from a wet-collodion glass negative，24.6×33.7cm，1855年
这些欲望遍及方方面面，罗杰·芬顿（Roger Fenton）等战地摄影师对于战争报道的背后，也关联着征服与侵略。种种有关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目的在风景摄影中都可以找到，它早就蕴藏了丰富的含义。
罗杰·芬顿《The Valley of the shadow of death，crimea ukraine》，1855年
在“社会的风景”提出十年之后，“新地形”（New Topographics）也被提出来。这种客观反映工业文化产物及景观的影像，在某种程度上也被认为是“社会的风景”的进一步延伸。随着工业发展，“新地形”那些揭示因人类自私而对自然进行破坏的照片，平淡无奇却触目惊心。
罗伯特·亚当斯《Newly Occupied Tract Houses, Colorado Springs, Colorado》，明胶银盐，14.6×15.2cm，1968年 2019 Robert Adams
就像摄影师罗伯特·亚当斯（Robert Adams）镜头中的风景：坚硬的现代建筑呈现出直线轮廓，在大自然的曲线中显得那么突兀和尖锐，深深地刺痛观者的眼睛。而摄影师们拍下这些风景，只是为了控诉人类对自然环境的肆意践踏吗？其实他们也在风景中观察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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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景必须浪漫吗？ ”
柴田敏雄《Gibson Dam，Lewis and Clark County，MT》，1996年
毫无浪漫气息的风景照片有意义吗？上世纪90年代，在后工业社会中存在着的风景摄影看起来一点也不浪漫，却上升到了对于人类命运及前途思考的层面上。而其中蕴藏的含义也早已超越了简单意义上的美的再现。
风景已经与自然影像完全脱离。摄影师们带着自己的原则去面对风景，不仅是对世界和社会的评价与言说，也是对摄影的反思。
柴田敏雄《Tajima Town，Minamiaizu County，Fukushima Prefecture》，1989年
例如在日本摄影师柴田敏雄（Toshio Shibata）的作品《日本典型》中，自然风景的深刻变化就与日本高速增长的经济挂钩。艺术家在为文明的转变留下黑白几何影像的同时，也在这样的风景中探索人工与自然之间的冲突和包容。
宫本隆司《Grosses Schauspielhaus Berlin》，Gelatin silver print，34×50.4cm，1985年
另一位日本摄影师宫本隆司（Ryuji Miyamoto）的风景更加荒芜，但他拍摄的建筑物拆迁现场却广受好评，后来他又陆续拍摄了有关贫民窟、再开发以及东京流浪者的纸箱窝棚的影像。这些看起来荒芜的影像为何广受好评？因为在记录都市建筑的浮沉与消亡的同时，也包含着摄影师对于资本主义伪善的讽刺......
盖瑞·维诺格兰德《New York from Women are Beautiful》，银盐印刷，22.2×33.1cm，1968年
盖瑞·维诺格兰德《Untitled from Women are Beautiful》，银盐印刷，22.1×33.2cm，1968年
抛开浪漫，风景摄影一直含有历史的、政治的、社会的东西。而记载空间的历史也是记录权力的历史，不断消亡更迭的社会的风景就承担了这一责任。
[编辑、文/高淑启][参考文献/顾铮《向着社会的风景——有关风景摄影的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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