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徐继畬说"西北之耀武功，始于汉"这话虽说不错，但两汉四百年，西汉和东汉在西北边境的经营战略是截然不同的。西汉初年匈奴的军事威胁严重，严重时甚至烽火通至国都长安，在此前提下，西汉向西北方的扩张，隔绝匈奴与羌人，控制西域夹击匈奴，断匈奴之右臂，是环环相扣的大战略，整个西汉的西北经营是一种扩张的态势。

东汉的国都是雒阳，国都东迁之后，经济中心自然也从长安东移，面对同样来自西北的军事压力，与开拓向西，移民实边的西汉不同，东汉奉行收缩政策，一旦边疆形势吃紧，就想着迁边民于边郡以内，甚至出现过对放弃整个凉州的讨论。

三次弃凉州的争论

在两汉之交，羌人逐渐内迁，大量涌入西北各郡，建武十年（公元34年）和建武十一年(35年)两次出现羌人入寇，时任陇西太守的马援在击败了这批羌人之后将降部迁徙到了天水、陇西、扶风。这次羌乱平息之后，东汉朝廷首次出现了弃凉州的声音，“金城破羌之西，涂远多寇，议欲弃之”，相比朝臣，作为陇西太守的马援显然更了解西北的局势，他上奏说：

破羌以西城多完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灌溉流通。如令羌在湟中，则为害不休，不可弃也。

西北的区域并非是不毛之地，河西走廊一代可谓是土地肥沃，汉书中评价"凉州之畜为天下饶"，"谷籴常贱，少盗贼，有和气之应"，除了经济条件外，西北的城池完固，如果把这样一块地区直接扔给羌人，日后必然会使得羌人做大，为祸不休。马援的主张显然更为有理，第一次凉州弃地之议作罢。

汉安帝永初元年（107年），由于不堪压迫，羌人爆发出了远超以往规模的动乱，永初四年（110年），大将军邓骘在数次作战失败后，提议放弃凉州，以节约军费，集中力量在北部边境，邓骘的主张得到了众公卿的认可，这就是第二次关于凉州弃地的议论。

这次唱反调的是郎中虞诩，他对太尉李脩陈说利害，他指出先帝开辟疆土不易，后人不该随意丢弃，且凉州一旦丢弃，西北前线就从凉州变成了三辅，三辅若为前线，则历代先帝园陵安危难定，关西人尚武，羌胡不敢占据三辅就是因为有凉州在，凉州世代忠于国家，现今不顾当地百姓意愿的弃地内迁，他们必生异心，到时候面对这群勇武之民，朝廷难以抵御。太尉李脩对虞诩的观点深以为然，在李脩支持下，凉州未被放弃。

然而面对这次羌乱，东汉朝廷在之后一年中作战依旧不顺，虽决定坚守凉州，但在永初五年的三月，仍然不得不放弃了陇西、安定、上郡、北地四郡将之内迁，内迁的四郡中上郡属并州，这里先不论。属凉州的陇西、安定、北地三郡，只有陇西是徙到本郡的东界，安定迁徙的美阳属右扶风，北地迁徙的池阳属于左冯翊，三辅毕竟变成了前线。

三辅即京兆尹、右扶风、左冯翊三地，称之为三辅就是指辅助治理长安的三个职官，在西汉时，三辅是名副其实的京畿重地，更是帝国政治、经济的中心地带。东汉国都东迁，但三辅仍然和雒阳同属司隶，同时由于西汉历代汉帝的陵园都在三辅，三辅的政治意义也不同寻常。如今在羌人的军事压力下，三辅变成了边境，元初三年（116年）秋“筑冯翊北界候坞五百所”，曾经的政治、经济中心逐步变成了坞壁遍地的前线。

元初五年（118年），这次大规模的羌乱终于平定，永建四年（129年）内迁的各郡“各归旧县，缮城郭，置候驿，既而激河浚渠为屯田”，但好景不长，仅仅十年之后，汉顺帝永和五年（140年）第二次大规模的羌乱开始了，刚刚恢复生息的西北又遭兵祸。之后的西北再无宁日，再到汉灵帝即位，鲜卑又成了新的边患，“幽、并、凉三州缘边，无岁不被鲜卑寇抄，杀略不可胜数”。同时，边章、韩遂等人作乱，东汉第三次出现了弃地的议论，在议郎傅燮的据理力争下，第三次弃凉州的议论也算作罢，但此时西北局势已经不在帝国的控制之下了。

东汉西北边地战略的错误

站在事后诸葛亮的角度去看东汉的西北经营，显然从战略上就有较大的问题。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认为"欲保秦陇,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开拓西域绝不仅仅是好大喜功的过度扩张，而是对西北的边防至关重要的一步，但是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他竟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东汉初年经历两汉之交的战乱，奉行休养生息的政策这固然没错，但是在建武二十二年（公元46年），匈奴因内乱而分裂，南匈奴归附汉朝，而北匈奴又发生了瘟疫和天灾，“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疫困乏力，不当中国一郡”，这时臧宫、马武等人认为这是攻击北匈奴并复通西域的大好时机，但此时的光武帝似乎失去了昔年的英气，奉行以“柔道”治天下，甚至“厌武事”，反而严厉斥责了进言的二人，“自是后诸将莫敢复言兵事者”。

光武帝主动放弃了攻击北匈奴的大好时机，还多次拒绝西域各国请求东汉再立都护的要求，刚经历了天灾人祸的北匈奴在得以喘息之后，再度控制了西域。永平年间，恢复了实力的北匈奴带着西域各国军队，对西北各郡造成了极严重的威胁，这段时间匈奴边患的严重在后汉书中的多个传记里提及：

永平中，北虏乃协诸国共寇河西郡县，城门尽闭。——《后汉书·西域传》

往者匈奴独擅西域，寇盗河西，永平之末，城门尽闭。——《后汉书·班勇传》

光武中兴，未追外事，故匈奴负强，驱率诸国。及至永平，再攻敦煌，河西诸郡，城门尽闭。——《后汉书·班超传》

西域对西北各郡边防的重要性，东汉朝廷并非没有人意识到，例如，敦煌太守张向起初也主张弃西域，但真正到了河西之后，他却改变了看法，上疏说：“臣在京师，亦以为西域宜弃，今亲践其土地，乃知弃西域则河西不能自存”。

但刘秀作为开国皇帝对西域的轻视态度一直贯穿了整个东汉，东汉对西域“三绝三通”中纵然是“通”的时期，西域各国互相攻伐的频率也要远高于西汉，并且天山以北的乌孙和葱岭以西的大宛都不曾臣服于东汉，显然东汉对西域的控制力是不及西汉的。东汉在西域影响力最大的时期，也就是班超任西域都护的时代，这影响力的维持更多的还是依赖班超本人的杰出能力，东汉的朝廷对班超的援助却十分有限。

东汉西北问题上另一个战略失误是关于西北边地的移民政策，西汉移民西北是为了拓边而募民徙边，因此军屯和民屯并行，东汉则极少有民屯，就是军屯的规模也不大；而在外族降人的安置上，西汉是习惯将降人拆分之后在边地设置属国，允许他们以旧风俗生活，同时由于拆分为数个属国，单个的威胁也不大。东汉却往往将降人安置在内郡，由于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冲突和官吏对异族的刻意剥削，羌乱的源头也就在此。

边地用兵的靡费甚大，两汉都是一样，但西汉通过迁民实边的政策，凉州十郡在西汉时人口要远多于东汉，利用当地的兵源和补给要方便的多，便如下表所示，元始二年（公元2年）和永和五年（140年）凉州人口的对比：

凉州在东汉人口只有西汉的三成，东汉人口的官方记录虽然不如西汉那么准确，不同的资料数据略有出入，但是总体来说永和五年东汉在籍人口也在五千万上下，是元始二年的八成多。要注意到，永和五年距离上次大规模羌乱也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这期间凉州也恢复了生息，纵然抛开羌乱时军事压力最重收缩内迁的陇西、安定、北地三郡，其余各郡人口比之西汉依旧普遍少了半数以上；人口差距如此明显，足以说明东汉盛时凉州人口比之西汉也是远有不如。

由于当地人口减少，对军事的承载力也就变弱，在边地用兵的费用也就越大，朝廷就越不愿意在边地用兵，对这西北区域也就愈加轻视，关于凉州弃地的论调就一而再，再而三的老调重弹，形成了一整个恶性循环，这恶性循环的结果，是西北边防的愈加吃紧。东汉以雒阳政治中心，向西延伸依次是雒阳——弘农——三辅——凉州，凉州一旦难守，首当其冲的就是三辅。

三辅变为前线之后，昔日的经济重地遭到了严重打击，崔宴的《政论》上书于150年，他的书中如此写到，“三辅左右及凉、幽内附近郡，皆土旷人稀，蕨田宜苗”，曾经的三辅绝非土旷人稀之地，元始二年的三辅有二百四十四万人口，永和五年只剩下五十二万人，由于凉州的政策失误，连带昔日繁华的三辅也经济凋敝，逐渐蜕为边地。

东汉在边地政策上还有明显的歧视性问题，东汉的迁边者有许多是罪犯及其家属，“塞外吏士，本非孝子贤孙，皆以罪过徙补边屯”，他们的后代在社会地位上天然被看低一等；而身在边地本身就要承担更重的军事任务，边吏升迁机会却也少于内地，永康元年（167年），张奂破羌，立下使得"三州清定"大功的他，朝廷赏赐“钱二十万，除家一人为郎”，而作为凉州人的张奂不要这个赏赐，只提了一个要求，那就是希望举家迁入弘农。换句话讲，在张奂看来，二十万钱和家中一人为郎的赏赐对于家族发展而言完全比不上一个内郡的户口。

与汉武帝时期的过度行使武力相对，东汉的西北政策是消极过了头，关于西域战略地位的认识就是在清代也有海防派与塞防派的激烈争论，虽不能苛求东汉的古人认识有多清晰，但三次关于凉州的弃地之论仍然可以短视形容，尤其是在永初年间的羌乱中哪怕是朝廷下定决心要保凉州，一有挫折公卿大臣们便又后悔之前未丢凉州。《潜夫论》以带着嘲讽的口吻说“失凉州则三辅为边，三辅内入则弘农为边，弘农内入则洛阳为边，推此以相况，虽尽东海犹有边。”凉州弃了，不还能弃三辅，三辅弃了还有弘农，弘农弃了还有洛阳，以此类推，反正国家够大，能一路弃到东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