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见习记者 张博
“您的论文第二、第三部分，和我的毕业论文标题内容，甚至标点符号都一模一样，改了吗？实地调研，您知道嵩县在哪吗？”“我当然知道嵩县在哪。然后呢？你直接说！”……“你直接抄袭我90%论文内容，你知道示范县情况？”“我去了7个。”“所以呢？”“所以每个地方套路基本一样。”3月25日，《新京报》微博、梨视频等媒体平台发出这样一段师生对话，而这一段对话的背后，再次牵出了业界对于期刊学术不端行为的探讨。
上述事件发生于河南郑州，中原工学院信息商务学院毕业生实名举报导师林某剽窃其毕业论文，并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投稿至某期刊社进行刊发，尽管导师林某已向其道歉，同时要求期刊撤稿，但此事再次引起业界反思。《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第一时间联系各地院校以及多家期刊社，以求挖出更多此类事件的根源所在。
加大惩处力度，让学术不端行为无处容身十分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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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论文查重系统大多可实现基础的学术不端行为检测。
本报见习记者 张博 摄
“难言之隐” 原因几多
其实，近年来，剽窃、伪造、篡改等类型的学术不端行为时有发生，从翟天临论文造假到湖南大学硕士生毕业论文抄袭，再到107篇论文涉嫌同行评议造假被撤稿……从明星到名人再到普通的高校教师，学术抄袭和剽窃事件等不端行为为何一直屡禁不绝？
采访中，大多数受访对象希望匿名反馈问题，这也不免道出了学界、业界目前的一些“难言之隐”，或许有些虽是业界“公开”的秘密，却因为各种主客观原因未能打破原有“习惯”，从而给学术不端行为提供了土壤。
“目前的学术不端行为有学术考核制度使然的原因。”西北政法大学一位教授对记者表示，学术不端行为的不断出现，其原因离不开利益的驱使，“毕竟有了学术地位就有了巨大利益”。
“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还是机制问题，当把发表论文作为权重很高的评判标准时，能静心搞研究的人就少了，一心发表论文的人就多了，抄袭现象也就比比皆是了。”一位财经期刊编辑的这一观点，同样得到了来自期刊社同行的认可，“有些研究性课题缺乏深度，多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空话套话，小抄不算抄，换个方式多抄似乎也无妨，这便造成了恶性循环。”
重庆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刘海明表示：“抄袭建立在侥幸心理的基础上，抄袭者觉得这类事情可以瞒天过海。抄袭的违法成本不高，即便被发现也不会受到太大的惩罚，成为学术不端行为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对此，北京大学艺术学理论博士后苏米尔也表示认同，他认为，“学术剽窃的界定与惩处制度尚不完善，导致一些抱有侥幸心理者总想以身试法。而学术道德建设缺位，一些科研人员学术诚信意识淡薄，是导致学术不端行为屡禁不绝的原因。”
不难发现，当下学术评价机制沉疴重重，已引起各方高度重视。今年2月18日，教育部、科技部联合印发《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 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的通知，其中提出破除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破除论文“SCI至上”，探索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以营造高校良好创新环境。
刊社理应亮出“照妖镜”
事实上，科研成果报告能否在知名刊物上发表，是评判该成果是否得到认可的重要标志。因此，专业期刊对于内容的审核便成为防止学术不端行为造成恶劣影响的重要关口，而作为严把学术质量关的“守门人”，审稿专家和学术期刊编辑应义不容辞地在出版过程中对学术抄袭和剽窃等行为亮出“照妖镜”。
早在去年7月1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就已经针对学术不端行为发布了学术出版界的行业标准——《学术出版规范——期刊学术不端行为界定（CY/T174—2019）》，其中不仅对剽窃、伪造、篡改、不当署名、一稿多投、重复发表等术语进行了具体定义，而且对学术期刊论文作者、审稿专家、编辑者三方可能涉及的学术不端行为也进行了界定。
那么，在行业标准实施后为何依然出现甚至标点符号都一模一样的大篇幅剽窃内容？“期刊和作者双方著作权意识淡薄，责任编辑和期刊主编责任意识不强。”某期刊主编说道，“有的媒体对查重不重视，让一些作者尝到了甜头。”除了落实责任不到位之外，界定标准欠清晰也是原因之一。“有些期刊不进行查重的主要原因可能是为了经济利益或者编辑人员管理不严格等。”一位不愿具名的期刊社编辑认为，行业标准只能起到规范和指导作用，权威机构还应出台完善的管理办法而不仅仅是行业标准。
“目前，并没有对学术不端行为的统一处罚标准，这也导致此类事件屡禁不止。”苏米尔谈道，“期刊社以及一些网站没有执行好‘把关人’职责，相关的追责机制有待健全。”
去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和《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坚持立德为先、诚信为本，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良好风尚中率先垂范。“必须严厉查处学术不端，纳入社会信用系统，终身记录。”这也成为很多被访者的共识。
技术手段重要但并不唯一
客观来说，认定抄袭的难度还有技术层面的原因。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内期刊社尚缺少统一的识别平台，各高校的审核机制也参差不齐，甚至没有最基本的查重审核。
“诸如原先985、211和如今‘双一流’重点院校对从研究生到教师的科研水平要求高，而一些地方院校基于生源和师资水平以及学校达标要求的考量，往往审核标准低于重点大学。”同时，苏米尔提出，不同学科的论文检测客观上无法实行统一标准，“对于一些历史、哲学、文学等人文社科类学科，需要在论文中大量引用经典文献，如果重复率过高，不符合此类学科的科研特点。”刘海明表示：“对于未发表的论文，尤其是本科毕业论文，检测就失去了用武之地。”而来自另一所高校的教师认为，“高校论文检测平台市场化运作不够，没有沉淀并形成优质的全国性检测平台，是现在不争的现实。”
然而，相对于国内，欧美等国家对期刊文章和学生毕业论文一般先采用比对算法，通过收录的数亿篇论文、涵盖近10万种世界期刊，以及百亿网页、支持30多种语言检测的数据库进行识别。正如担任Sage、Routledge等多家期刊审稿人的汉森所言，“学生们的日常及毕业论文在统一平台提交和识别对规范学术作风是十分有益的，相关内容的引用在标识后的比例也要按要求通过百分比量化，当然，这和期刊的识别要求与检测水平会有所不同，因为期刊更加严格。”
对于学术不端行为中的抄袭和剽窃等“低级别”的学术问题，统一的提交平台与系统大数据比对预审为“低级别”问题提供了不便逾越的基础“防护”。采访中，某新闻类期刊负责人表示：“我们杂志对每篇来稿都查重，使用社科期刊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提交文章，查重率如超过20%，要求做进一步查检，如确系引用本人著书或发言等内容，要在发稿稿签上注明，如非此情况，需及时联系作者降重，或者直接撤稿。”同时，她也表示：“杂志付印后，电子版会被知网收录，后续如何避免抄袭等行为，尚不了解。”
从国外到国内，从统一平台的比对算法到参差不齐的认定体系，学术期刊内容依然缺少更科学、更准确的鉴定手段。
而来自期刊社的声音建议，“应该有一个权威机构进行认定及处理，而不是由一些商业机构用查询论文工具进行谋利。必须成立统一的学术不端认定机构，建立严厉的惩处机制，最好是引进国际同行评议和监督机制，保证中立性和独立性。”
其实，对学术不端的认定要基于不同学科制定系统化、科学化、可操作的制度体系与机构设置。特别是对于“查重率”，要理性视之。“查重机制只能检测文字重复率，思想和观点的剽窃仍然很难，而实验数据造假更缺乏有效规制。”来自学院派的声音认为，“除查重外，研究更多的识别抄袭的办法十分必要。可以将国内高校分成应用型和学术型，大量的机构不用采纳学术评价标准，而专门的学术机构才有必要，从而避免大量没有必要从事学术研究的人也被动从事学术研究。”
苏米尔认为，“既不能忽视查重率，也不能只看查重率，有些查重率较高的文章也许是出于文献析出的必要，有些查重率较低的文章缺乏文献工作基础，人云亦云的平庸之作不在少数。”
综合多位被访对象的观点，他们大多认为，从管理层面看，所制定的规范要清晰明确，要下沉到各相关部门，确保责任落实到位。建议建立统一的权威机构，对学术不端行为进行监督治理。而从期刊社角度来说，严格的“三审三校”制度是避免学术不端不可缺少的。从媒体角度看，要加强把关意识，不给存侥幸心理的作者任何空间，并建立黑名单制，如被查到存在大比例抄袭现象，以后长时间内不予采纳该作者稿件。
此外，苏米尔还建议，对杂志社、网络媒体等还应该设立追责机制，以此强化“警戒线”意识。
相关事件
据《钱江晚报》报道，2017年4月20日，世界著名学术出版商德国斯普林格（Springer）发布消息，称其旗下的期刊《肿瘤生物学》（Tumor Biology）因作者编造审稿人和审稿意见而撤稿107篇论文。从斯普林格提供的名单看，107篇论文全部来源于中国作者，不乏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中国医科大学等名校。《肿瘤生物学》宣布撤回107篇发表于2012年至2015年的论文，原因是同行评议造假，部分论文作者冒用本领域专家的名字申请邮件地址，在专家不知情的情况下，从虚假邮箱向期刊提供正面夸赞论文的审稿意见。斯普林格表示，他们的调查掌握了“确凿的证据”（“clear evidence”）！
据新华社客户端、澎湃新闻等报道，2016年5月2日，韩春雨在《自然·生物技术》发表了《NgAgo-gDNA为导向的基因编辑技术》论文，引发科学界和舆论广泛关注，被称作是“诺奖级成果”。随后，一些科学家质疑韩春雨的论文实验存在“可重复性”问题，引发持续关注。2017年8月3日，韩春雨团队主动撤回该论文。河北科技大学对韩春雨是否“学术不端”并未做明确认定，但是相关的“终止或者撤销相关的科研项目，撤销学术奖励、荣誉称号”,实际上是按照《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第五章处理部分对学术不端行为责任人作出的处理之一。
据人民网报道，学术期刊《国际新闻界》曝光曾为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于艳茹刊发的论文《1775年法国大众新闻业的“投石党运动”》大篇幅抄袭尼娜·基尔巴特1984年的专著《18世纪70年代的新闻业投石党运动：法国革命前的戏剧批评和激进政治》一事，编辑部通过邀请外语专家对外文原版书进行仔细对比后发现，7页论文中，除中英文摘要、关键词、作者简介外，其余6页都有抄袭，而且多处段落甚至一字不改直接按照原文翻译，引用文献就有两条涉嫌直接抄袭。《国际新闻界》对其涉嫌剽窃国外论著一事决定5年内拒绝于艳茹的投稿，北京大学决定撤销于艳茹的博士学位。
2018年9月，据《新京报》报道，在国内9所知名高中的学生发表过的论文中，多篇被指有抄袭嫌疑。发表了其中《化学防腐技术与古建筑保护》一文的期刊发布声明，确认该论文存在抄袭，并向被抄袭的作者致歉。
《化学防腐技术与古建筑保护》一文的第一作者是曾在杭州第二中学就读的梁某，发表该论文的杂志为《建筑与文化》。杂志社工作人员表示，在对梁某的论文重新进行检测后，发现查重率达到46.5%，而杂志社要求投稿论文的查重率低于20%。
工作人员称，该论文于2017年年初向杂志社投稿，经历了两次投稿过程。论文第一次投稿时，因篇幅过长，杂志社编辑将其退回，并让作者修改后再进行投稿。在这期间，杂志社工作人员发生变动，在工作交接过程中出现疏漏，导致论文第二次投稿时，编辑未对稿件进行系统查重。
高中生发表学术论文的一大动因是为了自主招生，在2018年全国90所重点高校中，有39所明确接受发表论文、拥有专利的考生。
在查阅多所高校的自主招生简章后发现，高中生参加高校自主招生，一般需要至少满足以下几个条件之一：在文科或理科学科竞赛中获奖、拥有发明专利、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文章、单科或综合成绩突出等。由于获得含金量高的竞赛奖项难度较高，一些学生选择通过发表学术论文或文学作品，从而获得参与自主招生的资格。
据《今日早报》报道，东北财经大学2005级统计学专业研究生袁新的硕士学位论文《山东省FEEEP协调度研究》，与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曾康宁的硕士学位论文《江苏省FEEEP协调度研究》整体框架完全一样，除了把地点“江苏”两字替换成“山东”，把江苏的统计数据换成山东的统计数据，以及一些统计指标的对比排序结果稍加改动之外，其他基本一样，被网友称为“史上最牛硕士论文抄袭事件”。东北财经大学决定撤销袁新经济学硕士学位的决议，并收回已发放的硕士学位证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