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报 · 此刻夜读
睡前夜读，一篇美文，带你进入阅读的记忆世界。
......“图画书界奥斯卡”
这是一条宽阔河流，源远流长，顺着水流的方向，是崇峻向坦荡宏阔，是湍急向幽深丰厚。这也是一片辽远星空，每一颗星星自有其光华，璀璨交辉，汇入属于中华文明的星辰大海。
自前辈名家为我们所撰写的文章，和来自于文学现场的声音中，我们听到了某种共通性：时光荏苒，但写作者向着文学应有的质地、品格和精神高度的持续努力，从未更改。在文学的灿烂星河中，这些声音相互激荡、回响，不断阐释和生发新的意蕴。
国庆假期，陆续为大家带来这组专题夜读。我们将这组文章，定名为“星辰与回响”。
星辰与回响
当我们步入全新的时代，踏入新鲜丰足的文学现场，应该以何种姿态走进中国的深处，寻找、发现和看到当今中国人心灵的幽微之处，书写富有创造力的中国故事？专题“在文学的现场，在中国的深处”曾为大家呈现了12位近年来创作颇丰的青年作家的思考与实践，今天再次分享来自作家弋舟和袁筱一的文章。
时间与写作双重的奥义
弋 舟 | 文
刊于2017年10月26日文学报
文学之事恒永，文学之事常新，新旧之辨，是每一个有抱负的写作者需要终生面对的问题。在这样的辩难之中，我们写下的每一笔，都隐含着对于传统的忠诚，同时，亦暗藏着对于创新的盼望。新与旧，置于时间的长河之中，就此缠绕，乃至寸进尺退，在文学的现场，也许并非断然是一个负面的趋向，也许，反而昭示着寸退尺进的前景。于今，优秀的汉语写作者在民族底色中重新寻找方案，这一点，我从小说家格非新近的创作中得到了不少有益的启迪。
在我心目中，格非每一个阶段都有着令人信服的文学实践，其新作《望春风》便可被视为一个佐证。这部新作，“平铺直叙”，有些段落甚至像一个“基层写作者”写就的，它少了一种“腔调”和显而易见的“姿态”，不再像一个曼妙的舞者，而是有如笨拙的路人。但是，我却被它裹挟而去。就像行在路上，一个风尘仆仆的路人与我擦肩而过，我却身不由己地跟随着他走向了远方。他几乎没有强烈地诱导我什么，但仅仅以“风尘仆仆”的行走便召唤了我，在不知不觉中，让我从一个对于“跳舞人”的迷恋者，变成了老实巴交的赶路人。我很难在当代中国作家中找到一位像格非一般如此服从在“时间”铁律之中的作家，他的写作因循生命本身的愿力，几无“抵抗”的妄念，又断非“随波逐流”式的任其涣散，以一种“自觉”的服从，因势利导着自己的境界，并且有勇气告别曾经的“美”，在更为阔大的天地间“我瞻四方”，于“蹙蹙靡所骋”的局促中神奇地获得力量。我是被“时间感”笼罩着去读这部长篇的，并且被这时间之感所笼罩着的，还有我对于格非本人的想象，对于我自己的想象，对于国族的想象，对于世界的想象。亦有对于我们今天文学局面的想象。
如今的格非，在小说中既看到时间的覆水难收，又看到时间的周而复始。整部小说他都是以一种简朴的、“基层作者”般的笔调写出来的，那是他如今的小说理想，是他对古典叙事的致敬，他让叙述者基本保持了一种不甚“雅致”的语言，还不时扮演起说书人的角色，但是行至结尾，如同水落石出，小说家最终又焕然回到了那个我们熟悉的“格非式的腔调”里。这是一个轮回，是时间的秘密，是旧处的翻新与绝处的逢生，它让我看到，望着春风的小说家，重返时间的怀抱，已经岿然站立在了浩浩汤汤的时间的河流里。
格非是既有理论自信又有实践能力的小说家。近年来，他对古典叙事的精髓多有阐释，这一次，终于开始将其兑现在具体的写作中了。我没有统计《望春风》里究竟写了多少有名有姓的人物，但是它的确有着古典小说那种“纷繁”的面目，人群熙攘，琐事此起彼伏。一切似乎都是未经剪裁的，那些人和事就像庄稼一般生长在纸面上。这部小说你是可以随时进入的，尽管它的人物关系颇为复杂，个个沾亲带故，但进入它，却像进入一个村庄，所有的人其实并不需要你格外熟稔，他们就在那里，你来或者不来，他们都在生息，都在顾自热闹而又安静地活着。如同一堆古典小说中画在纸片上的绣像。不错，就是绣像。尽管面目各异，却依旧有着“平面”的雷同。将一众人物写得平面而又雷同，这岂不是小说家的失败？——这样的认识，依然基于我们那种对于现代小说的迷信。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回味，是不是又会发现，这种对于众生“抹平”一般的一视同仁，恰恰正是古典小说带给我们的某种阅读感受。当然，林黛玉与王熙凤是何等的迥异，但当你合起《红楼梦》，她们又是何等的一致？这种一致，是一种生而为人的内在的一致，是红尘之中芥子一般的一致，读这样的书，正是要让你忘却分别之心，在更为浩大的时空里去俯瞰生命。《金瓶梅》中的那些人物，怎么会有一个能令你犹如记得安娜·卡列尼娜一般的记得？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审美路径，背后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世界观，孰高孰低，也许本身就不能构成恰当的比较。
格非如今峰回路转，他在拓宽我们的小说观，如此践行，也许是又一次充当了我们的“先锋”。而且，这一次领跑，格非提供给我们的经验，相对于小说技术，也许某种小说的“伦理”更加值得我们重视。在《望春风》行将结束时，格非娴熟地套进了自己“现代”的小说技术——他让主人公完全站出来和自己的妻子讨论起小说的走向。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格非在这“现代性”的段落里，写下极具意味的一笔——当叙述者的妻子反对丈夫将笔下的熟人写得那么真实、龌龊时，说道：
“讲真实，更要讲良心！”
这句话，不啻一个遥远而古老的提醒，在我们的“时间”深处像钟鸣一般回响着。它试图唤醒的，正是一种我们早已弃之如敝屣、一度视为糟粕的伦常。妻子拿来管制叙述者的这个“良心”，就是那个曾经安顿我们一切的、敦厚的中国精神。当我们已经习惯不假思索、条件反射一般地在小说中以“不惮”与“恶意”来残酷解剖人性的时候，当我们力求“真实”而罔顾“良心”的时候，格非开始重申某种亘古的叙述原则。也许是时候了，新文学运动以降，一百多年以来，我们在文学实践中快意地屠戮着笔下的众生，如今，是否该像重返时间的怀抱那样重返我们的叙事伦理？即便这样的重返有着太多的变数，但至少是一种具有宝贵价值的省察。
而毋庸说明的则是，周而复始之间，衰败与复苏才能够互为轮替。这，也许正是时间与写作双重的奥义，是流水不腐、文学常新的神秘源泉。
中国文化走出去与中国的文化自信
袁筱一 | 文
刊于2017年10月26日文学报
这些年来，随着中国软实力的增强，翻译研究的热点也不可避免地从外国文学的翻译转向了中国文化的对外翻译。但仍然讨论的是究竟应该怎样有效地传递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说到底，这也还是一个应该采取直译立场还是意译立场的老问题。而且大致也还是说，直译中国文化会遭到排斥，效果不好，意译中国文化又多少觉得有些牺牲汉语里原本的优势，出去倒是出去了，可出去的已经不是真正的中国文化。
2014上海国际文学周主题为“文学与翻译：在另一种语言中”，主论坛主持人是袁筱一
只是今天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因为多少有些焦虑的心态，倒更容易陷入翻译本身固有的悖论。其实如果追溯中国翻译的历史，均肇始于一个多世纪以前的文学翻译和西方思潮的翻译也都是从改写开始的。用现在的翻译观来看，自然是有很多“错误”，而且均属硬伤：因为理解的缘故，同时也因为审美趣味的缘故。只是十分有趣的是，语言比较的框架始终是翻译的一个梗，但却未必是传播的梗。传播史总是与翻译的纠结背道而驰，而且仿佛越是遭到翻译的责难，越有此后历经抵抗和艰险，成功传播的可能。有时候“异”的因素就这么活生生地闯入了目的语的语言，语言的或是文化的；有时候却又还没能安顿下来，就遭到了目的语的排斥。接受总是有点不顾翻译规律的样子，它要求平顺和简单，看不出曾经抵抗过的痕迹。更重要的是，接受史一旦被这样改写式的翻译炸开了缺口，就会在其未来的漫长旅途中，开出异域的花朵。这朵花早已不是原来的，是在新的环境当中存活下来的新生命。
中国先后是法兰克福书展、伦敦书展、哈瓦那书展等国际书展的主宾国
无论是中国文化在国外，还是外国文化在中国，这种翻译溯源与接受面向的悖论其实都存在。而溯源与转向传统的根植也的确是文化两个本质性特征。但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文化往往会特别彰显其中的一个特征，而遮蔽了它的另一个特征。如果我们只是在语言层面的结果——亦即译本的层面——来看待这个问题，其实这个悖论是无解的。
然而我们不难观察到，总是会有少数经典文本以其特殊的接受进程告诉我们，止于文本结果的语言转换远非翻译的使命。由翻译行为所构成的原本与译本的关系也远非互相对立、彼此消解，尤其是译本遭受原本消解的关系。只是大量的翻译实践止步于第一阶段的译本生产，所以遮蔽了人类思想、文明、文化欲求翻译的实质。诚如沃尔特·本雅明写于将近一个世纪前的《译者的任务》所言，可译性是被包含在原文之中，而非取决于两种语言系统之间的远近。我们也可以沿着这个逻辑继续下去说，原本（对于文学来说，往往是文本意义上的原本；对于思想来说，也可以是作为体系的多文本构成的整体）倘若得到广泛传播，并且从整体意义上成为新的生产的起点，是因为它包含了必然得到译介、阐释、传播与建构的因素。
《红楼梦》的两个译本，杨宪益版本和霍克斯版本
看似孤立的经典文本的翻译、阐释与生成因而早已超越了文本的范畴，因而即便是在翻译史的讨论中，我们往往会使用到生成这样的字眼来定义这个阐释的循环。而在这个循环中，所谓原本的问题早就已经遭到了消解，也走完了自身作为历史的生命所必需经历的出生、成熟、衰老的过程。我们能够看到这样的情况，译本有时会覆盖真正的“源”文本，成为新的原本。在西方，或许《圣经》的翻译与传播是一个非常具有说服力的例证。而反过来，中国亦有相当多的典籍会在进入异域之后，不断得到新的阐释，甚至克服了相应的抵抗，成为异域文化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事实是不容忽视的：一是作为原本，在新的语境与新的接受环境中，遭遇抵抗是一个必然的过程；抵抗愈烈，也就意味着欲求愈强，意味着未来在异域开出的花朵有可能愈加艳丽。二是愈是具有经典与再生意义的原本，接受愈会是个漫长的过程，其蕴含的“真”将需要借助一而再、再而三的呈现，滤去其中不可避免的误解，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真”的整体，直至反过来证明了原本的价值。而这，也正是经典文本在传播史意义上的生命里所在。
在此参照之下，我们完全不应该担心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问题。文化自信并不意味着我们从此不再作为接受主体，而只是作为完全的传播主体而存在。恰恰相反，越自信往往越开放，越开放往往也越自信。在这样一个“新时代”里，我们需要一点任何一个合格的传播主体都需要的耐心、理性与勇气。我们理应对早已因为开放而不断融入“异”的因素，并在此基础上生成的中国思想和文化的新传统充满信心。
新媒体编辑：郑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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