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前夕必须提到的无双国士,忆郭永怀先生和1968年首都机场空难

2019-09-29   顾氏造船厂厂长

有些人死去了,但他永远活在后人心中(此为国庆节前本人发的最后一起一级空难事故,纪念一个本人无比尊敬的人)。

两弹一星的烈士元勋郭永怀先生

在今年国庆70周年大阅兵中即将登场亮相的“东风”系列导弹,是中国作为大国屹立列强之林的脊梁,而这些大国重器的缔造者中作为“种花家的一只有着大国梦的小兔子”的我们尤其要记住一个人:力学家、物理学家、应用数学家郭永怀先生。也要牢记在1968年12月5日发生在北京首都机场附近的一场空难中若不是郭永怀先生和他的警卫员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拼死保护住了装有热核导弹绝密文件的公文包,中国的“东风”导弹家族也许就不会有今天这般“人丁兴旺、声名大振”。

1968年12月5日凌晨,一架中国民航所属的苏制伊尔-14M型双活塞动力引擎小型客机从兰州机场起飞,目的地是北京首都机场,机上有3名机组成员、2名乘务组成员和9名乘客,乘客中有两位的身份特殊,他们是时年59岁、时任中国力学研究所副所长的郭永怀和他的警卫员——年仅18岁的解放军战士牟方东,郭永怀此行的目的是携带一份在青海核武器试验基地新发现的有关热核导弹试验数据带回北京研究并向相关部门领导汇报。

中国民航涂装的伊尔14M型客机,该机机号678,为周总理的专机

经过几个小时的飞行,凌晨6时许,飞机飞临首都机场,机组降低高度并放下了起落架准备进入进近程序,但在离机场跑道一公里多的时候突然失去平衡猛然扎进了一片玉米地并解体、起火并爆炸,机上5名机组和乘务组成员和9名乘客中仅1人重伤生还,其余13人包括郭永怀和他的警卫员牟方东在内全部遇难。

中国民航飞翔红五星标记,“中国民航”四字为周恩来总理手书

据机上唯一的幸存者事后回忆:这趟飞行最初还是很顺利的,中途也没遇到什么气流,一路平稳。12月5日凌晨,这架伊尔-14飞机顺利飞临北京机场上空,飞机开始降落,起落架落下,机组开始降低高度。然而就在飞机距离地面400多米的时候,飞机突然失去了平衡,开始猛地坠落。飞机从400米高空坠落的时间只有大概不到10秒,完全没有任何让人反应的时间。飞机一头扎向了距机场1公里以外玉米地,随即爆炸起火。根据后来这位唯一的重伤生还者回忆,在飞机开始剧烈晃动的时候,他只听到郭永怀大喊:“我的文件!我的文件!!”随后这位生还者便失去了意识。

顾厂长绘制的中国民航涂装的伊尔14型客机二视图

顾厂长绘制的中国民航涂装的伊尔14型客机左舷前部细节

顾厂长绘制的中国民航涂装的伊尔14型客机左舷后部细节

顾厂长绘制的中国民航涂装的伊尔14型客机右舷中部细节

飞机坠毁后,附近的驻军部队立即赶到现场进行搜索和营救。现场惨不忍睹,13具烧焦的尸体散落一地,面目全非,甚至肢体都散落各处,难以辨认。当人们从机身残骸中辨认出郭永怀的遗体时,他往常一直穿在身上的那件夹克服已烧焦了大半,他的遗体同18岁的警卫员牟方东紧紧抱在一起。当人们费力地将烧焦的两具遗体被分开后,中间出现了一个装着绝密文件的公文包,虽然有点烧焦,但是在两个人相拥的身体的保护下依然完整,打开后,装着一份热核导弹试验数据文件的文件袋完好无损(许多年轻的战士都被这画面吓到到了,所有人都站在原地不敢动弹。后来来了首长,人们才有勇气尝试把他们分开。他们抱得很紧很紧,加上瞬间死亡,所以尸体无比僵硬。把他们分开的时候,必须很用力,就像掰断一大块木炭,由于缠绕在一起,把他们撑开的时候不断发出断裂的声响)。

郭永怀乘坐的伊尔-14飞机空难现场

时年59岁的郭永怀先生就这样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了对我国科研事业极为重要的热核武器资料。

前来接机的郭永怀的司机邵春贵首先通过一块没有烧完的后脑勺头皮上残存的花白头发认出了郭永怀的身份,和其他前来接机的力学研究所同事当即跪地嚎啕痛哭。

接到力学所紧急电报后从合肥连夜坐火车赶回北京的郭永怀夫人李佩一进家门就感觉出异样,老郭的领导同事站满了屋子,茶几上放着一片熏黑的镜片和怀表,当得知郭永怀乘坐的飞机飞机失事的消息时,坚强的李佩先生没掉一滴眼泪,也没有说一句话,只是站在阳台处久久远望。

郭永怀飞机失事的消息第一时间传到国务院,周恩来总理当场失声痛哭,泣不能语。

郭永怀的挚友兼大师兄钱学森听闻噩耗放声大哭,日后他在《郭永怀文集》后写了这么一段话:“是的!就是那么十秒钟吧!一个有生命、有智慧的人,一位全世界知名的优秀应用力学家就离开了人世:生和死,就在那么十秒钟。”

空难发生后周恩来总理亲自下令彻查,但由于飞机当时并没有配备“黑匣子”,因此空难真相至今是个谜团,没有答案。比较靠谱的猜测是机组疲劳驾驶(红眼航班夜航),在降落的那段航线突遭风切变(风切变对于伊尔14这种小型客机来说是非常致命的,一旦遇上基本九死一生),导致飞机突然失去控制坠地。

1968年12月25日,郭永怀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而依据他用生命保护的重要资料,在他牺牲的22天后,也就是1968年12月27日,我国用自行研制的“东风3号”导弹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当量为300万吨的热核试验。这是我国第一次进行热核武器(氢弹)导弹核试验,也是我国第二次完成的导弹核武器全试验。1970年4月,由郭永怀参与设计的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成功发射。

1999年9月18日,也就是建国50周年前夕,为表彰在我国国防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而颁发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一共颁发(追授)给了邓稼先、钱学森、钱三强、王淦昌等23位科学家,而涉及科研领域横跨核弹、导弹和人造卫星三大领域的郭永怀则是唯一一位以烈士身份被追授功勋奖章的科学家。

郭永怀生平:

郭永怀1909年4月4日出生于山东省荣成市滕家镇的一个普通农家,和同时代的中国近现代科学大师们一样,他也经历了极为动荡但却波澜壮阔的中国近代史。郭永怀在孩提时代就已经展露出他惊人的学习天赋,10岁那年,郭永怀被父亲送到本家叔叔办的学堂里读书。这个貌不惊人的少年从此开启了他的“学霸”人生。他是四里八乡的第一个公费中学生,就读于青岛大学附中,随后考上南开大学预科,1933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但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节节进逼已经使得偌大的华北容不下一张可以安心读书的书桌了,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郭永怀和其他不甘心沦为亡国奴的师生一同迁往大后方新建的西南联大,他一路上目睹了日本侵略军凭借优势的空中力量轰炸城镇,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于是这个热血青年怀着一腔悲愤,开始改学航空工程。

1938年夏,中英庚子赔款基金会留学委员会举行了第七届留学生招生考试,在3000多名参考者中,力学专业只招一名。考试结果,郭永怀与钱伟长、林家翘一起以5门课超过350分的相同分数同时被录取(原本只有1个名额,后来经过叶企孙教授、饶毓泰教授的极力争取,三人被一同录取)。1940年8月,一艘从上海驶往加拿大的“俄国皇后号”邮船上,一批意气风发的年轻人,踏上了异国求学的漫漫长路。

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留学时,郭永怀和钱伟长、林家翘这三个年轻人,都进入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应用数学系,并且三人仅花了半年时间,就同时拿下了硕士学位,这样的学生让当时的数学系主任J. L. Synge教授赞叹了许多年:“想不到中国有这样出色的人才,他们是我一生中很少遇到的优秀青年学者。”

年轻时的郭永怀,意气风发,青年才俊

在加拿大完成了学业后,郭永怀1941年5月,郭永怀进入加州理工大学当时国际空气动力学的研究中心——美国西岸加州理工学院古根海姆航空实验室,他选择了空气动力学最难的课题“跨声速流动的不连续解”作为博士论文题目。他师从素有“航空之父”之称的流体力学大师冯·卡门,研习空气动力学。在这里,他遇到了之后影响他一生的知己师兄——钱学森。

郭永怀的师兄钱学森

1945年郭永怀顺利拿到了博士学位。钱学森对这位小师弟赞叹不已。 1946年,导师冯·卡门的大弟子威廉姆·西尔斯在康奈尔大学创办航空研究院,特聘郭永怀前去参加业务领导工作。于是,郭永怀成了康奈尔大学航空研究院的主持人之一。1947年,郭永怀在康奈尔大学结识了自己一生的挚爱:李佩先生。李佩当时是赴美就读经济学的。两人结识后很快就坠入爱河,1948年他们在纽约结婚。

伉俪情深的郭永怀和李佩先生

但是感情没有拖慢郭永怀取得的成就,1949年他探索开创了一种简便、实用的数学方法:奇异摄动理论,在许多学科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因为他在跨声速流与应用数学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果,郭永怀很快就驰名世界。当时飞机的飞行速度并不理想,声障是提高飞机飞行速度的难关。郭永怀和钱学森经过努力,不久就合作拿出了论文,首次提出了上临界马赫数概念,并得到了实验证实,为解决跨声速飞行问题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敌视政策,以及随后爆发的朝鲜战争,将这些海外赤子的归国之路给堵死了。1953年8月,中美在朝鲜停战协定签署后在日内瓦开始举行大使级会谈。经过中国政府的反复交涉,美国政府不得不被迫取消了禁止中国学者出境的禁令,但仍然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设置种种障碍不让他们回国。

1955年,钱学森发来两封书信,邀请郭永怀回国。郭永怀毅然放弃了在国外的优越条件与待遇,携家人于1956年11月回到了阔别16年的祖国。临行前,郭永怀烧掉了他在美国期间积累下来的全部研究手稿和笔记,以免在过关时受到移民局的刁难,夫人李佩心疼万分,郭永怀却不以为然:“没关系,知识都在科学家的脑袋中,他们拿不走。”

“作为新中国的一个普通科技工作者,我只是希望自己的祖国早一天强大起来,永远不再受人欺侮。”——郭永怀

郭永怀携全家回国后受到了党和政府及科技界的热烈欢迎,毛泽东主席亲自接见他和家人,中国科学院则安排他和钱学森一起工作,任中国科学院刚组建的力学研究所副所长,和钱学森、钱伟长一起投身于力学研究所的科技领导工作。

回国后对晚辈倾囊相授的郭永怀

在郭永怀的倡议和积极指导下,中国第一个有关爆炸力学的科学迅速制定出台,从而引导力学走上了与核武器试验相结合的道路。同时,郭永怀还负责指导反潜核武器的水中爆炸力学和水洞力学等相关技术的研究工作。此外,在潜-地导弹、地对空导弹、氢氧火箭发动机和反导弹系统的研究试验中,他也作出了巨大贡献。在对核装置引爆方式的采用上,他提出了“争取高的,准备低的,以先进的内爆法为主攻研究方向”。这一方案不仅为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投爆所采用,而且为整个第一代核武器的研制投爆一直沿用。

1960年7月,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决定撤走在华的核工业系统的全部专家,随后又停止供应一切技术设备和资料。中国决定自行研制核武器,郭永怀担任九院的副院长。此时的九院首要任务就是在一无图纸,二无资料的情况下,迅速掌握原子弹的构造原理,开展原子弹的理论探索和研制工作。

在中科学力学研究所办公室中的郭永怀

为了保密,1963年科研队伍迁往海拔3000米以上青海马兰基地。那里气候变化无常,冬季天寒地冻,最低温度零下40多摄氏度,经常飞沙走石,一年中有八九个月要穿棉衣,而且高原反应也使得包括郭永怀在内许多内地来的同志极为不适应。但就在这种条件极为艰苦的环境下,他还是每天一大早就赶到现场,了解装配工作进展和系统联试结果,一旦发现问题就及时研究处理。在将要进入正式试验阶段的那些日子里,郭永怀每天都要忙十几个小时,有时是通宵达旦,吃饭也是席地而坐边研究边吃。为了及时研究新情况,郭永怀频繁往来于北京和基地之间,有人劝他少跑一些,他为了工作全然不顾。

那时候的郭永怀,身兼多职,他是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化学部学部委员、力学研究所常务副所长、二机部九院副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物理系主任、国防科委空气动力学专业组成员和空气动力学研究院筹备组副组长、中国航空学会副理事长、“国家科学技术发展十二年规划”,担任了力学专业副组长。他惜时如金,恨不得把每一分钟都榨出来工作。一辆汽车是他的重要的代步工具,夜航飞机也是他喜爱的交通方式,当时负责“两弹一星”工程的聂荣臻元帅曾经多次和郭永怀说,飞机不怎么安全,最好坐火车。郭永怀回答说自己是研究航空工程的,自己不坐飞机,那中国的飞机怎么发展?另外那时候坐飞机去北京只要几个小时,但是火车要两天,耗不起。

随着两弹一星项目的不断推进,他身上的担子也越来越重,当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于1965年9月再次启动后,郭永怀又受命参与“东方红”卫星本体及返回式卫星回地研究的组织领导工作。

在全体科研人员夜以继日的忘我的努力下,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爆炸试验取得圆满成功!1966年10月27日,我国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弹道导弹飞行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成功!当闪光火球和蘑菇状烟云冉冉升起时,全体测试人员一片沸腾,郭永怀却瘫软在试验现场,身边工作人员赶忙把他架到临时帐篷里的铁皮床上,他太累了。

1968年12月初,在热核武器与弹道导弹结合试验前,在青海基地的郭永怀发现一个重要数据,他急于赶回北京研究,但青海基地没有飞机,需要赶到兰州,那里才有机场,他叫人赶紧联系飞机,同事们劝他:“晚上不安全,您就明天去吧。”郭永怀笑笑说:“晚上好,睡一觉就到了。”在兰州换乘飞机的间隙里,他还认真地听取了课题组人员的情况汇报。夜幕降临了,郭永怀终于觉得能休息了,于是登上了飞往北京的伊尔-14小型客机——

中国邮政发行的郭永怀纪念邮票

附:伊尔-14型客机简介:

伊尔-14型飞机是苏联伊留申设计局在伊尔一12型运输机基础上改进设计的活塞式双发运输机。1950年7月15日首次试飞,1954年底投入苏联民航航线使用。北约组织给它起的别名是“条篓”。

性能数据

乘员:机组3人+载员36人(最大)

长度:22.31米

翼展:31.7米

高度:7.8米

空重:12500千克

最大起飞重量:17500千克

发动机:两台AⅢ-82T气冷双排星形活塞发动机,单台1900马力。

经济巡航飞行速度:358千米每小时

最大商载航程:3200千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