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调的他，从没有被人们遗忘。
杨振宁说：“中国搞半导体的，都是他的徒子徒孙！”
周培源说：“如果拿60年代初期的水平比，中国的半导体事业并不比日本落后，这其中他功不可没。”
与当代物理学大师玻恩合作著书《晶格动力学理论》，随即成为半导体领域的奠基之作，被牛津大学出版社列入“牛津经典物理著作丛书”。
这位有着中国半导体“开山鼻祖”之称的科学家就是黄昆。
祖籍浙江，成长于北平，黄昆天资聪慧。
1941年，黄昆从燕京大学毕业，随即到西南联大攻读物理系研究生。当时他与杨振宁、张守廉同住一间宿舍，都才二十出头，总喜欢纵论风云，被称为物理系“三剑客”。
有一次，为弄明白量子力学中“测量”的含义，他们从白天一直讨论到晚上，上床后又爬起来，点亮蜡烛，翻看权威资料寻找答案。对于问题的每一个环节，黄昆总是反复推敲。
1974 年，黄昆、邓稼先、黄宛、周光召、杨振宁（从左至右）游览北京颐和园时合影（资料照片）
多年后，杨振宁对黄昆的较真仍然念念不忘，他说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不是在美国作研究，而是和黄昆同住一舍的时光。
从西南联大毕业后，黄昆在英国大学中如鱼得水。与那个时代的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一样，“两耳不闻窗外事”从来不是黄昆的人生准则。他给正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求学的杨振宁写信，除了谈论学术研究心得之外，说得最多的是人生抱负与抉择。
1951年，黄昆践行自己的人生允诺，回到北京大学任物理系教授。当时新中国百废待兴，急需培养大批物理学人才，作为一名在世界学术界冉冉升起的新星，黄昆中断已从事多年的研究项目，开始了自己长达26年的教坛生涯。
他很快就在北大出了名——学生们知道教物理的是刚刚从英国回来、颇有建树的教授，都以为是一位老先生，不想走进教室的是个30岁出头的翩翩男子，一开口又是地道漂亮的北京话，这些都让听课的学生们大为开心。再加上黄昆本身功底深厚、讲课用心，因此深受学生欢迎。
1956年，在周恩来总理亲自领导下，我国制订了科技发展远景规划，半导体技术被列为当时四大科研重点之一。中央有关部门决定，由黄昆等知名学者在人才培养和开拓性研究方面进行突击。
黄昆
他们培养的学生中，包括后来成为北京大学微电子所所长的王阳元院士、华晶电子集团总工程师许居衍院士、电子工业部总工程师俞忠钰等人，将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接棒中国“芯”的主攻手位置。
如黄昆一样，20世纪50年代前后，一批中国的年轻人在英美接受着顶尖训练，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学成之后返回中国，让新诞生的半导体科学在中国也早早地落地生根。这是一连串熠熠闪光的名字——
王守武，1949年获美国普渡大学博士学位，1950年回国，先后任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所半导体研究室主任、我国第一家半导体器件厂——中科院109厂厂长、国务院电子振兴领导小组集成电路顾问组组长等职。
谢希德，1952年绕道英国回到上海的麻省理工学院博士。这位中国半导体物理学科和表面物理学科的开创者和奠基人，后来成为复旦大学的校长。
汤定元，1950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1951年回国，中国半导体学科和红外学科创始人之一。
洪朝生，1948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1952年回国，中国低温物理与低温技术研究的开创者之一。
吴锡九，1955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硕士学位，1956年追随钱学森一同回国，中国第一代晶体管、晶体管计算机和微型计算机的奠基人。
林兰英，1955年获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学位，1957年回国，先后负责研制成我国第一根硅单晶、第一根无错位硅单晶、第一台高压单晶炉，为我国微电子和光电子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
依靠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军事工业和科研体系，结合满怀报国之情的“海归”人才，中国在世界半导体行业发展的早期阶段一度紧追世界半导体研究的前沿，保障了“两弹一星”等一批重大国防项目的计算技术配套，也为中国建立起一套横跨院所、高校的半导体人才培养体系。
相比而言，这一时期的日本通过引进美国技术和承接产能，初步建立起了半导体工业体系。韩国的三星还在筹划加工基地的建设，刚准备从事电子设备组装。这两个后来的“芯片大国”，此时与中国几乎在一条起跑线上。
【本文来源于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巨变：中国科技70年的历史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