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书领读 | 读文学 |《菊与刀》[美]鲁思·本尼迪克特
《菊与刀》这个标题具有务实精神，简单粗暴用两个事物就表达了日本人的矛盾性：“菊”是日本皇室的象征，“刀”是日本武士道精神的体现。
作为邻国的我们，恐怕对日本人有一些了解，他们好战而祥和，黩武而好美，傲慢而尚礼，呆板而善变，驯服而倔强，忠贞而叛逆，勇敢而懦弱，保守而喜新。
日本人缘何如此？或许本书能给你解释一二。
而催生这本书的，正是二战。
1944年6月，作者本尼迪克特被委任研究本国（美国）的敌人——日本。
二战期间，西方各国毕竟属于同一个文化系统，有些情况还是可以预测的，日本则是另一个世界，美国要如何应对日本，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而本书全部的研究，由于无法实地考察，只能通过了解在美国生活的日本人和阅读大量文献来进行。
本尼迪克特认为这种方式不无道理：
在任何部落或任何最文明的民族中，人类的行为都要从日常生活中去了解。无论一个人的行为或观点是多么怪异，他的感受和思考方式总是会和他的经历有关联。
困惑之1. 面对战争令人费解的集体意识
日本人反复强调的战争，不是军事上的较量，而是“日本人信赖精神与美国人信赖物质的抗衡”。
日本的飞行员自杀式撞击美国的战舰，就是精神战胜物质。
“神风特工队”中所谓“神风”，是指公元13世纪成吉思汗东征时，其船队遇飓风而遭毁灭，这次飓风被视为“神风”，它拯救了日本。
最让人不能理解的，还不是“神风特工队”，是日本对待伤员和战俘的态度。在我们看来，甚至有些不通人性。
二战期间，日本的救护队不会及时救护伤者，医疗品补给少得可怜，紧急时负责的军医会在敌军临近前杀伤病员，或伤病员自杀。
因为他们从不投降。在北缅会战中，战死与被俘的比例仅为120：1，而这些少得可怜的战俘，大部分是因受伤失去知觉，被动“投降”。
日本人认为，只要拼尽全力，他们就是光荣的士兵，光荣就意味着战斗至死。
这样的极端的个性，不太符合中国人在意的平衡。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当然也有认为自杀才是英雄的表现，但也不乏卧薪尝胆深谋远虑者，那样的人同样也能获得人们的尊重。
而日本集体思维的高度一致，实在令人费解。
困惑之2. 日本人集体的思维逻辑
要想理解日本人，必须要先理解一个词：各得其所。
这很不好理解，从某些程度上，全世界都和日本人不同。
怎么解释各得其所呢？
就是他们按照恒定的等级制度来构建社会秩序。在家庭和私人关系中，年龄、辈份、性别及阶层决定了适当的行为。在政府、宗教、军队、工业各个领域中，谨慎地划分了等级，无论等级高低，一且逾越其特权范围都将受到惩罚。
而且他们必须要维持这种秩序，只要所有人都维持了这个秩序，只要他们生活在熟知的屏障内，履行他们已知的义务，他们就会信任这个世界，毫无异议的活下去，感到安全。
举个例子，
妻子要向丈夫鞠躬，子女要向父亲鞠躬，弟弟要向哥哥鞠躬，而姐妹不论年龄大小都要向兄弟鞠躬。鞠躬并不是形式，它意味着施礼者明白别人的权利，承认别人有权干预原本由自己处理的事情；受礼的一方也认识到自己要承担与其地位相当的责任。
这种严格的等级制度，以及在相应登记下，人们心安理得的生活，别说美国人，中国人都不大理解。
日本这种制度导致，即使在幕府时代，最有权力的德川将军，也不会废除天皇，尽管天皇毫无实权，只是被软禁在京都，但他依然是天皇，将军需以天皇的名义统治国家，世世代代都将“挟天子以令诸侯”。
日本的座右铭是：万物各归其位，各得其所。
困惑之3. 永恒的负债者
不同于美国，东方民族是有历史负债感的，有恩就要记恩，有债是要偿还的。
在日本也是如此，孩子关怀母亲，是不忘母恩。能够生在日本，是天皇的恩惠。任何的“恩”，都是债务，都要还。
因此在日本，不要施恩给陌生人，因为再无相见的情况下，施恩于人，让人家负债又无法偿还，是很失礼的。
以前云书写过NHK出的《无缘社会》，那些背井离乡的老人，最终宁可死在无人知晓的出租屋，也不会返回老家，给远房亲戚们添麻烦。
恰如日本谚语所说，“天赋宽厚，始敢受恩”。
困惑之4. 与中国截然不同的仁义忠孝
日本人报恩，总体上按照东方的规矩，毕竟日本一再从中国伦理体系中吸取营养。
对天皇之恩，谓之忠，对父母之“恩”，谓之“孝”。
然而，日本的文化吸取，到此为止。
没有吸取的是，中国忠孝的条件，是更高的道德，谓之“仁”。
在中国，不论忠孝，前提是统治者或父母长辈都具备“仁”，如果统治者不仁，那就别怪我不义，农民也可以揭竿而起。
日本没有吸收“仁”的伦理，但是有“行仁义”这个词，它的意思是黑社会、流氓、无赖间的“道德”。中国“仁”的概念被贬低得无以复加，日本人完全重新解释中国道德体系中最重要的美德。“忠”“孝”在日本则成为至高无上的义务。
于是就产生了特有的现象，我们在诸多日本文学里都会看到无法理解的一幕：一个孩子无论多么憎恨自己的父母，父母甚至破坏了子女的幸福，但子女都要容忍父母的恶行和不义。
在中国已经变换了几十个朝代，日本却始终如一，永不更替。无论政权由谁掌握，天皇都像美国的“星条旗”一样，不管哪个政党统治，星条旗都是人民“神圣不可亵渎的”。
因此，虽然忠和孝是日本和中国所共有的道德规范，但日本在观念上作了改变，导致中国人也无法了解日本人的行为方式。
困惑之5. 极度敏感的日本人
日本人对社会有情理，他们谨小慎微的生活，避免别人指责他是“不懂情理的人”，日本人还对个人的名誉有情理，意思就是一个人的“荣誉”绝不受到玷污，尽管有时候是他自己做错了。
对社会的情理，举个例子：
德川时代的法律规定，这个阶层的农民可以为他的孩子买某种布娃娃，而另一阶层的农民则只能买另一种，搞得跟《绿皮书》一样。
我们现代人可以接受，有钱人给孩子买电动车，穷人给孩子做玉米棒娃娃，因为我们承认收入的差异，也认为争取更多收入以获得更多自尊是合理的。但在日本这是不合理的，不管你的收入高低，都不可以去享受超越阶级的权利。
这一点或许欧洲古老的贵族能够产生共鸣，他们不愿奉行平等主义，认为“真正的尊严在于安分守己，不失规矩。在各自的地位上，农民可以和王子得到相同的尊严。”也就是说，只要你谨守规矩，买什么娃娃都不失体面。
如果说欧洲的贵族能理解日本普遍对社会的情理，那么接下来要说日本人对个人的情理，恐怕就有一些诡异。
我们任何人，听到别人的诽谤当然也会很生气，但很少像日本人一样，建立强烈的防御系统。
在日本，绝对不能当面过多的说别人专业上的失误。
一段典型的日本人的告白能够看出，讥讽是最恶劣的罪行：
我常常原谅别人对我发怒，因为人难免有时会有坏脾气；我一般也能原谅别人对我说谎，因为人性本是很虚弱的，人们常不能坚强地面对困难而说出所有事实；对无稽的流言蜚语，我也可以原谅，因为人们在别人说闲话时难免不附和。我甚至可以酌情原谅杀人犯，但是“讥讽”是没有任何借口原谅的，因为只有不真诚的人才会嘲笑无辜者。请让我告诉你我对两个词的定义。杀人犯：杀害某人肉体的人；讥讽者：杀害他人心灵的人。
基于以上论断，日本人注重心灵超过肉体，可以推断出，讥讽是最大的罪。日本流传的很多历史故事，有一些主题在我们看来十分诡异：错误者向正确者复仇；受辱复仇，即使对方是他的君主。
现代日本人慢慢不会杀死讥讽者，而反过来伤害自身，最极端的就是自杀，合理的自杀可以为他们洗除污名，日本人尊重自杀，甚至认为自杀是可敬的、有意义的行为。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防御系统就是避免竞争。
竞争，在其他国家看来是进步和发展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在日本则相反。有测试表明，日本人只要产生竞争，表现就会下降，因为他们觉得竞争是一种侵犯，使其无法专注于手头工作。
日本有一万个方法来回避竞争：
日本的小学没有留级的制度；老师对孩子的教育是不断超越自己；成绩单只记载操行成绩，不记载学业成绩；当中学入学考试不可避免要产生竞争，家长和老师都会紧张留意孩子的心理状态，因为没有考上而自杀的少年比比皆是。
日本各行各业普遍存在的中介人制度，也是为了防止竞争者直接面对对方。
困惑之6. 日本人的感官世界
对于感官的享乐，全世界没有人能比日本人更认真、更理所当然，日本人认为自体性享乐并不违背道德，没有一个民族有这么多的自慰工具，美国都不行。
中国人对浪漫的爱情和性的享乐会克制，因为维持家庭生活的和谐很重要。美国即使开放，但仍要遵守一定的伦理道德。
在日本，“忠”、“孝”、“仁”、“情理”、“人的感官”都是“人的义务”，他们好像在地图上的省份，划分的很清楚。用日本人的话说，人生是由“忠的世界”、“孝的世界”、“情理的世界”、“仁的世界”以及“人的感官世界”等许多世界构成的。每个世界都有其特殊的细则，日本人不通过整体个性评判同伴，而是说他“不懂孝道”或者“不通情理”，他们会明确指出一个人行为的不足之处。
日本夫妻之间遵守礼节，其乐融融，但婚姻的目的更多是家族的选择、生儿育女，感官的刺激是另一回事。不光是日本强大的“感官市场”，同性恋、酗酒，这些都属于可以被允许的“人的感官”。
或许，解开困惑，不是我们的责任。而看到这世界上另一个民族有自己有多么不同，学会观赏这些不同，是我们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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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生也有涯
而知也无涯
以有涯随无涯
你真的应该读点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