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这个名字，可能人们不是特别清楚，但是提到大寨，很多人可能不会陌生。作为60年代全国农业的一面旗帜，一度流传有“农业学大寨”的口号。陈永贵，作为当时大寨村的党支部书记，与大寨的发展牢牢绑定在一起。陈永贵的儿子陈明亮曾经回忆道：“父亲去世的时候，留下了8365元遗产，这是老两口一辈子的积蓄。”
大寨村位于山西省晋中市昔阳县，是一个偏远的小山村。这里属于太行山土石山区，自然环境恶劣，人穷地穷村子穷是这里的最大特点，人们常常连饭都吃不饱。
解放之后大寨建立生产合作社，大约在1952年开始，在大寨村当时的党支部书记陈永贵以及其他领导人的带领下，大寨村的村民凭着一双手跟一把镢头，不辞辛劳，治山治水，开垦梯田，引水浇地，力图改变靠天吃饭的状况。苦心人天不负，10年的时间，终于解决了村里人的温饱问题。
这在当时得到了毛主席的高度肯定和赞扬，大寨在60年代的时候是全国农业的一面旗帜。当时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总理，李先念等人都相继视察过大寨。
陈永贵是山西昔阳人，1914年出生。他家境十分贫寒，吃不饱饭是常有的事情，一家人住在山坡上的土窑里。用石头或者砖头修盖窑洞，那是有钱人才能考虑的事情。后来迫于生计，他的母亲和姐姐被卖掉，一年之后，他的父亲也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上吊死亡。
这是当时太行山深处的农村的普遍状况，人穷、地穷、村子穷。成为了孤儿的陈永贵，失去了世间最重要的亲人，然而，生活中的各种磨难并不会因为这些而优待他。陈永贵常常过着忍饥挨饿，被人欺负的生活。
1940年，昔阳被日本人占领。不过，受当时太行山区抗日武装力量的影响，当地的老百姓经常受到抗日教育。所以能够跟八路军保持良好的关系，军民鱼水一家亲。
情报工作是后方战场的重头戏，当时日本人四处找地痞流氓做他们的汉奸走狗，美其名曰“情报员”。孤身一人的陈永贵也被注意到了。1941年，日本人找上了陈永贵，让陈永贵为他们传递八路军的消息。
陈永贵虽然人穷，但是志不穷。他已经接受了一定的教育，能分得清善恶是非，让他去当汉奸走狗，他是打死不干的。所以，他表面答应日本人，暗地里偷偷联络八路军，为八路军通风报信。但是后来日本人发现了，就逮捕了他。幸运的是，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日本军队投降。陈永贵也在这时重获自由。
解放后，大寨村的贫苦农民分得了一些牲畜和生产农具，翻身做主，投身到建设小家，壮大国家力量的行列中。1946年，大寨村成立了互助组，1947年建立了党组织，1953年创办了合作社。陈永贵在互助组，合作社，总是最勤劳肯干的。他所在的小组，产量总是能领先其他小组。
1948年，陈永贵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1952年，陈永贵担任大寨村的党支部书记，正是在这期间，他跟村民一起，制定了“十年造地规划”。
凭着一双手、两个肩膀、一把镢头、两个箩筐，村里的人们鼓足了干劲，不分昼夜，河沟造良田，山坡造梯田，十年时间，改变了大寨的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地貌，把山地沟壑修成了便于耕作的良田。
1963年的干旱，洪涝，雪灾，一下子让大寨多年来的成果毁于一旦，但是凭借陈永贵和村民的辛勤劳动，他们的生活水平不仅没有降低，反而给国家上交了24万斤粮食。这让人不禁称奇。
大寨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被主席看到了，“农业学大寨”，陈永贵也因为成为全国劳动模范。据传，他在当大寨公社书记期间，坚持跟群众一起下地劳动挣工分。这与他十几年来的经历是分不开的。陈永贵从小遭受磨难，所以一直保持着艰苦奋斗的作风，基于这些，他才能带领大寨的群众们一步步建设大寨，才能用劳动改变村子里落后的面貌，带领大家过上不愁温饱的生活。
此后，即使是升到了更高的平台，他也没有出现所谓的“官僚习气”，仍旧是一心一意为人民、为国家而奋斗。到了1986年，他因病在北京逝世之后，全部遗产只留下8365元，让许多人都难以置信。
从1967年起，陈永贵先后任山西省的重要干部。而根据当时的国家发展，在1975年，党中央决定让陈永贵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全国的农业生产。得知这一消息，陈永贵首先是推辞，他觉得自己已经年纪大了，而且是一个农民，只会种地，没办法担当如此大任。后来还是周总理鼓励他，“既然组织觉得你可以，你就一定能做好。”
陈永贵听了周总理的话之后，就在想，既然党中央这样安排，说明人民需要我，于是他接受了这一职务。当了副总理之后，常常要在办公室处理文件，这跟陈永贵一贯地坚持实地劳动的观念不符。他还是想像以前一样，一有时间就下地。所以他向主席申请，他希望自己每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大寨、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基层，最后三分之一的时间才留在北京。
农民起家，农村出身，陈永贵经常教育孩子们不要浪费粮食。当村支部书记到离开国务院副总理的领导位置，一直没有改变他冬天黑马褂，夏天白布衫，头扎白毛巾的农民大叔形象。毛主席为此大为感叹，“陈永贵啊，你的官做得不小了，还是那个装束，本色没变呐。”
无论一路以来的经历如何辉煌，陈永贵始终是中央高层领导人中的穷人，他的生活用品简单得无法想象。一枚印章，一个烟斗，一条皮带，一把剃须刀，这些东西一直陪伴着他，度过了他生命的全过程。
平民总理陈永贵的儿子陈明亮回忆，“父亲去世的时候，留下了8365元遗产，这是老两口一辈子的积蓄。从参加合作社以来攒下的钱，加上家里老房子的折价款，到后来每个月一两百元的收入，几十年下来，只留下不足万元。”
细想下来，这其实也不奇怪。陈永贵的工资要负担家里五个人的生活费用，还有家里三个学生上学的费用。再加上平时接济一些来探亲的老乡，支援一些生活困难的群众。
所以基本上攒不下什么钱。当时全国人民都在支援国家建设，陈永贵带头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保持朴素的作风，不要一点特殊待遇与照顾。
所以从1973年到1980年底，陈永贵一家一直依靠在大寨的粮食生活。生产队分下的玉米，不可能运往北京，所以陈永贵只好每年秋天托人把部分粮食拉到县城粮食局，换成全国粮票，一斤换九两，然后再到北京捎给陈永贵。
这样的生活方式，直到1980年底，陈永贵开始领取每月200元的退休金为止。
陈永贵的一生都在保持着艰苦朴素，一心为公的作风。他一直坚持不拿国家一针一线，不占国家一点便宜。他常常对身边人说：“损害国家的利益，来让自己好过，在我这里行不通。”作为高级干部，他身边有警卫、秘书、厨师等人照顾他的工作和生活，但是他还是不习惯，经常说“让你们照顾我还不如一起去劳动”。这就是简单朴实的陈永贵。
改革开放之后，陈永贵越来越感觉自己的年纪和身份都不再适合担任副总理一职了，所以向中央递交了辞职申请。
1980年，中央批准了陈永贵的申请，允许他辞职卸任，但仍为他保留了副总理待遇。
1985年，陈永贵被确诊为肺癌晚期。家人劝他接受治疗，但是他非常坚决地拒绝，他说“不要再浪费国家的钱了，我活了这么多年，够了。”
陈明亮回忆，关于8365元的遗产，父母还有争议。父亲本来是要全部交党费的。但是母亲听了之后想了想，说，“你把这钱全部交党费，我支持，因为你是党员，我也是党员，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把钱全部交了党费？一点钱也不给我留，你又最希望看到小儿子上大学，小儿子上大学以后拿什么钱去交学费，拿什么钱去买书本？”
后来商量之后，还是决定，把这些钱一半交了党费，一半留作学费。
这种大公无私的精神，我们现在人想想似乎觉得很不可思议。但是老一辈革命家似乎都这样做，周总理去世后身无长物，主席也是多年穿着打满补丁的中山装，亲人朋友们想凭借职位谋些便利，这些都是不可能的事情。
勤俭节约、艰苦朴素、清正廉洁、踏实肯干、一心为公、奉献自我，这些前辈们的精神似乎永远都是纯粹的。他们一生都在坚持自己的信念，为了国家和人民努力，对于个人，他们能保证最简单的生活需求就可以了。
有的人还常常因为别人对自己的特殊待遇而生气，这种为祖国和人民奉献一生的事迹永远值得我们铭记，这种精神在这个飞速发展，人心浮躁的时代更加值得我们去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