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舒芜先生
文|杨怀志 来源|桐城报道
舒芜先生是当代知名学者，也是当代桐城籍学术界硕果仅存的闻人。先生姓方名管，学名方珪德，舒芜为其笔名。先生曾祖父方宗诚为桐城派后期重要作家，祖父方守敦工诗善文，尤以书法驰名当世，父亲方孝岳为中山大学名教授，音韵学家;外祖为桐城派殿军马其昶，先生生长在这样一个书香门第、翰墨世家、渊源有自，因而从小热爱文学。
先生聪慧好学，12岁之前读家塾，读的是《四书》、《五经》、唐诗宋词等等。课外，自7岁读《三国演义》、《水浒传》、《封神榜》、《西游记》、《说岳全传》、《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等等。1934年先生12岁，进桐城中学读初中，1937年初中毕业，在别的学校读高中，由于战乱，读到高二就辍学了。后随桐城派后期大师姚永朴从家乡逃难，历尽艰辛和风险，辗转到达桂林。自此先生进入社会。先生从少年时就喜欢读新文学书籍，特别是鲁迅的作品，先生尝言:“今天来看，二周(周树人、周作人)之书，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能读懂多少，天晓得。可是当时，我在似懂非懂之中，偏偏就感受到一种魔力吸引，反而增加了非探求不可的兴趣。”(舒芜《楼上群书楼下一指》)先生思想进步，倾向革命，积极投身社会公益活动。其间，迫于生计，不得不到一些学校兼课，先后任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副教授、江苏省立江苏学院副教授、国立南宁师范学院教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战火烧到西南，授课之余，先生全身心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中。解放后，曾任南宁中学校长，出于文学情结，先生辞职来到北京。先后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编辑、编辑室副主任、编审等职。1979年起，任中国社科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审、编委等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舒芜先生勤奋刻苦，执着追求，他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领域纵横驰骋，笔耕不辍，成就斐然，著作等身，除了出版有多部学术专著外，还出版有《舒芜文学评论文集》、《舒芜集》(8卷)，晚年出版《舒芜口述自传》一部，叙述自己坎坷曲折的一生，读之令人感叹不已。
说起来，我深感惭愧，先生的著作我没有全读。但我与先生有过多次交往以及文字书信往还，我佩服先生的为人。先生和蔼可亲，坦诚无欺，胸襟开阔，能忍辱负重，所谓有容乃大者先生是也，可谓大家风范。先生自陷入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泥淖之中，挞伐之辞铺天盖地，先生不置一词，也不容辩解，只好忍而受之，其内心世界受到的痛苦折磨可想而知。文革中，先生更遭受残酷的迫害，妻子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子女离散，自己又经受无休止的批斗，肉体的摧残与精神的折磨，非人世所堪!从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错案发生到文革结束，长达二十余年，其间只要有风吹草动，文艺界某些不明事实真相的人和别有用心的人，便拿舒芜先生当靶子，写文章批判，以泄私愤，或另有所图，其言辞之激烈乃叹为观止!舒芜先生仍不置一词，缄默无声。他埋头审稿阅文，著书立说，这是多么的不容易啊!舒芜先生执着坚定，初衷不改，尽管屡遭磨难，蒙不白之冤，但他政治立场坚定，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制度，先生著作不下千万言，找不出一句话对现实不满，找不出一个字对他人(包括那些攻击过他的人)发牢骚，即使晚年口述自传，给自己的冤情和委屈作了一些必要澄清，态度是那样的平和，语言是那样的委婉，从容叙述，客观公正，唯恐伤及别人，遣词造句小心翼翼，字里行间跳动着一颗仁者的心!我读完此书，掩卷赞叹:舒芜先生何其厚道人也!
舒芜先生看重乡情，关心故里。1983年，我和诗人陈所巨去北京旅游，所巨说:“这次我俩来北京，先拜望朱光潜、舒芜两位老先生。”我欣然同意。舒芜先生住地我们不清楚，我们便到中国社科院去打听，得知舒芜先生居北京老城区某某胡同(名字我记不清了)。北京胡同何其多，我着实犯难了，还是所巨精明，又善识别方向，我跟随他，左转右转，不知走了多少条小巷，穿过多少条胡同，费了两个多小时，我们终于来到舒芜先生的住地“天问楼”，所谓天问楼，原来是一个地下室，面积约二十来平方米，室内除了一台冰箱外，其余家俱都是木质的，且陈旧。摆设零乱。一张木凉床上满是书箱。我们报了姓名，舒芜先生马上笑开了，其时所巨已崭露文坛，舒芜先生说:“陈所巨是诗人嘛!”接着给我们倒开水，开冰箱取冷饮。坐定后，先生迫不及待地问起家乡的一些人和事，我在桐城中学任教，他又问了一些桐中的情况，我和所巨一一回答，舒芜先生听得特别认真，眼光里流露出一种期待。他颇慨叹地说:“几十年没有回去了!”叹息一声。我想莫非因我们这次拜访，舒芜先生动了思乡之情?我们起身告辞，舒芜先生执意要留我们吃饭，说不远处就有饭馆。看样子，舒芜先生其时一个人独居，子女不在身边，我们恳谢告辞，舒芜先生送我们走了两三道胡同，我们请先生止步，他说:“前面就是大街了，欢迎以后来京顺便来玩。今天我感谢二位，告诉了我家乡的许多人和事。”我们快上大街，一回头，见舒芜先生仍站在那里，向我们招手。
两年后，全国第一届桐城派学术研讨会在桐城召开，舒芜先生应邀回来了。他只参加了开幕式，便走访亲友，在吕宣泽老先生陪同下，走遍老城区大街小巷。他来到外祖故居翠竹碧梧山庄(今盐库附近)旧址前，站立良久，感慨良多，他曾在外祖家度过美好的童年。他来到勺园，勺园又称九间楼，原属张氏，为祖父方守敦先生购得，舒芜先生童年时在此居住。他走进每一个房间，仿佛寻找儿时的身影，久久不愿离去。会议结束前一天晚上，我去先生下榻处，先生很高兴，说:“老友吕宣泽先生在净土莲社请我吃素食”。他说:“我不是回来参加研讨会的，我是借此次会议回来走访亲朋故旧的，我的心愿实现了。”
舒芜先生先辈数代人都是桐城派名家，但他对桐城派不以为然。方家为桐城大姓望族，学界有人误以为先生为方苞后代，为此，先生曾著文《我不是方苞后代》，作了说明。方家在桐城有三支，一曰桂林方，桂林者，翰林折桂，读书入仕的人多，方苞属桂林方。一曰鲁谼方，又称猎户方，先生属猎户方，先祖从江西迁桐城落户鲁谼，以狩猎为生，至方绩、方东树，文名远播，猎户变成文学世家。一曰会宫方，今属枞阳。舒芜先生主张新文学，拥护文学革命的主将，思想比较激进，桐城派诸家的书舒芜先生无疑都读了，但他基本持否定态度。为此，我与舒芜先生有了第一次文字交流的缘份。
大约1992年，我从《读书》杂志上看到舒芜先生写了一篇批判桐城派的长文。先生此文抄录了前人大量批判桐城派的文字，略加评语，表明自己的观点，我读后沉不住气，以《桐城派研究之回顾》为题，亦抄录前人对桐城派肯定或赞誉的语录，约一万六千多字，寄往《读书》杂志。甚至指责先生有“数典忘祖”之嫌。大约1997年，我去北京，和学生一道去先生家，准备向先生道歉。舒芜先生热情地接待我们，竟然闭口不谈桐城派的事，倒是和我们谈桐城中学，当听到桐中仍以高升学率位居安徽省前列，先生十分高兴，他说:“朱光潜先生称桐城为人才摇篮，名副其实啊!”最后他也表达了自己的一点遗憾，说:“杨柳依依、碧水萦洄的桐溪塥不见了，那可是桐中一道生气勃勃的风景啊!桐城中学高中部和初中部老房子布局合理，有回廊勾通，下雨天不走湿路，拆掉可惜。可以在桐中毗连地区划一块地，建一个新校区以满足发展需要，保留老校舍那该多好!”舒芜先生不提写文章的事，彻底消除了我准备接受先生责备的想法。先生待我这位家乡后辈何其宽厚!
我与舒芜先生第二次文字交往，是我写了一篇关于姚永概、永朴的文章。那篇短文发在桐城报上，舒芜先生读后，写了一篇文章刊在桐城报上，他说我的文章写得很好，只不过言及姚永朴先生由宿松去桂林的路途中，在湖南越洞庭湖的一段路线有误，予以指正，还在文末声明说:“当年我随行永朴先生，我说的话是负责任的。”我写的依据是根据吴孟复教授说的，吴老也是当年随行者。当然我相信舒芜先生说的是准确的。
关于桐城派评价之争，舒芜先生不再辩解，我想那是学术问题，可以各持己解，不必求同;而具体到姚永朴入桂林路线，则要澄清事实，不容不辩。可见舒芜先生为学是多么认真。
我与舒芜先生第三次文字交往，是我和语文组同仁接受《桐中百年》一书撰稿任务。桐中百年校庆，要编撰一部校史，事关重大，我不敢掉以轻心，草率从事，编写了一个较详细的写作提纲，通过电话，向舒芜先生请教，没想到舒芜先生给予充分地肯定和热情地鼓励，最后说:“写校史一定要真实，不能凭空杜撰，当然也要有史识，但不能说空话、大话和假话。”舒芜先生对我的教诲和鼓励何止有益于这本书稿!2001年，我和桐中彭申清、卢声频二位书记又去北京，约请舒芜先生为《桐中百年》栏目《校友忆旧》写稿，舒芜先生欣然答应，我回来约月余，便接到先生《楼上群书，楼下一指》长文，随同寄来的还有一套8卷本《舒芜集》和装裱好的一首诗:
母校桐城中学命书俚句
云物清冷竹树妍，旧家庭馆接郊烟。
童心惘惘烧春日，诗思沉沉酿雪天。
每对青灯怀往迹，曾因碧梦误华年。
龙眠山影双溪月，碾玉泉声到枕边。
舒芜先生对母校桐中和故乡桐城，一往情深，溢于言表，此诗此文便是最好的明证。
如今舒芜先生走了，我凝视和先生的合影，多么好的一位慈祥宽厚的长者，往日与先生交往时的言谈举止、声容笑貌，历历呈现眼前。临楮不胜悲伤，匆匆写了上述文字，算是故乡一个愚拙后学对前辈哲人的缅怀和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