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语
李渔固然是以戏曲、戏论名世的，但其小说创作也同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同辈作家中占有一定的地位，而《觉世名言》这本小说集可视为浓缩了李渔小说创作风格和创作成就的代表作品。
李渔经历了明清两个朝代的动荡、变迁和更替，而这两个时代，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可谓每况愈下，人们对女性的审美观达到了变态的地步，如始于五代十国时期的女子缠足现象在此时依然大行其道，李渔在《觉世名言》之《辰集》中就有“模拟金莲，说三寸尚无三寸；批评花貌，算十分还有十分”这样通过“三寸金莲”来赞美女子之容貌的句子。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作为一个另类作家——即不以儒家的传统思想为然的作家，李渔对女性的态度及他如何描写女性就成了一个有趣的话题，值得稍做探讨。本文即以《觉世名言》诸篇为依托，分析李渔小说中的妇女形象和她们的地位问题。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作为一个主要描写情爱及家庭生活的通俗小说家，李渔在其作品中对女性倾注的热情远远超过他对男性的热情，他在描写女性方面的成就也高于他在描写男性方面的成就。
保守中的进步：李渔的女性观
要了解李渔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就有必要先了解李渔的女性观和爱情观。诚然，李渔所处的时代，三从四德的封建礼教依然根深蒂固，李渔自己也未能摆脱对这些伦理的认同。在《觉世名言》之午集《妻妾败纲常，梅香完节操》、《连城璧.外篇》之《落祸坑智完节操，借仇口巧播声名》等篇中，李渔极力宣扬了封建道德下的贞操观念：江西秀士马麟如病重垂死之际，召妻、妾、通房（梅香）交代后事，妻、妾都信誓旦旦的要替丈夫守节，“生是马家人，死是马家鬼，”直说得马麟如信以为真，只有通房碧莲表示了其在“丈夫”死后未必守节的意愿，“总来做丫鬟的人，没有什么关系，失节也无毁于己，守节也无益于人，只好听其自然罢了。”一番话说得马麟如心灰意冷，劫后重生之后对妻、妾愈加宠爱而对梅香愈加冷眼相待，“终日在面前走来走去，眼睛也没得看他”了。然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老仆人误传外出行医的马麟如的死讯后，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妻、妾双双拒绝替丈夫收尸不说，还以虐待其独子的方式将其子推给梅香，为自己的再嫁扫清道路。碧莲（梅香）则自己出资替“丈夫”收尸，并承担起了在妻妾再嫁之后抚养其孤儿的责任。“丈夫”死而复生并弄清妻妾不忠和梅香坚贞的真相之后，拒绝迎娶回已经再嫁的妻妾而对梅香恩宠相加，还在看戏时借对戏中人的评价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这才是个男子！”为自己的行为定了调子，断了不忠不贞的妻妾重回马家的后路，结果两妻妾落了个一个上吊自杀、一个怨恨而死的下场。梅香则反过来享尽荣华。这是一则典型的宣扬守节观念的故事，在封建社会中，它起到了封建教化的作用：失节者必遭报应，反之亦然(《妻妾败纲常，梅香完节操》)。在《落祸坑智完节操，借仇口巧播声名》一文中，李渔倾力塑造了一个费劲心机保全节操的女性形象：落入仇口，却不仅保全了节操，还成功骗取了贼头的银子。成功脱身之后，落入贼手的女主人公并没有急于自己宣扬自己的完美节操，而是借助仇人未得其身、而别的女子皆已失节的抱怨说明了真相，使别人对自己的坚贞深信不疑。作者对这等聪明且具有强烈的贞操观念的女性可谓赞不绝口，可见李渔的贞操观念，深深的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话说回来，李渔毕竟是个与众不同的作家，这种与众不同，不仅体现在其写作技巧上，还体现在他思想深处突破传统思想的自发意识上：在《妻妾败纲常，梅香完节操》中，作者认为，“凡为丈夫者，教训妇人的话，虽要认真，属望女子之心，不须太切。在生之时，自然要着意防闲，不可使他动一毫邪念。万一自己不幸，死在妻妾之前，至临终永诀之时，倒不妨劝他嫁。……”好一个“倒不妨劝他嫁”，这种对旧观念虚晃一枪、以调侃的语气提出挑战的手法可谓妙极：这种思想，不消说，是惊世骇俗的。有意思的是，李渔在其《曲部誓词》中，又用了“此地无银三百两”这样欲盖弥彰的手法给人以启示：“不肖……不过借三寸枯管，为圣天子粉饰太平；揭一片婆心，效老道人木铎里巷。……是用沥血鸣神，剖心告示：稍有一毫所指，甘为三世之。”其精明巧妙之处在于：倘使真的无一豪所指，又何必作词以告观者？在《落祸坑智完节操，借仇口巧播声名》的开篇词中，作者公然唱道：“女性从来似水，人情近日如丸。《春秋》责备且从宽，莫向长中索短。”宣扬了对女性的保节不应求全责备的思想，在《因逃难姹妇生儿，为全孤劝妻失节》中，作者甚至刻画了一个为保全妻儿性命而劝妻失节，让其不惜忍辱偷生的开明丈夫形象，这固然与正文中赞扬保节者的思路相矛盾，但它毕竟也体现了李渔思想中进步的一面，即对女性宽容。在描写丈夫绝望、妻子上吊的悲惨情节之后，他又写了掳走人妻的“强盗”的义举，放了女主人公，给失节的妻子和历尽艰难、屈辱的丈夫安排了一个大团圆的结局，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还有《觉世名言十二楼》中之《合影楼》。作者以“无奈”的笔调挑明自由婚姻的不可阻挡：“世间欲断钟情路，男女分开住。掘修深堑在中间，使他终身不度是非关。堑深又怕能生事，水满情偏炽。绿波惯会做红娘，不见御沟流出墨痕香？”文中，作者苦心孤诣的编了个纵使“男女分开住”也不能断了钟情路的爱情故事，以此来揭示情爱是不可能人为的禁绝的，禁欲主义是行不通的，即便是得出“男女授受不亲”这等结论的古圣先贤，也是有情有欲的人，都曾经历过来的，否则他何以知道“一见了面，一沾了手，就要无意之事认做有心，不容你自家做主，要颠倒错乱起来”？在本篇中，李渔很认真的幽了儒家一默，也否定了道家“不见可欲，使心不乱”的说法。这体现了李渔思想中进步的另一面：反对禁欲，反对不能自主的婚姻。歌颂守节的同时又通过故事含蓄的否定了守节的观念。在程朱理学占统治地位的环境下，这种思想无疑是石破天惊、可堪喝彩的。
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不管是褒还是贬，李渔小说中很多篇章的女主角都是嫁过两次的。这在男子占绝对的统治地位、认可并盛行一夫多妻制的社会下，其寓意不是让人心领神会吗？
困境里的奔突：李渔小说中女性形象的自我意识
从根本上说，李渔并未摆脱封建思想中之女性观的束缚，在认同这些观念的前提下，李渔塑造了一种新女性的形象：她们试图突破传统的女性观，在个人问题上拥有更多的自主权，这种争取自主权的举动，我将之称为李渔小说中女性形象的自我意识，这种自我意识，既体现在爱情上，也体现在她们的经济观念上。就上文提到的两个例子来说，两个女主角的守节行动并非是受了外力的逼迫，她们既可以守，也可以不守：守节成功之前都有了可以、且不守也并无不当的想法，她们比那些在丈夫面前声称要守节的妇人更多了一些自主权，可谓能进能退，可攻可守。这些新女性在不利于女性独立自主的困境里奔突。而《觉世名言》中女性形象的自我意识，我认为主要体现如下：
在《觉世名言》诸篇的女主角中，守活寡的也好，殉情死节的也好，抢夺爱人也好，都表现出了强烈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性，愈受外力的干预，愈显得坚决。在《觉世名言连城璧》之《谭楚玉戏里传情，刘藐姑曲终死节》篇里，作者刻画了一个“舍命做缠头，不死无休”的女性形象。女主角刘藐姑在母亲将她配给当地一富翁做妾之前，就与其戏台上的搭档演出了一出假戏真做的好戏：他们相爱是真的，却不得不借助戏台来表达彼此的真情，将计就计，将“错”就“错”，台下看的是戏，台上却是感情真挚。在演戏中刘藐姑就有了不肯事二夫，要替谭楚玉守节的真意思。直到刘母要将刘嫁与某老爷做妾，这种假戏里的“真”才浮出水面，再也弹压不住。刘藐姑与其母的对话再现了假戏真做的精彩、坚决和悲凉。“母亲说差了，孩儿是有了丈夫的人，烈女不更二夫，岂有再嫁之理。”“你的丈夫在哪里？我做爷娘的不曾开口，难道你自己做主，许了人家不成？”“岂有自许人家之理。这个丈夫是爹爹与母亲自幼配与孩儿的，难道还不晓得，倒装聋作哑起来？”分明是私定终身，却巧妙地利用演戏来做掩护，母亲既然“同意”了他们在戏台上的“夫妻”关系，就无异于“默认”了他们在生活中的“准夫妻”关系，毕竟“天下的事，样样都可以戏谑，只有婚姻之事，戏谑不得。”既然婚姻大事，不可当同儿戏，则戏台上的“演”不是“演”，而是真实的生活了。这一番看似有理实则无理的“推理”，表现了刘的机智、果敢，在爱情问题上绝不肯让步的劲头。争取婚姻自主的斗争至此并没有结束，谭、刘二人继续利用戏台把人们眼里的假戏推向真实：在演《荆钗记》时大骂生活中的孙汝权，高超的演技竟使富翁被骂做“欺心的贼子”、“遭刑的强盗”时还点头称赞：“他骂得有理。”如果说直到这时，演戏还只不过是“逼真”而已的话，接下来的发展就不只是“逼真”，而是活生生的真实了。戏里的“投江”，是往戏场后面跳，且安全“着陆”到戏房之中，刘藐姑这一回演戏的“投江”，却真的是往水里跳了，跳水时仍不忘对着戏房喊“我那王十朋的夫啊！你妻子被人凌逼不过，要投水死了，你难道好独自一人活在世上不成？”于是谭楚玉也跳江寻“妻”去了，“戏”至此已经完全生活化、真实化了，本来，此后的无论怎么艰难、坎坷，怎么花好月圆，都不重要了，因为刘已在“守节”的幌子下争得了其爱情自主的权利，但李渔的特别之处恰恰表现在对结局的处理上，传统的文学作品中已有为争取爱情自主权而斗争的女性形象，如《孔雀东南飞》的刘兰芝，只是她们的结局往往很不幸，而李渔给他作品的女主人公安排了大团圆的结局，正表现了他观念的变化：她们的斗争应该而且也会得到胜利，传统的势力和观念在这些新女性面前应该而且也必然会让步。从刘藐姑和谭楚玉的结局中，作者或多或少的表明了自己对他们的支持和宽容态度，同时也给后来的这一类女性予获胜的希望。李渔的观念，和当时时代的风气是分不开的，明清时期女性的地位难以与历史上一些更为开明的朝代（如唐、宋）相比，但毕竟与很多旧的时代不可同日而语了。
如果说刘藐姑是追求爱情自主、婚姻自由的一个典型形象，则《连城璧》之《妒妇守有夫之寡，懦夫还不死之魂》中的淳于氏，简直就是一个向一夫多妻制挑战，奋起保卫和追求自家一夫一妻制的勇毅女子形象了。在她的观念里，女子固然应该守节，但男子也不许娶妾。倘使一夫一妻而得儿孙绕膝，以她“当今女子之中，要算她第一个豪杰”的威名，维持她一夫一妻的现状当没有什么问题，但问题是淳于氏中年无子，穆子大面临绝嗣之忧而不得不考虑娶妾时，保卫一夫一妻制和娶妾生子之间就演化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淳于氏以一己之力，要对抗一夫可以多妻、“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制度和思想，无异于螳臂当车，可以说结局在序幕还未拉开时就已经注定好了，但她依然运用其“文韬武略”，进行了一场无谓的和悲壮的斗争。在这个故事里，“妒总管”费隐公及其“反妒”势力可谓如日中天，被称为“醋大王”的女士被费隐公征服后，费的“威名”远近皆知，以至于可以广收“惧内”之门徒，传授弭酸止醋之方了。淳于氏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横空出世”的，她不仅把丈夫穆子大收拾得服服帖帖，“丈夫”做不得，“尺夫”也做不得，只得改为“寸夫”了，还把背着费隐公前来“剿妒”的人马打得人仰马翻，表现出了坚决捍卫自家“一夫一妻”制的勇气。当然，淳于氏最后还是被费隐公收拾掉，自己不仅失节再嫁——而且再嫁的对象居然是“死而复生”的丈夫，还不得不面对并从意识形态上接受丈夫娶妾的事实，但是前文说过，这个结局是在序幕拉开之前就已经安好了，个人不可能和社会制度、社会的主流观念进行单独的抗争并赢得最后的胜利，而淳于氏的努力终究还是难得的，她的可怜、可悲的下场令人同情，她的无奈和屈服，也是可以理解的。
李渔小说中的女性不仅追求婚姻的自由和爱情的自主，有些还难能可贵的对男子的“失节”行为提出了控诉和批判——这种指责男子“失节”的举动在当时看来当是啼笑皆非的，而李渔却以赞赏的语气再现了这种指责，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无论是作者，还是作者笔下的人物，都是具有相当的进步性的。指责男子“失节”的典型形象，当数《绝世名言十二楼》之《拂云楼》中的韦小姐。和韦小姐有婚约在先的裴七郎嫌贫爱富，舍她别娶，丑妻死后，裴七郎又想重温旧好，特派俞阿妈以“节义”之名来撮合，韦小姐回道：“阿妈说错了。‘节义’二字原是分拆不开的。有了义夫才有节妇，没有男子不义，责妇人以守节之礼。他既然立心娶我，就不该慕富嫌贫，悔了前议。既悔前议，就是恩断义绝之人了，还有什么瓜葛？”韦小姐如此，其丫鬟也当仁不让。在答应以“二夫人”身份嫁给裴七郎之前，就与裴“约法三章”，还要他签字画押，自具供状，保证二小姐之外，不再娶小。一番勾心斗角之后，才使“痴情客一跪得双娇”的美梦成为事实——以要求男子守节之道，还治男子要求女子守节之心，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体现了作品中女性对与男子平等地位的要求，它比自主、独立的爱情观更进一步了，在这种思想已通过女主角之口表达出来以后，结局便无足轻重了。一种理想的萌动、提出到实现，毕竟得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以上举例说明了李渔小说中女性在婚姻、情爱方面的独立性，而在李渔小说中，也不乏有在经济决策中独立运作的女性形象，这样的形象在男权社会里也堪称另类，只是在李渔的小说中，这些都是令人折服的好另类。这些经济决策中的另类，和与“妒总管”斗智斗勇的淳于氏一样，具有非凡的管理能力。较典型的例子为《说鬼话设计赚生人，显神通智恢旧业》中的女主角顾云娘。顾云娘在丈夫死后，再嫁给了个懵懂儿郎顾有成，此前顾有成的家产已被下人们私吞得近乎一无所有了。云娘来时，“看见新郎的举止，与家人的动静，就知道这份人家，不是做妇人的家数做得来的。连‘女中丈夫’四个字都用不着，还要截去上二字，不肯列于‘女子’之中，俨然以‘丈夫’自命，就不等三朝，竟出来理事”了，顾云娘“贯炊无米之饭”的本事，便在其掌管家事之后展现出来了，她了解家人情况，跟踪丫鬟，监视管家，把顾家原有财产的去向摸得一清二楚，然后便设计对付讨债者、骗子和家中的下人们，运用“低进高出”的商业策略打发了债主，使一个没落之家又中兴起来了。这个故事中，女主角聪明且满腹谋略，会驾驭英雄，还能把奸党邪人，变做忠臣义士，在一个男权社会里，表现出了不让须眉的非凡能力。懵懂儿郎顾有成也对妻子佩服得无以复加，以至于认为她是仙女下凡了。作者在其中并没有刻意宣扬什么，但“休云女子不如男”的思想已呼之欲出，让读者心领神会。正可谓“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
独立里的悲哀：李渔小说中女性独立意识的局限性
前文说过，在李渔的《觉世名言》中，女性具有较强的独立意识和对平等的追求，为得到自己渴望的爱情和钟情的男子，打败自己的情敌，她们可以不择手段，纵使杀人放火也在所不惜。她们的独立意识和对男女平等的追求具有自发性，而无自觉性。以能做无米之炊的顾云娘为例，倘使她丈夫顾有成不是连吃饭的饥饱，穿衣的冷热都不知道，而是也会或稍会持家理财的话，恐怕顾云娘“做无米之炊”的本事再高，也没有展现的机会，从意识上说，她未必认识到女子的地位可以与男子同一。她的才华的展现，是不得已而为之，因此，顾云娘经济决策独立的举动，有偶然性而无必然性。
经济上如此，爱情上也概莫能外。肯定李渔小说中的女性追求爱情的执著的进步性的同时，忽视她们爱情观念的局限性是不可取的。她们如果否定一夫多妻，那么她们否定的应该是自己家中的一夫多妻现象，而不会否定整个社会在事实上和“法律”上认可的一夫多妻制度。淳于氏在李渔小说中是反对丈夫娶妾的最得力的干将，但她在严禁丈夫娶小的同时，却千方百计的将丈夫在费隐公的支持下强行娶回的两个小妾再嫁给他人做妾，以达到“独霸”丈夫的目的，她的手段相当凶残和卑劣，如对丈夫和他的两个小妾大打出手，将丈夫与小妾隔离，自私到毫无人性和同情之心，大有只要自己舒服，哪管它洪水滔天之势。她的这种近乎变态的心态注定了她的行为不可能超乎一家一户之外，她不可能认识到只有改变整个社会的制度和观念，才有可能维护自家的一夫一妻制度。而最可悲的当数《寡妇设计赘新郎，众美齐心夺才子》中的各位女士们。文中男主角吕哉生是一个“才多加上容颜俏，风流又值人年少”的标志男子，见他的女子妇人们无不趋之若骛，最后竟成为妓女争夺的对象。为了永远将吕哉生占为己有，得了吕哉生诗词题赠的三个妓女便暗地里为其物色一个正室，为此她们仨和吕哉生自己私下里物色的“正室”人选曹婉淑产生了矛盾，并上演了一出啼笑皆非、荒唐之极的闹剧。在媒婆殷四娘的调停下，五个佳人达成了协议：三妓妇做小妾，她们替吕哉生物色的正室人选乔小姐做了正室，而吕哉生自己物色的寡妇曹婉淑则夹在中间，“不大不小，介乎妻妾之间。”在这篇小说里，沦落青楼的三位妓女颇有自知之明：自己在社会和家庭中，永远只能当配角，她们不可能被吕哉生明媒正取。为了“争取”得到一点点发言权，她们不惜费劲心机，自己出钱为心仪的男子物色“正室”，而寡妇曹婉淑也自恃自己的“非妓女”出身的身份，铁了心要做“正室”，且要求做了“正室”还不许“卧榻之侧”有“他人酣睡”，实在不行，也要做“偏房”——无论如何，也要在名义上凌驾在三个妓女上面，而三个妓女对此也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只要她们物色的人选占领了名义上的“制高点”，不至于让她们失宠，也就知足了。从吕哉生想“并纳三人（指三个妓女），只因正室未娶，不好把妓女为妻”到这三个姐妹“也许他先娶正妻，自己随后来做小”，到曹婉淑“做小的事，断成不得”，再到殷四娘的“她们三个是妓女出身，又不曾明媒正娶，就认些下贱，做了第二、三席，也不要做有屈”，都没有一个人认为这三个妓女拥有与别人同等的体面和尊严。三个妓女的“自知之明”让人觉得可怜、可悲，曹婉淑“排妓”的处心积虑、心安理得，让人觉得可笑、可叹。她们之间的争斗，始终都是一场正儿八经的闹剧。而看似皆大欢喜的结局——“拣了吉日，一个才子，五位佳人，合来并在一处”——也在事实上宣告了男子在社会中的稳固的统治地位：女子再什么处心积虑、争风吃醋、卖弄风情，终不过是为了夺得男子的欢心和承认。另一个例子是《拂云楼》里的丫鬟能红，
她被裴七郎收买来为他和韦小姐牵线搭桥，能红对生得俊雅不凡且才高学富的裴七郎也心生爱慕，便在设法成全裴七郎与韦小姐的好事的同时，也师法把自己“推销”给裴七郎做小妾。事情的发展没有超出传统思想中尊卑贵贱的界限，能红始终牢记自己的丫鬟身份，不敢抢夺主上韦小姐的风头和名分，“你去对他说，他若单为小姐，连能红也不能进门，既然要娶能红，只怕连小姐也不曾绝望。我与小姐其势相连，没有我东她西，我前她后之理。……”于是，韦小姐便以主子身份，不费吹灰之力就理所当然的被裴七郎明媒正娶的“做大”，而能红则以丫鬟身份，屈为“小妾”了——她们做大还是做小，没有选择的余地，而全由她们在社会中的身份和地位决定。
按照既定的观念框架进行争夺、打压，谁也没有“越位”，也没有谁觉得有什么不对，这实际上折射出整个社会当时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身份认同：妓女、丫鬟、主人、仆从，都尊卑贵贱有别，你既然有资格“做大”，则即使你曾经嫁过，再嫁时仍可以争夺“大老婆”的“宝座”，再不行也不会和妓女身份的人争同一个“名分”；你是妓女，则即使你想从良或在事实上已从良，也断不可能有“做大”的非分之想，冷宫就是冷宫，妓女就是妓女；你是丫鬟，就不可能和家里的“小姐”争夺同一个宝座，你的身份和地位，永远不能超乎主子之上。就是说，各色人等，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早就由他们的身份和地位决定了，谁也没法改变，也没有谁想着要去改变。在高度统一的身份认同之下，即使有以下犯上、上不敌下的事情发生——如《吃新醋正室蒙冤，续旧欢家堂和事》中的以小欺大、以“下”犯“上”即是一例——也不能改变尊卑、上下的既定界线：再怎么“欺大”、“犯上”，你的身份终究还是“小”而“下”。可以说，这种尊卑上下有别的观念贯穿了李渔小说创作的整个过程。而这是他无法摆脱和超越的时代观念。
结语
综上所述，李渔的小说创作具有一定的进步性，毕竟他大胆塑造了一批不让须眉的女中豪杰形象，赋予了她们冲决一些不合理观念的勇气和精神。至于其小说创作的局限性，那是客观存在的，但也不宜过于苛求，几千年的传统思想，不是一朝一夕、一人一士可以改变的，把这些局限性放到特定的历史环境和社会氛围中去，就不难理解古人的苦衷，用李渔在《生我楼》的开篇词中说的话，就是：“千年劫，偏自我生逢。国破家亡身又辱，不教一事不成空，极狠是天公！”既然他们生活在一个特定的时代，我也就不好以另一个特定时代的思想去要求他们了。当然，这也并不妨碍我用今天的眼光去评价他们——评价与要求，毕竟是两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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