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来的中国工业文化，从“自卑”，走向“自强”“自信”的道路。中国工业从晚清、民国的“引进”与“依附”，到新中国成立之后的“赶超”与“奋进”，再到新时期的“引领”与“自信”，完成了一个具大的飞越。
“工业”与“文化”在中国的百年纠结
中国之所以在对外战争中接连失败，关键是坚船利炮不如西方，于是开始全力创办军事工业，诸如上海、金陵、天津等制造局，以及四川、广东、湖南、山西等省机器局，皆应时而建。后来，洋务派官员越来越认识到，军事工业必须由能源与原材料工业支撑，而且办军事需要财政支持，增加财政就必须大办民用工业，遂创办了上海机器织布局、兰州织呢局、湖北织布局等轻纺企业，津沪电报局、轮船招商局、开平铁路公司（后改为中国铁路公司）等交通通讯企业，以及开平煤矿、峄县煤矿、鹤峰铜矿、漠河金矿等矿务公司。
大办工业是晚清“自强”运动的实践成果，并且受舆论界的持续关注，以晚清第一大报《申报》为例，从1872年创刊开始，就一直在为新式工商业的创建而大力呼吁，发表了大量的社评，产生了相当广泛的社会影响。早期改良派思想家，如郑观应、陈炽、薛福成、郭嵩焘、何启、胡礼垣等也均有大量关于创兴中国工商实业的论述。
晚清的工业兴国战略在清政府经历甲午战争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之后受到进一步的激发，“通商惠工”渐成晚清国策，创办新型实业受到朝廷的鼓励。于是在晚清政府一系列有利政策的影响下，国内出现了一个“振兴实业”的热潮，民办工业开始大量涌现，除了张謇的大生纱厂、周学熙等人的启新洋灰厂等，青岛、天津、上海、汉口、广州等地的民办工业企业也均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中国工业基础初步奠立，到20世纪初，甚至有人提出“中国宜求为工业国”（《论中国宜求为工业国》，《申报》1906年8月3日，第2版）。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国体与政体发生根本变革，但重工兴商之策更进一步。北洋政府制定出台了一系列奖励实业的政策法规，为工商业者提供新的便利。加上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国内市场空间加大，特别是面粉、轻纺和化工类企业发展势头强劲，荣氏兄弟、刘鸿生、范旭东等近代中国著名实业财团均成立于这一时期。
国民党北伐成功之后，名义上统一了全国，与江浙财团互为表里，扩大国家财政实力，并通过关税自主、裁撤厘金、废两改元、推行法币等措施，创造了一些有利于民族工商业发展的社会条件。但国民党以“发达国家资本”为导向，大办国营工业，在资源委员会的主导下，一系列与国防、军工有关的企业得以创办，石油、水泥、电力、制造等业的发展，为抗战胜利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日本侵华使中国民族工业体系遭到严重破坏，日本投降之后，国内战火重起，民族工业实力再受重创，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前，对国内重要机器设备进行拆解、转运，或破坏，不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留下了一片工业的废墟。
新中国成立之后，通过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初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工业体系。“一五”计划期间苏联对华156项重点项目的援建，新中国工业体系和工业生产能力得到极大改善。六十年代初期，国家又通过“三线建设”，对工业布局与生产能力进行重大调整。“文革”时期，虽然社会生活和生产秩序受到一定冲击，但工业企业的生产和建设一直未中断，“大炼钢铁”“抓革命促生产”等运动，恰是重视工业生产思想的体现。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专门就“中国工业化的道路”进行具体的说明，明确要“使我国变为工业国”。1964年12月召开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郑重宣布：“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现代工业建设的路径及其意义。1975年1月13日，周恩来总理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上重申“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至此，中国近代工业强国之梦已走过百年。
从“工业市场”到“市场工业”
改革开放后，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路径就是使此前的“工业市场”渐变为“市场工业”。改革开放的第一阵地是农村与农业，联产承包制的实行，调动了农民积极性，使农业生产效率有了较大提升，促进了经济活力，也改变了社会对于工业的需求。同时，国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中国由战备国防逐步向常规国防过渡，工业建设的目标和任务开始向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转移，工业提升国力的路线虽然没有变，但衡量国力的指标却在不断调整，由单一的军事与国防工业向国民经济整体实力雄厚过渡。
在全面发展中国工业整体实力的过程中，市场主体地位不断得以确立，市场对于资源配置的作用不断显现，一方面是国营工业改制，另一方面是民营工业的崛起，无论哪一个方面均对中国工业发展战略转移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就前者而言，从最初的厂长经理负责制，到清理三角债、企业破产并购、股份制改造等，使国营工矿企业的资产与人力资源实现重组，调整企业的产权主体，改变企业的治理结构，更新企业的营销观念，实现面向市场、以管理为抓手，以效率为导向，以效益为目标的新的企业文化氛围。企业的交给企业，市场的交给市场，社会的交给社会，使企业负担减轻，披坚执锐，攻坚克难，逐步具备向先进生产与工艺技术冲击的能力。
就后一方面而言，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改造完成之后形成的以国营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为主体的工业生产格局在改革开放之后逐步发生改变，首先是乡镇企业破土而出，尤其是苏南等地依托于上海、南京、杭州等国营工业人才密集、市场空间较大的地缘优势，异军突起，蔚然成风，发挥了改革开放之后乡镇企业发展的带头与示范作用。后来的一些大型工矿企业，如青岛海尔、万向集团等都是由乡镇企业发展而来。同时，个人创业成为可能，一些企业家开始投资办厂，民营企业家规模不断扩大，福耀、华为等一大批新创民营工业企业逐步成长壮大，如今已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著名企业。
他们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一方面在于践行工业创新、工业管理、工业品质等传统的工业文化内涵，另一方面也与适应市场，服务市场的经营策略有很大关系。就目前而言，包括大型国企在内的中国工业企业，莫不以市场为导向，由此可以说，中国工业基本完成了由“工业市场”向“市场工业”的转变。
工业的文化表现
自从新中国重点发展现代工业，以充实社会主义的国防事业和经济建设基础的国家大计确立之后，工业优先成为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建设的指导原则，随着新中国工业体系、工厂体系的不断完善与扩充，工业、工厂和工人在国家文化建设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工业文化渐成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较长一段时间之内，“工业的文化影响”主要表现在行业的政治文化，以及行业内部影响方面，也会溢出企业边界，产生或大或小的社会影响。约略而言，工业的“文化”效应在如下几个方面有所体现：
（一）工业的政治文化，这是由现代工业在中国的使命与担当决定的。发展工业是夯实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基础重要手段和关键途径，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制度的重要支柱。工业发展水平是新中国国际地位的决定性因素，工业优先战略是国家发展的重要选择，工业跃进和工业调整、工业改革，莫不彰显工业政治性的时代意义。工业的政治文化属性，虽然随着时代演进而有所变化，但并不会减弱，无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业，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业都决定工业文化的政治方向。
（二）企业文化。从中国近代工业产生之后，工厂作为一个生产组织、工作空间，就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单元。新中国成立之后，工业与工人的政治地位，决定了企业内部文化的特质与发展方向。从班组到车间，在突出政治的前提下，生产管理、操作流程、质量控制等也相应成为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鞍钢宪法”到“厂长负责制”，从国营工厂到集体企业，从民营工矿到中外合资、外资工厂，从社队企业到乡镇企业，从东北老工业基地到内地三线工厂，从股份制改造到破产重组，内部管理制度与经验不断演进，也在影响着企业文化的发展演变。
（三）工人文化。工人是现代工业的主体之一，是各项生产与管理工作的实际操作者，由此决定关于工人的制度安排，以及由此形成的特质供给、生活面貌，以及精神气象等，均是工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之后，工人阶级的地位发生巨大变化，居于“主人翁”地位，其政治属性空前提升。“工人阶级老大哥”、“工人阶级有力量”等时代话语，充分彰显了工人队伍在新中国工业文化建设方面的重要地位。企业内的党团、工会、妇女组织，以及先进典型、劳动模范、积极分子、生产标兵等荣誉或典型，也是新时期工人文化的组成部分。
（四）生产文化，即关于企业经济效应追求。工业企业担负着创造社会财富，满足民众生活和国家建设需求的重要职责，新中国成立初期关于激励生产，制定了不少规章，采取了不少措施，诸如计时工资、计件工资、任务目标、生产竞赛、比学赶超，乃至全面质量管理等，企业班组文化建设一定程度上也是围绕生产效益进行的。毕竟对企业而言，生产是第一位的，是其主体工作。不过，应当看到，在计划经济条件之下，企业只管生产，只对计划指令负责，一般不面向市场，也会导致生产过剩，产品积压，产品难以走入市场等问题。
（五）技术文化，即工业技术革新与演进效果。工业受现代技术的支撑，技术进步对于工业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工业技术落后，一些关键技术都掌握在西方手中，通过引进苏联设备与专家，进行生产技术培训，革新落后的生产工艺，推广新技术、新技法、新规范，使中国工业企业的工艺流程与技术管理不断升级。各企业通过多种途径自主培养的技术能手、专业骨干、工程师、技术员等，积极研发，刻苦攻关，共同推进了企业技术等级的提升。有些工艺、技能，随着现代工业的转型升级已经不再使用，但作为技艺传承，其非物质文化历史地位值得重视。
（六）空间文化，即企业所营建的生产、作业空间及其产品形态。现代工厂因生产规模大、生产工序多等原因，决定了厂区宽大、建筑宏伟，车间开阔、机器众多；道路纵横，管网密布，伴随着或大或小、各种声调的机器轰鸣，以及各种各样、或隐或现的工业味道，从而形成一个较为独特的生产作业空间，对置身于其中的每一位人员都会产生身份认同的感应与激励。厂区的建筑随着年代的推移，承载的历史信息越来越多，成为厂史、企业史与行业史的重要见证。
（七）产品文化。工业产品五花八门，服务与应用的领域与行业也各有不同，大到国防科技、航天航空、交通通讯，小到民生日用、衣食住行，工业产品几乎覆盖了人类生产与生活的各个领域。虽然产品的形态与功能有各自演进的过程，但莫不是工程技术人员、车间工人，乃至市场营销人员通力合作的成果。不少产品直接与民众日常生活紧密相联，既推动了社会发展，也记录了时代变迁。附着于工业产品的经济价值、科技价值之上的文化价值越来越大。
（八）社会文化，即企业与社会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初期确立的以国营为主的工业企业生产格局对于社会产生的重要影响之一在于包办了相当多的社会工作，一个工厂可谓承担了关于从“生老病死”到“吃喝拉撒”的大部分服务职能，企业办社会是大型工矿企业的普遍状况，也使得街区社会被企业分割成若干单位，从而使得企业文化、工业文化与社会文化互相融合。特别是工厂中的“接班”制（子女继承父母原来的工作岗位）、企业内部通婚现象，学制教育不出企业等现象，更是助推了社会文化的企业主体性，如区域特征、行业特征、文化认同等。
中国工业文化从“自卑”到“自信”
晚清中国之所以被动挨打，从根本上讲就是农业时代的中国遇到工业时代的西方列强，正如孙中山所言：“以农业国和工业国通商，自然是工业国占胜利”（黄彦编：《孙文选集》上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25页）。所以“师夷长技”的主体是学习西方的工业制造技术与管理经验。工业强国是旧中国的各阶层人士的一大愿望，从晚清开始，“实业救国”“实业强国”“工业报国”“工业兴国”的思潮不断兴起，一大批实业家、企业家、科学家涌现出来，为了实现中国工业梦而努力。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虽然对于构筑中国铁路、航运等现代交通体系进行了精心设计，但对于发展工业也倾心较多，他对于建设“粮食”“衣服”“居室”“行动”“印刷”等类工业论述尤详，体现了他的工业民生理想。在国民党治理之下的中国，虽然利用资源委员会等机构建设了一些工矿企业与机器修配企业，但总体上而言，离工业化的目标相去甚远，加之受时局影响，相关工厂普遍难以维持，生产经营成本加剧，举步维艰。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政治翻开新的一页，中国逐步成为世界工业门类最为齐全的国家，一大批具有世界领先水平和全球战略意义的工业成就，见证着中国工业兴国的历程。尤其是在高速交通、无线通讯、北斗导航、人工智能、工程建造、物流技术等方面逐步确立了在世界范围的“引领”地位，中国工业的国际影响力得到高度提升。特别是《中国制造2025》战略规划和行动纲领的提出，进一步照亮了中国工业化建设。正如工业与信息化部规划司在解读这一宏伟蓝图时所言，中国制造业的目标将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三大转变，要“以制造业的繁荣和强大，托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新时期中国工业文化建设一方面要展示中国工业成就及其技术效应，另一方面要发掘其社会文化效应。发掘中国工业底蕴，总结中国工业规律，讲好中国工业故事，坚定中国工业自信，提升中国工业地位，当是每一位工业文化研究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与担当。
（李 玉 作者系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