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类从原始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他们就被分成了两种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这种社会中的政治制度以私有制为前提，它完全体现了人的自利和欲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设计不到位的政治制度，就容易出现腐败。
但好在，人类对自己是有所了解的，他们始终都在追求一个能够符合人性中的善，又能打破人性中的恶的政治制度。
这是张绪山老师思考人性与政治制度设计之间的关系的起点。
张绪山老师
不论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人们对于人性从来没有停止过思考。道德是天生的吗？人性本善还是本恶？还是说人性根本不分善恶？
关于这些问题，中西方都有自己的思考和答案。
在中国，主流的答案有三个：性善论、性恶论、性无善恶论。
主张性善论的是孟子。
孟子认为，人皆有“四端之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
所谓恻隐之心，孟子举例说：当你看到一个小孩掉到井里，你会不假思索就去救他，在这一瞬间，你想到的就不是这个孩子父母的感激，也不是乡邻的赞誉，更加不是厌恶孩子的哭声，而是因为人天性中的“不忍”，所谓“不忍人之心”。
此“四端之心”分别对应着仁、义、礼、智，乃出于人之本心，所以人性本善。人所以不善，是因为他“不能尽其才”，这是由于受到外力影响，不是他的本性。
同为儒家弟子，荀子则认为人性本恶。人类天生就是饿了就要吃饭，冷了就要穿衣，累了就要休息，为自己的利益着想，热爱享受（“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
这是人之本性，人们之所以懂得谦让，子让父，弟让兄，是因为后天的培养。荀子说“人之性善，其善者，伪也。”这里的“伪”，不是虚伪，而是“人为”，也就是后天的教化。荀子的性恶论成为后世法家的理论前提。
性无善恶论，是告子提出的。不过这段告子的论述，只记载在《孟子·告子》中。告子的看法是，人性原本不分善恶，全靠后天的影响决定一个人是善是恶。人生来就像一张白纸，染上什么便是什么，就像水本身没有方向，河道往东它便往东，河道往西它便往西。那么对于告子来说，人性是什么呢？告子说“食色性也”。
以上便是中国古代关于人性的主流看法。
那么西方世界的人性论又有哪些呢？
张老师指出，现代欧洲的人性论有两个源头，一个是古希腊神话，一个是基督教。
在古希腊神话中，人类是由普罗米修斯创造的，他按照天神的模样，用泥土捏出人形，并从动物的灵魂中摄取善与恶两种性格，封到了人的胸膛里。此时的人类还只具有一半灵魂，智慧女神雅典娜惊叹于普罗米修斯的创造，便朝这些泥人吹了一口气，从而人类有了完整的灵魂，具有了灵性。
鲁本斯《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宙斯禁止人类用火，普罗米修斯看到人类生活的困苦，帮人类从阿波罗那里偷取了火，因此触怒宙斯。宙斯将普罗米修斯锁在高加索山的悬崖上，每天派一只鹰去吃他的肝，又让他的肝每天重新长上，使他日日承受被恶鹰啄食肝脏的痛苦。
所以在古希腊神话中，人性中善恶兼有，同时还有高于一般动物的灵性。
而在基督教的教义中，人生来就是有罪的。这种原罪来源于我们的祖先——亚当和夏娃，他们偷食禁果，被驱逐出伊甸园，这便是“原罪”。作为后代的我们便世世代代背负着这种罪恶，我们生来有罪，那么本性必是恶的。
不过，亚当与夏娃的故事有一个逻辑矛盾，那就是，他们为何犯罪，这种恶从何而来？若他们是自甘堕落，那么其本性中就有恶，也就是说上帝在创造他们时也创造了恶，这违背基督教对“上帝至善”的信仰；若这种恶来自外界，就说明上帝并非全知全能，也违背基督教的信仰。
这一矛盾最著名的解释由经院哲学家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e）提出，奥古斯丁认为，上帝在造人的时候赋予了他们善与自由，上帝所创之物都是善的，所谓恶是善的缺失。
我们之所以作恶，是因为我们误用或滥用了上帝赋予我们的自由意志，将恶带入了这个原本不存在恶的世界。他的这一观点，为之后西方制度的变化打下了基础。
对人性的不同认识，将会决定制度设计的方向。
自秦朝以后，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所采用的无非是儒家和法家，不是外儒内法，便是内儒外法。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依然相信人性是善的，所以它主张以道德的教化来影响人的善性，引发人们的善性，培养人们的善性。
但与此同时，法家则坚定地认为人性本恶，完全地抛弃对人性善的信任。这种恶无法用教化锁住，所以法家以严刑峻法来防止犯罪。
张绪山老师指出，以法家政治伦理为治国要道者，无不奉行严刑峻法、暴行酷政，在根本上对民众行为实行的是“有罪推定”。所以我们常常在电视里看到，古代衙门审案常常在没有审判结果时，第一句便是“把犯人带上来”，这时就已经把这个嫌疑人视作犯人了。
但无论是儒家还是法家，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就是把至上的皇权视作善的化身，忽略对统治者人性中的恶的约束。儒家说：“惟有德者宜高位”，法家说：“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
处于高位之人必须有德，这个道理是对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处于高位之人一定有德，忽略这一点，就表示纵容了君主的任性妄为，他的恶行与恶德被强化为天然特权。
在这样的一个制度中，从君主到官员，再到百姓，皆德行有缺。手握权力者被权力所吞噬，不受限制的君王欲望无边，享有部分权力的官员欺上瞒下，而没有权力的百姓，如何呢？
鲁迅先生曾有过深刻的描述：
“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暴君的暴政，时常还不能餍足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欲望。……暴君的臣民，只愿暴政暴在他人的头上，他却看着高兴，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慰安。自己的本领只是‘幸免’。从‘幸免’里又选出牺牲，供给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渴血的欲望，但谁也不明白。死的说‘阿呀’，活的高兴着。”
这是专制制度的弊端，它是人性中恶的产物，是人性恶最典型的体现，它不利于人类善的培育。
在这一点上，中西方是相同的。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说：“专制制度乃是人类最原始、最可率性而为的制度。”
《论法的精神》
作者：[法]孟德斯鸠
译者：许明龙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时间：2012年
中西方都曾为限制君主的恶性做出过努力，张老师认为，董仲舒的“天人感应”与“天人合一”其实是有这种倾向的，所谓天人感应，就是应该上应天意，下应民心。君王作为天、地、人这三者之间的媒介物，他应该按照天意来统治民众，同时把民众的意志上达。所以君王行事要符合天意和民意，否则上天就会降临灾祸以示警告。
但这种说法在后来的观点中被削弱了，反而加强了“君权神授”的观点。
西方自然也经历过君主专制制度的时期，但当经过发展的传统人性论（希腊神话的善恶皆有和经奥古斯丁解释的基督教人性论）进入政治伦理，政治制度也开始发生变化。
欧洲传统的人性论有两个关键点：
正是因此，王权率先在欧洲被关进了制度的笼子里。在美国《独立宣言》的开篇，也尤为突出地表现了这种观点：
“我们认为以下诸点是不言自喻的公理：人类生来是平等的，造物主赋予了他与生俱来的权利，即生存、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政府是为了实现这些权利而设置的。因此政府只有在人民拥护的前提下才能行使其正当的权力。”
《独立宣言》强调了平等、自由与民主，为现行的美国政治制度奠定了基础。
那么，什么样的制度能被称作好的制度，一个好的制度应该考虑些什么？
它应该认识到人性的恶，并有效防止它，所谓“用权力约束权力”。
大量的西方政治家、哲学家都清晰地认识这点。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说：
“把权力赋予人等于引狼入室，因为欲望具有兽性，纵然最优秀者，一旦大权在握，总倾向于被欲望的激情所腐蚀。故……法律是排除了激情的理性，因而它比个人更可取。”
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也说：
“在设计政府制度和确定宪法规则时，应把每个人都视为无赖，即设定掌权者的全部行动，除了谋求一己的私利外，别无其它目的。”
在人类目前的政治成就中，什么政治制度可以做到这一点呢？
民主制度。
对于什么是民主制度？张绪山老师做了如下总结：
张老师指出，民主制度有两大优点：
第一，它相信人类趋向善性和美德的品质。尽管人性中具有某种程度的劣根性，但依然愿意相信人有向善的愿望和追求，值得尊重和信任，所以它将国家权力（包括最重要的中枢权力）向全体国民开放。
第二，民主制度在信任人性善的同时，对权力促生人性恶有着充分的估计。越是掌权者，越需要受到约束，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民主制度从形式来讲，就是以个人的小私欲来制约掌权者的大私欲。正如孟德斯鸠所说：
“在平民政体中，下令执法的那个人，意识到自己不但也受法律约束，而且还要对此承担后果。”
所谓“为善如灯，为恶如崩”，如果一种制度无法束缚恶，那么人的善性就很容易被摧毁。民主制度所做的就是，通过对恶的约束，从而保护善，释放善。
在结尾，张绪山老师提到爱因斯坦的政治理想：
“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主义。让每一个人都作为个人而受到尊重，而不让任何人成为崇拜的偶像。……被领导的人不应当受到强迫，他们必须有可能来选择自己的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