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部具有独特的中国风格的讽刺意义的小说，有“新儒林外史”的称誉，讽刺性再加上超长的篇幅。不管怎么说，《围城》其中蕴含着大量中国独有的文化色彩和历史背景赋予的特有的特征，即使是作为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也是需要细心阅读才能够领悟其中所蕴含的深刻的道理和文化内涵。
初读《围城》，我们可能只是关注围绕着主人公方鸿渐身上及其周围的人所发生的一系列故事，但是再读的过程中我们慢慢会能够感受到作者的“小心机”，其中有许多让人惊喜的小细节，蕴含着浓厚的中国文化。
是的，“面子文化”便是《围城》中所蕴含文化内涵的其中之一，虽然大家的普遍认知是中国人十分好面子，即使在国外中国人也难以避免的留下了这样的印象。辞典里对于“面子”的解释是一个人在社会中有所成就故而得到的其他人的认可，用社会地位和声誉来衡量。
世界上每一个民族、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得到别人的认可，因此很难说有哪个国家是不要面子的，但是像中国这样从古时候起一直延续到现在的“好面子”甚至都已经作为文化形成的，实在是少之又少。
中国人好面子也是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以及中国人情社会的特点是密不可分的，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耻感文化、社会取向的文化都极大的影响到了中国人在人际交往中的行为表现。《围城》描述的是中国抗战初期知识分子的生活百态，在这样的背景下，从当时的人物社会交往中，我们也能窥见中国面子文化的根源以及其带来的深远的影响。
1.孙太太和苏小姐的对话
孙太太抱歉地拉皮带道：“你这淘气的孩子，去跟苏小姐捣乱！快回来。”苏小姐可是一向瞧不起这位寒碜的孙太太，而且最不喜欢小孩，可是听了这些话，心上高兴，倒和气的笑道：“让他来，我最喜欢小孩子。”她脱下太阳眼镜，合上对着出神的书，小心翼翼的握着小孩子的手腕，免得在自己衣服上乱擦。
这里用两位典型的中国女性的对话表现了中国人在人际交往时的人情世故，孙太太首先，对着苏小姐就是一顿夸，而像苏小姐这样的女性，自然是觉得自己是与众不同的，所以孙太太这些话自然能够满足苏小姐的虚荣心，所以苏小姐也是懂人情世故的，明明不喜欢小孩子甚至已经十分生气了，但还是估计到自己的脸面和对别人友好的尊重，“小心翼翼”地握着小孩子的手腕。
我们中国也有句古话，叫做伸手不打笑脸人，故而就算这位苏小姐再怎么生气、再怎么讨厌小孩子，表面上还是装作不在意、亲切的样子出来，这在某种程度上是还是苏小姐自己的虚荣心在作祟。而这位孙太太虽然满口都是称赞对方贬低自己的言语，心里却未必真是这么打算的，那个时代读书人虽然地位高一点，但是也是受到许多偏见的。
2.方鸿渐和相亲对象母亲在麻将桌上的对话
八圈打毕，方鸿渐赢了三百块钱。同局的三位，张太太、“有例为证”和“海军大将”一个子儿不付，一字不提，都站起来准备吃饭。鸿渐唤醒一句道：“我今天运气太好了！从来没有赢过这许多钱。”张太太如梦初醒道：“咱们真糊涂了！还没跟方先生清帐呢。陈先生、丁先生，让我一个人来付他，咱们回头再算得了。”便打开钱袋把钞票一五一十点交给鸿渐。
这里方鸿渐是在与张太太的女儿相亲之后，聚在一桌打麻将的情景。张太太毕竟是长辈，再加上方鸿渐又和她的女儿有可能结婚，对于这位未来可能的女婿，打麻将就算输了钱是想着给他他也不会要的，所以根本就没有先提给钱的事。
但是方鸿渐由于在国外留过洋，所以尽管想要估计长辈晚辈的礼仪秩序，因为没有固有的思想，再加上他也对于张太太的女儿不是很满意，故而还是估计了大家的面子委婉的说出了要钱的话，反正在座的各位都能听懂，但是方鸿渐心里虽然痛快了，张太太心里还是不免感觉是被人驳了面子，心里默默的骂方鸿渐小气不懂事。
1.中国作为东方礼仪之邦的历史文化积淀
中华文化五千年的历史源远流长，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逐渐出现了中华民族在礼仪方面循规蹈矩的严格体制的雏形。应该是受到早期“百家争鸣”思想文化的影响，其中又属儒家思想带来影响最为大、深远，在西周时期中国社会就已经形成了完备的礼仪制度，君臣、夫妻、父子，社会中每一个人都有自己要遵循的秩序，每个人都严格恪守礼制、尊崇礼法。
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从几千年就深入人的日常行为之中，即使是发展到当代社会，我们中有许多人还是依然会遵守这些规矩和礼仪。
而这些礼仪规矩发展的结果就是家族的荣誉和个人的名声几乎就成为了一个人能否在社会中立足的根本，所以即使在抗战时期，许多中国人还是遵守旧时社会的礼法，首先是将个人的名声放在立足社会的首位，故而这一时期文学作品中中国人依旧是“好面子”就也不足为奇了。
2.中国文化与社会的隐性压力
我们都深知中国是人情社会，是人情世故、人际关系的天下，一个人是否具有这方面的得体的礼仪行为便是他是否有情商、能在社会中生活的根本。
中国人十分重视“根”，而已经发展了几千年的礼仪文化自然不会再人心中消亡，而是随着社会逐渐发展，到现在为止，仍然是作为评判一个人不可或缺的标准，在这样的社会压力下，几乎没有人能够逃脱维护自己“面子”的巨大牢笼，尽管我们在逐渐接受新进的思想文化，这只能徒增矛盾，而解决不了爱面子的问题。
再有就是来自外界的期望有时候会成为我们变得“好面子”的催化剂，不管你身处什么样的社会地位，你总归是在别人对你的期望中生活着的，再不济还有自己对自己的期望。但是这些期望却抑制了人类的本质，像《围城》中对于知识分子的描述，抗战时期，知识分子是能够过安稳生活、拥有更高的生存能力的“上等人”。
所以他们不免“尾巴会翘起来”，变得越来越傲气，反而将知识当做满足外界期望的手段，来维护自己可怜的面子。这些知识分子中方鸿渐是最为典型的，不仅从他的假文凭、对事业的追求，包括从他婚姻中也能窥出一二，为了自己所谓的面子，他能够放弃他真正喜欢的唐晓芙，转而投向符合世俗要求和外界期望的苏文绔，后期又深陷自己内心的挣扎选择了孙柔嘉。
许多人曾经说《围城》中的主人公方鸿渐的原型就是钱钟书先生本人，他的求学经历、爱情、事业和整个人生，而事实上方鸿渐可以是我们每一个人。他的行为表现，包括对现实和理想的挣扎、人前人后的人情世故的处理等等，都是每一个中国人好“面子”的本质体现。其实就是对于理想中的自己和生活在现实世界中自己的斗争。
中国人“好面子”与其他民族的人不同之处在于，这个词已经渐渐发展成为具有贬义和讽刺意味的词语，因为中国社会的缘故吧，中国人通常会陷入“表面上追求面子和接受新思想后人格要求自己要脸”的矛盾，就是他本身能够融入这个人情社会，而且能够圆滑的处理复杂的社会人际关系，然而他自身又有某种自尊在作祟，希望自己不会成为这样世俗的牺牲品。
《围城》中在方鸿渐“假文凭”这一故事情节的刻画中体现了这一矛盾，他为了自己的“面子”不会主动坦诚自己拿的是假文凭，但是又由于留洋接受了新鲜的思想，又无法让自己陷入虚伪说谎的人格中。
“城外的人想进来，城内的人想出去”，这句话在中国社会中尤其能够引起人们的共感，而在我看来，这句话其实也能够揭示出《围城》一书作者真正想要传达给世人的道理，一些我们深陷而不能够自拔的情景，读完后我们便是醍醐灌顶，恍然大悟。
而中国独有的发展出来的“面子文化”虽然是由几千年的礼仪发展影响而来的，却由于后世经济飞速发展和各种其他的因素影响失去了本质，也逐渐变得世俗化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