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起广武，人们便会想到刘项争霸时划分“楚河汉界”的广武；也会想到“白登之围”前夕，刘邦羁押谋士娄敬的那个广武。本文所讲的广武，则是位于勾注山（也称雁门山）东、西陉北出口的两座隘城——新、旧广武及其方圆十多千米的区域——包括广武明长城、白草口、“六郎城”、阴馆城、广武汉墓群等古军事建筑遗迹和古战场遗迹。
当我们漫步在朔（朔城区）、山（山阴县）交接处的桑干河畔，或者行走在同太高速公路广武段的时候，总会被那蜿蜒曲折、壮美沧桑的明长城；结构严谨、方正雄伟的古城堡；高低林立、英姿飒爽的敌楼、马面、边墩、烽火台；星罗棋布、苍凉壮阔的汉墓群所吸引。那雄姿，那气势，那魅力，使我们震撼，让我们感叹！而这些气势磅礴的古军事建筑遗迹和古战场遗迹，正位于新、旧广武之间及其附近。
新、旧广武是两个不太大的峪口山村。别看村子不大，但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却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其周围方圆十多千米的区域内，曾经演绎过许许多多重大的历史事件。从这些历史事件的记忆中，我们仿佛能看到这里曾经发生过的无数次战马嘶鸣、刀光剑影的血腥场面；寻找到多民族交往、融合的清晰历程；聆听到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的坚定步伐；领悟到中华民族百折不挠、顽强拼搏的民族精神。可以这样说，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像广武这样悠久、厚重、丰满、壮美的村庄是不多的。它吸引人们去欣赏、去关注、去追寻、去探索。现在让我们一同走进广武。
一、历史追踪
山阴县“广武”这一称谓，最早出现在金代。清光绪《代州志》记载：广武“……在州境者有三：一为州西古城，汉故县也；一为广武旧站，金故县也；一为广武营，今名新广武，即明所建守卫所也。”这一记载中所称之“广武旧站”显指今旧广武城。这说明“广武”之称谓，当是金在这里设广武县时命名。但在金以前，辽已在这里设置了城堡，城堡叫什么？史无记载。明王朝建立后，为了加强对蒙元残余势力的防御，于勾注山东陉北出口修筑一隘城，名为广武站，也称广武营、广武城。广武站、广武营、广武城之“广武”的称谓，显然是沿用了金设广武县之命名。这样，在明洪武七年（1374）后，这两座古城堡都被称为“广武”。人们为了区别这两座隘城，便在“广武”之前加上了“新”“旧”二字，将勾注山东陉北峪口的明建隘城称作“新广武”，将该山西陉北峪口的辽建隘城称作“旧广武”。
那么，明朝、金朝为何将此隘城定名为“广武”？史无可考。有资料称“其名源于秦末汉初赵国武将李左车（李牧之孙）的封号广武君。其封地在广武一带”。但《山西通志》云：“左车事赵王歇，封广武君，即今代之故广武城也。”而此广武城在雁门关南的代县，早在赵武灵王时已设置，显与山阴之新、旧广武无涉。故此说难以成立。还有人称，因历史上这里战争频发，故有广聚武将之意，所以叫广武。此说更为牵强，因为这一带哪里不是战场？哪里不是武将们大显神威的地方？为什么不将别的地方称作广武，而独将此地称作广武？这种说法，显然理由不足。其他还有李牧说、李广说等，但其理由似乎都难令人信服。笔者认为，这些观点忽略了一个大的前提即命名时间。若广武在辽金以前即已命名，那可能还有几分道理；若是辽金命名，就毫无道理了。因为强悍傲慢的辽金人，是不会用他族的名人给自己的城池冠名，以对其表示纪念的。
不过分析“广”和“武”字的字义，或许可以窥见其命名原由之一二。
查阅字典、辞典，对“广”“武”二字的注释是这样的：靠近山崖而作成房子谓之“广”，以武力制止暴力谓之“武”。“广”与“武”合起来使用，自然含有“靠近山崖处建筑城池，以武力制止暴力”之意。这样，将此二隘城命名为“广武”，其寓意是十分深刻的、明显的。由此推断，旧广武城恐在辽建成旧广武城堡之时就以“广武”命名了。
那么，在辽金之前，这一带有无村落或城堡？最近我们通过查阅资料和实地考察，回答了这个问题。资料与考察显示：一是在旧广武城西北约1千米，“六郎城”的正北处，有一处当地人称作“旧村”的遗址。据说该“旧村”是在旧广武城设置前就有的村庄。在旧广武城建成后，村人陆续搬迁到城中居住，村庄才被遗弃。二是在旧广武城西南约500米处的小山包上，北齐天保六年（555）在那里就建筑了城堡，设置了神武县县城。这一发现，就把这一带有史记载之纪年，前推了起码900余年。
至于说北齐在此建神武县之前，这一带有无城堡村落？虽暂无史料可稽，但其作为雁门西陉的北峪口，且不说这里的军事战略地位异常重要，就是从番汉民间交往打尖歇脚的角度考虑，这里也应该有人类活动的处所——该峪口距雁门关南出口太和岭口约20千米，其间关山阻隔，道路崎岖，正好是歇脚打尖的里程——只是因史无记载，后人不便妄下结论罢了。
对于新、旧广武，民间一直流传着一种说法：“新广武不新，旧广武不旧。”这种说法告诉我们，新广武的设置要比旧广武早。或者说，在北齐建神武县城、辽建旧广武城堡之前，新广武城址或其附近，即已有了村落或其他什么建筑了。但是长久以来，这一说法一直得不到史籍和实物的印证。新近，我们通过走访村民和反复勘察，发现在新广武城址附近有很多古人活动的痕迹。
新广武村村民张占瑞，在广武城东城墙背后的马头梁上，捡到许多石器和陶器残片。其中有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石斧和辽金时代的石夯，汉、北魏、辽金时代的陶器残片。这些石器和陶器残片因为都是可移动物体，有一部分可能从他处携带过来，但绝不可能所有遗物都是从其他地方移动过来。这就说明，新广武存在的历史年代是十分久远的，甚至在史前即有人类在这里活动。
特别是一座古砖窑的发现，使“新广武不新”的传言得到更确切的证实。
在新广武城南关山坡下，农民造地挖坡时意外挖出一座古砖窑遗址，宽9米，高6米。只是因为挖掘太深（太靠里），古砖窑只剩下最后面的一截，以致所出土的窑砖数量极少，而且大部分破碎；仅有个别得以完整保存，大小为33厘米×16厘米×5.5厘米。其正面刻有等大的两个小方框，每个小方框中各有一个完全一样的佛像。很明显，这种砖是作为某种建筑装饰用的。将其与广武明长城一线所使用过的三种明代砖相比，都小得多，可以断定其不是明砖，与其在广武汉墓群所出土的两种汉砖相比，又大且稍厚一点，也不是汉砖。那么，这是什么朝代的砖窑，什么时代的砖？
在这个古砖窑遗址的周边，有若干不同时期的文化层。南面的文化层中，出土了一些黑陶碎片、动物骨头、木炭。专家说，黑陶在北朝时期还有生产，往后便趋绝迹。这就是说，该古砖窑很有可能是北朝或北朝以前的遗迹。在古砖窑的北侧还发现了人工垒砌石头墙的痕迹，说明曾有人在这里居住。
这些发现说明了一个问题，在南、北朝时期甚或此前，新广武就有居民在这里生活与劳作，并已成了他们的一个重要的活动场所。那块出土的刻有佛像的砖还说明，佛像已然成为这一带建筑物的重要装饰品。进而由此是否可以推断，该砖窑遗址当与大同云冈石窟的开凿存在于同一个时期。因为大同云冈石窟的开凿，正是北魏王朝崇信佛教鼎盛时期的产物。在这一氛围中，这一带的建筑物少不了用刻有佛像的砖来装饰。倘若如此，新广武出现的时间，当又比神武县城的建造早了起码150余年——不过，该砖窑究竟当属哪个朝代，需作进一步确认。
远在春秋、战国、秦、汉时代，新、旧广武一带就是人类活动的重要场所。西汉高祖刘邦远征韩王信，距离旧广武城以北仅2.5千米的塞外最早城镇之一的阴馆城，距离新、旧广武以北不到1.5千米的全国最大的广武汉墓群，就是最有力的证据。此外，春秋时期赵襄子灭代，战国早期赵武灵王拓边，战国末期赵将李牧护边，这些重大事件都发生在新、旧广武的附近。这些史籍的记载，加上上面所举在马头梁和南关所发现的遗址、遗物，就把新、旧广武一带的历史更向前推进了许多年。
二、区位优势
新、旧广武为什么会有如此悠久的历史？原因就在于它是千古雄关雁门关的北隘口。
勾注山是横亘于北方游牧民族进出中原的天然屏障。它是恒山山脉的向西延伸部分，是中太古变质岩系构成的地垒状山体，所以在其一座座险峻陡峭的山岭之间，由于山体的断裂，形成了一处处南北相通的峪口。这些峪口，古人称之为“陉”。在这一天然屏障上，这样的“陉”有18处之多。但真正适于大队人马，特别是车辆通过的孔道，只有勾注山上的东、西二陉。该东、西二陉有着显著的三大特点：沟深、谷宽、山峻。
沟深。东、西二陉南北均长20千米，今、古雁门关均处于东、西二陉之中点，距离南、北隘口均约10千米。如此态势的山沟，是其他隘口所没有的。沟深，对于防守者来讲，在得到敌人进攻情报后，可有充裕的时间去作防御准备。
谷宽。东、西二陉山谷宽度大都在50—100米左右，有的宽度如白草口第一道防线处竟达230米。这么宽的山谷，当然有利于大部队，特别是车辆通过。
山峻。东、西二陉山谷两边山势陡峻，其坡度大都在45度上下。少数山坡的坡度在80度左右。如此险陡的山势，对进攻者而言，无需防备敌方埋伏；对防守者而言，则无需考虑敌骑漫山径过，从而处处设防。
这样的地理特点，使东、西二陉自然而然地成为勾注山最重要的通道。进而，使其山脊上的雁门关成为天下第一关，使其北出口的新、旧广武成为最重要的军事防御隘口。
当然，勾注山东、西二陉尽管有上述显著特点，但二者地形仍有一定的差别。其主要不同之处是，“太和岭路干干而多峻坂；今关稍夷而多激湍，入冬则坚冰塞径，车马蹭蹬，不易度也”。因此，在今雁门关未设置之前，勾注山的东、西二陉是以西陉为主道、以东陉为辅道的。直到元末明初的时候，勾注山东、西二陉的地质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为更方便通行，明王朝在东陉设置了今雁门关。于是东陉就变成了主道，西陉则变成了辅道。
新、旧广武特殊的区位优势，前人早有论述。《边防考》云：“广武当南北之冲，去马邑仅15千米；水峪堡与山阴县结界，相去不过20千米。内边东起繁峙县北楼堡界东津谷，西讫宁武界神树梁，凡百余里，皆嘉靖中敌尝内犯之径。”“广武当朔州、马邑大川之冲，通忻、代、崞、峙诸郡县之路。”又云：“雁门形胜甲于天下，然广武当四达之冲。虏从大同左、右卫而入，势当首犯。东犯广武，则北路、平刑皆为虏冲；西越白草沟，则夹柳树、雕窝梁莫非要害。雁门警备，于是为急矣。”《明世宗实录》也谓“广武站实虏入要冲，又为诸隘适中之地。”《三关志》则云：“广武失，雁门不守。”
对于古人的这些论述，有人也许难以理解，但是只要剖析一下它们不同的地理特点，就不难悟出其中的道理了。
今、古雁门关均位于东、西陉险陡的分水岭上。它们都“地势高寒，双峰斗绝”“绝顶设关”“蜚雁出于期间”，故有“天下九塞，雁门为首”之称。所谓“三边冲要无双地，九塞尊崇第一关”，正是对这种地形的高度概括。但险峻的山势，使其地形狭窄，无法大量屯兵，更无法展开大部队厮杀。而新、旧广武则河宽山缓，前怀广阔，正好是大兵力厮杀的战场。因此，千百年来所谓发生在今、古雁门关的无数次战争，除了极个别者外，其战场均摆在今、古雁门关北峪口的新、旧广武或其前面的广阔地带。这就是古人所谓“广武当四达之冲”“广武失，雁门不守”的缘由。
以上说明，雁门为关，广武为塞，今、古雁门关是新、旧广武的依托，新、旧广武是今、古雁门关的北大门和前哨堡垒。它们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组成了历史上“双关双城”的战略防御态势，共同守卫着中原大地。
读到这里，人们必然会问：新、旧广武的历史地位既然如此重要，为什么史无记载抑或记载很少呢？笔者认为原因有二：一是因为新、旧广武与今、古雁门关始终是同为一个防御体系，是今、古雁门关的前卫与附属设施，因此，被今、古雁门关的盛名所屏蔽。二是由于古代文字载体的稀缺和昂贵，古人记事惜墨如金，过分简略，往往只记其主要者，而忽略其次要者。雁门关名气太盛，所以在雁门关防区所发生的事件或战事，便只记在雁门关头上，而将其附属的新、旧广武省略不记了。古人如此，现代有时也是这样。比如平型关大捷。平型关（属繁峙）大捷的战场，实际摆在平型关关隘以北约5千米处的山沟中（属灵丘）。但是大战没有记在这个山沟和其附近村庄的头上，却是记在了离战场尚有近5千米的平型关的账上。其原因很简单：平型关远比这个山沟和附近村庄出名。
三、军事设施
正因新、旧广武有如此特殊的区位优势，所以历代统治者都把新、旧广武作为防守今、古雁门关的前沿阵地，将新、旧广武与今、古雁门关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对待，不断地在这里修筑防御工程。
早在西汉后元三年（前141）就在旧广武城以北2.5千米处设置了阴馆城。阴馆城在其存在的近七个世纪中，不仅是阴馆县的县治和东汉时期雁门郡的郡治，而且是战争时期攻、守雁门关各方的屯军和后勤补给基地。
战国、秦、汉时期，是否在这里筑过长城，学界争论不休。但一是当时边界在阴山一带，离此尚远；二是在雁门山上尚未找到那时筑过长城的遗迹，故笔者持否定态度。但到北齐和隋，便分别在新、旧广武附近之勾注山上修筑了长城。
北齐于天保七年(556)“……自西河总秦戍筑长城，东至于海，前后所筑，东西凡三千余里，率六十里一戌。其要害置州镇，凡二十五所”。清光绪《代州志》载：“古长城在州北，北齐与隋尝兴筑以备突厥。”这里的“州北”，即指新广武至白草口一线。
在北齐长城旧址上，北周大象元年（579）“发山东诸州民，修长城。立亭障，西自雁门，东至碣石”。这段由北齐所筑，北周修缮的广武段长城，东起后堡村（新广武南1千米处）东山坡，西至白草口西山上，长约5千米。其中一部分墙体被明长城所复压，大部分墙体还有遗存，且比较连贯。其大致残高0.5—1.5米，底宽2—3米，顶宽1—1.7米，整个墙体全部用片石垒砌。
据《隋书》《资治通鉴》记载，隋朝建造、修缮长城计有7次。这7次中唯开皇元年（581）4月在汾州征发稽胡筑长城是在山西省境内。《隋书·高祖记上》开皇元年（581）4月条：“是月，发稽胡修筑长城，二旬而罢。”因这次修筑长城仅用了20天时间，所以王杰瑜等专家分析这次所修筑的隋长城，仅是对北齐天保七年（556）所筑“自西河总秦戍筑长城，东至于海”的广武段长城加以修整了一下而已。这段隋修整过的长城与北齐长城在摩天岭以东和白草口西山坡段，实际是同一条长城。
依据清光绪《代州志》载:“古长城在州北，北齐与隋尝兴筑以备突厥。”又引北宋沈括言：“辽人疆地，以古长城分界，去黄嵬山30里。”据此，清人认为古长城“至宋时犹存。明之三关内边，因其旧址加筑之耳”。不过，“因其旧址加筑”的广武明长城，仅只指摩天岭以四猴岭山“锯齿边”一段。其余部分的北齐、隋长城至今遗迹尚存——实为同一条长城。因此，这一记载与实际状况相去甚远，应予正误。
元代，在这段隋长城上，于致和元年（1328）“穿凿垒石为固，调丁壮守之”。
明代，对广武长城更加重视。自嘉靖二十年（1541）至万历三十三年（1605），前后65年，不断地予以修筑完善，使之成为了铜墙铁壁。
历朝历代除在这里大修大筑长城外，还不断地在东、西陉北峪口修筑城堡，以完善防御工程。北齐在勾注山西陉北峪口的西山包上修筑了神武县城（即“六郎城”）；辽在神武县城东北向约500米处的峪口台地上修筑了旧广武土城；明代在今雁门关（东陉）北出口处设置了广武城，在白草口修筑了常胜堡及其他附属军事设施，对旧广武土城则不仅加厚、加高、包砖，而且增筑了不少其他防御设施。这样，使新广武、旧广武、白草口与今、古雁门关一起，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由“两关三城（堡）”组成的雁门关防御体系。
到了现代，这里仍然是御敌的重要防线。1927年晋、奉战争期间，阎锡山兵退守新广武一线。他们在皂银洼至“九窑十八洞”敌楼（“空芯楼”）之间的长城墙体内侧，挖了大小不等的62个兵洞（长城游览专道停车场背后到北关37处；“双耳楼”到皂银洼25处）。大部分兵洞宽1米、高1米、深2米左右；其中有射孔通向城墙墙体外侧的5个。它们造型各异，大小不同。距广武城西南200米处的一个马面下，有一兵洞最为奇特：深8米、高1.5米、宽1.5米，弯弯曲曲向里延伸；其最里边为正方形向北有一射孔面对长城外侧。射孔成喇叭形，最宽处0.5米，最高处0.3米。洞内可以放置大炮和机枪。另有一个兵洞，在广武东复筑墙上。为双射孔，射孔口径0.6米×0.15米。洞内为长方形，高1.5米、宽1米、入深3米。该兵洞的进口为1.2米×0.8米。有了这些兵洞，晋军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在战术上取得了主动。结果，奉军大败，在抛下大量尸体（据说在灰窑沟即有二三百具尸体）后，撤出了战场。
1937年9月，晋军傅作义部退守广武明长城一线。他们为了有效地抗击日寇的侵略，在广武明长城一线修筑了若干处军事设施。其中，遗存比较明显的，皂营洼以东三处，“双耳楼”下一处，摩天岭一处。正是因这一线布防了雄厚的兵力，修筑了严密的防御工事，才迫使日寇不得不避开广武一线转攻应县的茹越口。这些抗日军事建筑遗迹至今尚存，成为了中国人民英勇抗日的见证。
四、重要战场
勾注山东西陉和今古雁门关、新旧广武的这一特殊的地理形势，使其成为自古以来的重要兵道和广阔战场。千百年来发生在这里的战事比任何其他险关要隘都多得多。
据历代正史记载，在我国古代，发生在今、古雁门关的战争和事件，仅重大者即达140多次，小的则不计其数。春秋之时，这里是周与猃狁作战的古战场；战国之时，这里是赵与群戎和匈奴作战的古战场；秦、汉之时，这里是秦、两汉与匈奴作战的古战场；魏晋时期，这里是魏晋与鲜卑、鲜卑与慕容燕作战的古战场；隋、唐时期，这里是隋、唐与突厥、回纥、沙陀作战的古战场；五代时期，这里是五朝与契丹作战的古战场；宋代是宋辽与辽金作战的古战场；明代是明与鞑靼作战的古战场。其中，赵孝成王末年（前244）赵将李牧反击匈奴的雁门之战；汉高祖七年（前200）刘邦与匈奴、韩王信联军的勾注之战；西汉元光六年（前129）汉将李广与匈奴的雁门之战；北魏登国十一年（396）拓跋珪伐慕容宝的勾注之战；北周保定三年（563）北周、北齐的陉岭攻防战；隋大业十一年（615）突厥围攻隋炀帝的雁门之战；北宋太平兴国五年（980）宋将潘美、杨业破契丹的雁门之战；北宋雍熙三年（986）宋辽的“金沙滩大战”；明洪武五年（1372）扩廓帖木儿与明将徐达的雁门攻防战等，都是规模很大的著名战争。战国末期，李牧镇守雁门郡。他故意对匈奴示弱，避敌作战。而将主要精力放在善待士兵，操练士兵之上。偶遇匈奴小股人马前来挑战，他亦假装失败，致匈奴以为李牧软弱好欺。于是匈奴单于率一国之主要兵力人侵赵境。李牧精选1300辆战车，13000匹战马，敢于冲锋陷阵的勇士5万，善射的士卒10万，张开两翼对敌包抄。此战，斩杀匈奴10万人马；并乘胜收拾了匈奴属国：灭檐褴、破东胡、收降林胡。迫使匈奴逃向遥远的北方，十多年不敢近赵边，彻底地解除了赵国北方的忧患。唐调露元年（679），唐将裴行俭率30万大军在雁门与突厥军对阵。“马邑之战”一战，将突厥的抢粮军几乎斩杀净尽。从此再没有哪股突厥军敢于走近唐军的运粮车。即是现代，这里也是著名的战场。1926年直、奉、晋三军阀与国民军作战，晋军在大同失利，张学良命阎锡山退守雁门关。阎锡山在新、旧广武一线与国民军相持。待国民军撤退时，阎锡山派商震追击国民军直至绥远，大大地扩大了阎锡山的地盘，晋军也随之改名为晋绥军。1927年晋、奉开战，阎锡山退守新广武长城一线。张作霖攻打新广武不下，晋军转守为攻，由新广武出击，迫使奉军退出山西。显然，两千余年间，在新、旧广武演出过多少威武悲壮的活剧，是难以胜记的，文中所举战例，犹如九牛一毛而已。
同时我们也看到，发生在这里的每一战役，其参战的一方，无论是从代州越过雁门关，将战场摆在朔州、马邑大川，还是从朔州、马邑大川跨越雁门关，将战场摆在关南的滹沱河畔；他们都必然要在新、旧广武的脚下恶战一番。否则，他们是无法南进或者北出的。这就是为什么古人称其为“四达之冲”的原因。
五、南北通衢
新、旧广武是中原大地与漠北草原交往通衢上的重要站点。和平时期，这里是胡、汉商贸的重要榷场。
旧广武城北2.5千米处的阴馆城，在长达近7个世纪的岁月中，扮演了多种角色。在和平时期，它既是汉族与少数民族使节往来的接待驿站和少数民族朝贡路上的边关站点；又是汉族与各少数民族进行货物商贸的重要榷场。各少数民族将牛、马、羊及各种畜产品运至这里，换取内地的粮食、布匹等。鲜卑兴起后，中原的先进生产技术和“精金良铁”，通过阴馆城不断输出塞外。《资治通鉴》载：唐朝“每岁赍缣帛数十万匹就市戎马，以助军旅，且为监牧之种。”武则天时，互市达到相当规模。在阴馆城废毁后，新、旧广武承担了阴馆城的全部职能。明代北方边境上冲突非常频繁，但也没有完全取消互市。特别是“隆庆和议”后，在外长城一线设立马市，同瓦剌、鞑靼进行贸易。新广武作为关南塞北的通衢大道，起到了沟通中原与漠北的重要作用。满清统一中国后，更加强了各国、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新广武经晋商进一步开拓，成为中国连接欧洲的重要商路站点。著名的“走口外”，其重要交通线就是途经新广武的雁门关古道。这条古道成为我国古代“丝绸之路”衰落后，第一条陆上的国际贸易商路。中原商贾从全国各地采购货物，经新广武（雁门商道）运出，一路从张家口转运至大圐圙（今蒙古乌兰巴托），再转运到恰克图；一路经杀虎口先运到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再转运到恰克图。现雁门关地利门外所立的清代“分道碑”，以及广武城内广武河两岸所分的上下道，充分说明新广武（雁门关商道）过往商客的繁忙景象。
由于新、旧广武处在雁门古道南北通衢的必由之路上，所以这两个山村接待过历史上许许多多著名的人物。汉高祖七年（前200），刘邦率领32万大军征讨韩王信和匈奴联军，往返都经过了旧广武这块土地。西汉竟宁元年（前33）王昭君和番，在旧广武留下了足迹。唐初，唐将李靖率10万大军，北出雁门西陉，路经旧广武征剿突厥，全歼突厥20万众，东突厥宣告灭亡。明洪武五年（1372），明大将徐达、蓝玉率兵20万从雁门西陉北出旧广武，将元朝残余逐回漠北。据不完全统计，历史上途经新、旧广武的帝王有22位，和番公主5位，著名将领70—80位。
新、旧广武还是一次次中国北方历史上民族融合的见证人。据《雁门关志》记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北方少数民族猃狁、娄烦、匈奴中的一部分人，不惜长途跋涉，翻山越岭，途经新、旧广武这块土地，越过勾注塞进入内地。他们与汉人通婚，同居处、同生产、同发展，最后融为了汉族。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匈奴、鲜卑等少数民族，经新、旧广武这块土地，克服高山险阻与内地交往，既带来了草原气息，也充分享受了中原的先进文化。特别是鲜卑族所建立的北魏，先扎都大同，先后数次往京畿之地迁移鲜卑人数百万，并将被征服地区的汉人同时迁来。这些鲜卑人与汉人长期生活在同一个大同盆地，互相学习，互相通婚，渐渐地，迁来的鲜卑人完全融为了汉人。在宋、辽金、元时期，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先后同样在新、旧广武或经过新、旧广武进入中原地区，由战争到“和同为一家”，与汉民族携手共创了辉煌的中华文明。
以上所述无不在说明，新、旧广武这两个小山村，在中国历史上的战略地位是何等重要，历代统治者是何等重视；也无不在说明，新、旧广武是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见证人。它的历史厚重悠久，光芒四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