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海军的后台不是左宗棠、不是李鸿章、而是慈禧太后

太后对洋务的认识

慈禧太后身后堪称“狼藉”的名声使她几乎就成了发泄因中国近代屈辱愤怒的一个理想靶子，一切从1860年到1900年中国遭受的欺辱如果找不到别的“罪魁祸首”的话，一般都会毫无悬念的归咎到慈禧太后的头上。比如“她为了过生日修园子挪用了海军经费最终导致北洋海军全军覆没”之类云云。对这种有些“反正已经不干净不在乎多倒几盆脏水”的行为本人并不认同。作为一个历史爱好者，本人反对以传统道德标准上的“好”和“坏”去衡量一个历史人物，更反对封建历史上很多文人将王朝的覆灭归咎到“女人祸国”之类的寻找替罪羊式的托词。至少在对中国近代海军的问题上，本人认为将北洋海军的覆灭责任归在慈禧太后头上，认为西太后是幕后元凶的说法是不客观的。那么，慈禧太后对中国近代海军的发展到底起的是什么样的作用呢？本人认为首先应该从太后本人对洋务运动的认识谈起。

作为早年经历过“木兰秋闱”的慈禧太后而言，对洋枪洋炮的威力是有比较直观的认识的。所以在当年轻的慈禧太后以两宫太后垂帘听政的方式登上权力舞台的时候，对于让她颠沛流离跑到热河，并在那里失去了丈夫咸丰皇帝，受尽顾命“八大臣”的威势逼迫之辱的洋人，慈禧的感受是复杂和矛盾的，一方面是痛恨，而另一方面则是向往。其实也可以理解，京城被洋人占了，最喜欢的园林被破坏了，丈夫被憋屈死了，说不痛恨是不可能的；但是作为统治阶级的一员，她的头脑远比那些只懂得高喊春秋大义的书呆子要清醒，至少她不反对洋务派所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甚至可以这么说：作为大清国的圣母皇太后，她的危机感和紧迫感要远远高过王爷、督抚和百姓。对没有国家意识的百姓而言，只要能吃饱不饿死，谁来坐江山不是他们要考虑的问题；对吃俸禄的官员甚至王公们而言，只要能看清形势、见风使舵，不管是哪一家坐天下，都会有他们的荣华富贵，再不济靠着之前搜刮的财富，做个“寓公”吃老本也不错；但是帝王家则不然，失去江山和统治地位对他们而言意味着一无所有，甚至是性命的终结。因此，天下人皆有退路，唯独帝王家没有退路。所以自从两宫回銮一直到慈禧太后去世，这种对“洋”既痛恨又向往的矛盾的感受始终贯穿着她的后半生。

虽然她并没有意识到大清帝国的落后受欺是由于封建体制的落后，是制度上的落差，作为一个一辈子没出过国的中国传统妇女，她对国家落后根源的认识也仅仅限于“器不如人”，总结出失败的教训是手里没有威力巨大的洋枪洋炮，有朝一日大清的“巴图鲁”们熟练掌握了洋枪洋炮的使用方法，就能将欺负大清的洋人们踩在脚下，至于国家制度，大清是完美无缺的，“中学”永远为“体”，“西学”只能为“用”。这在今天看来似乎是抱残守缺的代名词，但是在当时的国内环境下，和洋人打过交道的洋务派也只能想到这一层，一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妇道人家能有这样的认识，用“难能可贵”这个词来形容亦不为过。

有了这样的认识，对于洋务，只要是能强兵富国的，只要地方上有奏请，只要在太后的权限内可以影响到的，只要不触及被视为祖宗国本的制度，慈禧太后的态度基本上都是两个字：“支持”。

太后是中国近代海军的有力支持者

咸丰皇帝早丧、同治和光绪两任皇帝都是年幼登基，主少国疑，虽先后有人称“鬼子六”恭亲王奕和一辈子明哲保身的醇亲王奕譞先后执掌军机处，成为议政王大臣，但是权柄终究是不能被旁支所夺的，因此在同治和光绪皇帝年幼不能主政的时期，作为在封建制度下掣肘相权的皇权，一直是由两宫太后执掌，而当东太后钮祜禄氏去世后，这一权柄就完全落入了慈禧的手中。如果说皇帝亲政前的大清国国政一半在奕的脑子里的话，那另一半就在慈禧太后的脑子里。

由于先前两次鸦片战争的威胁都是来自于海上，习惯于围剿北方游牧民族叛乱的大清国家机器在一夜之间忽然惊恐的发现：原本被视作“安全的大后方”的沿海地区现在成了真正的前线，在这条前线上面临的对手，远比大清列祖列宗遭遇过的任何敌人都要可怕十倍。那就是军舰和大炮，在这些之前从未见过的军事机器面前，现有的用于和猖獗在沿海的海盗作战的旧式水师战船和自明代起就沿用的铸铁炮根本就是形同儿戏。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京城都让洋人占据了，对于背着屈辱的黑锅留在北京和洋人周旋的“鬼子六”而言，切肤之痛自是不必多说；对于带着儿子跟着丈夫出逃的“懿贵妃”而言，刺激也是终生难忘。因此，在“加强海防、大治水师”这一点上，叔嫂二人的确是一条心的，但是如何具体实施，则是一个十分棘手和头痛的问题。

1851年-1864年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不仅祸及江淮各省的富庶膏腴之地，也彻底葬送了中央政府对各省督抚的直接掌控能力。由于“长毛”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汉族地主招募的“私人武装”平定的，使得平定发匪的汉族勋臣们以一种比以前任何时期都要强大的面貌登上了政治舞台，中枢在借助这股力量初步稳定了国内的局势后就发现了这股力量的强大，强大到了自己无法掌控的地步，虽然唯恐功高震主的曾国藩在平乱后十分识相的裁撤了大部分的“湘军”，但是因为八旗绿营等正规军已然朽烂不可用，由民兵发展起来的“勇营”还是在事实上取代了八旗绿营承担起了“国防军”的重任。

在这种局面下，以往中央命令式的对地方呼来喝去的局面终结了，取而代之的是在各地方实力派督抚之间寻找平衡、借力打力的局面。事情也从自上而下的“交办”演化为地方出提案、中央和地方通过一番交流最后形成“上谕”的“民主方式”来办。虽然程序上繁琐了些，但是却奇迹般的在同治-光绪年形成了中央-地方的权力平衡。一平衡，这事情自然就好办了。

当然了，近代海军是个什么样子，慈禧太后是没见过，因此对于督抚们关于是“买船”还是“造船”的争论，她自然也不会轻易的偏向任何一方，最后她选择的是一条看似没立场但却能使双方都买账的决策：买造并重。不过“买”这条路因为稍后发生的“李泰国-阿思本舰队”事件而暂时被堵死；国造派占了上风，那么有限的资源在这一时期比较集中的被用在了“造”上，有关造舰的折子基本上是一路绿灯，经费也有江海关和闽海关两大“富关”的关税作为保障，结果就是江南制造局和福州船政渐成气候。喷吐着蒸汽浓烟的国造军舰越来越多的出现在沿海各省的巡防航线上，这些船也许在今天看来并不算先进，但毕竟为建立中国近代意义上的海军舰队打下了基础。

1874年-1875年的夷州事件使得习惯以天朝上邦自居的清政府大受刺激，由于这次的对手不是西洋人，而是向来被视作“下等人”而瞧不起的日本，斯时正值同治皇帝大行，从妹妹兼妯娌、醇王福晋叶赫那拉-婉贞处抱进宫登基的光绪皇帝年幼不能理政，再度以圣母皇太后身份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会同恭亲王商议，认为日本撮尔小邦如今居然也敢欺负到大清头上，是可忍孰不可忍！商议的结果就是以中央的名义发布上谕：要求沿海沿江各省督抚对于海防发表意见，提出具体解决方案的大讨论，也就是著名的“第一次海防大筹议”。

但祸不单行的是，1875年的档口也正值左宗棠磨刀霍霍准备在西北用兵的时候，而此时清政府的财政状况无论如何也支撑不了东南和西北两个方向的巨额开支，最终海防大筹议演变成了直隶总督李鸿章和甘陕总督左宗棠为了争夺经费的口水大战。最终在收复失地这一“政治正确”下，廷议支持了左宗棠的主张，将主要资源投入了针对英国在中亚的代理人阿古柏的收复新疆战争，但是出于对京畿门户防守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考虑，李鸿章和沈葆桢联手提出的海防主张尤其是添购铁甲舰的动议也在恭亲王的支持下得到了慈禧太后的首肯，得到了每年为北洋和南洋各拨付银两百万两的原则性许诺。而沈葆桢出于京畿优先的考虑，十分高风亮节的让出了南洋的那二百万两份额优先用于建设北洋海防，使原本磕磕绊绊的北洋水师组建进程有了较为靠谱的资金保障。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在沈葆桢缔造船政、李鸿章建立北洋水师乃至北洋海军屈指可数的坚定支持者中，对海患有着直观认识的慈禧太后是有资格占有一席之地的。

太后和反对建设海军一派的斗争

作为女人，而且是一个握有权柄但是认知有限的女人，对于海军显然是外行，要慈禧太后亲自参与海军建设的谋划明显是勉为其难。但是作为近代海军建设的重要支持者，慈禧太后对海军建设的支持主要体现在对洋务大员行事的支持上。众所周知，洋务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差事，无数双眼睛在盯着这一看似油水很足却凶险无比的事业，因此洋务派大臣在办洋务的过程中一直被无数的弹劾、诅咒甚至是辱骂所包围。按道理作为官场的老油条对于“愤青”式的弹章大多都能做到免疫性的无视。但是这种弹劾多了，也是影响情绪的，有道是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才不错。但是反对洋务的势力纯粹是为了反对而反对，由于近代海军牵涉到钢铁、航运、煤炭、铁路等一系列洋务产业，无一不是当时最来钱、油水最足的肥差，根据一般逻辑，只要沾了这些肥差的人或多或少一定有问题，而自己的名声就依靠扳倒这些人来成就。

为了让这些需要干实事的肱股重臣能安心做事，只要在她的权限范围内，慈禧太后还是会动用她的权力和资源替洋务派挡一些来自反对者的口水。

福建船政初创时期，接替左宗棠担任闽浙总督的吴棠厌恶洋务，并且对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平白添出一个不归自己管辖的机构表示不满，抵达福州任事后就运用自己的权力对新生的船政大肆打压，大有将新生的船政扼杀在摇篮之中的架势。此举无疑惹怒了船政大臣沈葆桢和已经调任甘陕总督的左宗棠，参劾吴棠的折子放在了慈禧的面前。

最终的结果是闽浙总督吴棠在福州屁股没坐满一年就离开了，他被调到了四川，对洋务持开明态度的马新贻（刺马案受害者）接替了他的位置，船政由此躲过了一劫。

下一个撞到枪口上的是翰林编修梁鼎芬，在中法冲突期间，因不忿于李鸿章对被认为是“弱国”法国的“软弱”，脑子一热上书弹劾李鸿章“六可杀”大罪（其中一条是李鸿章面对母亲去世居然不在原籍守制，其实李鸿章是被朝廷夺了情，梁鼎芬这么说等于是在打朝廷的耳光），李鸿章作为中国近代海军的灵魂人物，这个时候无论如何是要力挺的，所以慈禧太后显示了震怒，以“妄劾”的罪名严令吏部严处。吏部本着“大事化小”的原则在李鸿藻的授意下上报了“降一级”的薄惩，怎料这次太后不依不饶，认为处理得太轻，最后在太后的亲自过问下，梁鼎芬被一捋到底，被连降五级，留下了娇妻龚氏托好友文廷式照顾以及一方“年二十七罢官”的小印后，只身愤然离京（最后，“朋友妻、不客气”的文廷式很“体贴”的将龚氏照顾到了床上，送给老朋友梁鼎芬一顶绿油油的绿帽子）。

在北洋水师拥有了“定远”和“镇远”两艘铁甲舰，“超勇”、“扬威”两艘巡洋舰和一批守口炮艇，初具规模后，李鸿章更是成了众矢之的，光绪十一年，兵部左侍郎黄体芳以“是水师，并非中国沿海之水师，乃直隶天津之水师；非海军衙门之水师，乃李鸿章之水师……再阅数年，兵权益威，恐用以御敌则不足，挟以自重则有余”的理由弹劾李鸿章拥兵自重，要朝廷加以掣肘，慈禧太后又一次显示了震怒，在驳回了黄体芳的弹章后将其降为了通政使。

除此之外还有种种多如牛毛的弹劾，但是大多数都被慈禧太后毫不客气的顶回去了。对于太后而言，督抚是需要掣肘，但是更多的时候需要给他们撑起一把保护伞，不然就会影响到国家机器的运转。在鼓噪的书生和办事的督抚的选择上，慈禧太后的脑子还是十分清醒的。

对于洋务派而言，如若没有太后的保护，挡掉了大部分的弹章，不管是左宗棠、沈葆桢创办的福建船政，还是缔造北洋水师的李鸿章，面对的阻力必然还要成倍增加。那么原本就步履蹒跚的中国近代海军建设脚步无疑还要被更加拖累。

太后支持国造舰的支持

洋务派在和顽固派就近代海军问题上争执的同时，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矛盾最为尖锐的是如何建立一支近代海军的问题，一部分人主张外购，另一部分人则主张国造。因此，军舰到底是外购还是国造也成了贯穿洋务运动始终的一个尖锐的话题。1885年爆发的北洋和船政的经费争夺事件就是这种冲突中一个典型的案例。

中法战争后，受到福建船政水师全军覆没、船政被炮轰、夷州海峡被封锁这些惨痛教训的刺激，清政府发起了第二次海防大筹议。1885年6月21日，在以光绪皇帝的名义下发给沿海督抚们的上谕里指出“和局虽定，海防不可稍弛”，根据中法战争中的实际教训，得出“……上年法人寻衅，叠次开仗，陆路各军屡获大胜，尚能张我军威，如果水师得力，互相应援，何至处处牵制”的结论，虽显略失偏颇，倒也基本属实。据此，清政府下定决心“当此事定之时，自以大治水师为主！” 要求各相关的枢臣及地方督抚围绕如何建设、巩固海防，提出切实意见。

正是这次关于海防问题的大讨论，将中国购买新式军舰的风潮再度推向高处。第二次海防大筹议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大治水师”，特别是经中法一战后凸显出来的东南沿海及夷州海峡的防务问题。就着这一命题，以李鸿章执牛耳的“购船”派和以福建船政大臣裴荫森为代表的“造船”派都提出了各自的方案。

李鸿章的方案是以刚从德国订造归国的穹甲巡洋舰“济远”舰为原型，再向英德两国续订六艘同式样的穹甲巡洋舰，部署于闽台。而裴荫森则提出以法国“黄泉”级近海防御铁甲舰为母型设计一型铁甲舰，由船政建造三艘用于闽台海防的设想。“购船”派和“造船”派新一轮的交锋由此展开。

面对福建船政提出的铁甲舰方案，李鸿章表现出了极度的不满，倒不是因为船政的方案有什么毛病，而是船政在这时候提出建造方案，势必会造成有限的经费资源的分流。更重要的是，李鸿章在提出六艘穹甲巡洋舰方案的初始就没想将这六条船真正用于闽台的防御，而是借着这个由头争取到编制的许可，等到军舰建成的时候将其设法归入正在创建中的北洋水师中。这个时候半路突然杀出个程咬金，别说是昂贵的铁甲舰，就算是福建方面建造一条小木船的资金申请，李鸿章也会反对。为了让“不识相”的裴荫森知难而退，李鸿章仗着其掌握技术优势，上奏将福建方面的铁甲舰方案批了个体无完肤：“船式、轻重、尺寸均不合海面交锋之用”，“欲以此敌西国之铁甲舰，恐万万不能”，“裴臬司于此道素未考究，误信闽厂学生之蛊惑”，要求清政府“审慎图维，勿任虚掷帑金”。其评论不可谓不切中要害，船政方面提出的近海防御铁甲舰仅仅只是守口之用，也的确没有考虑到在大洋之上和敌舰正面交锋，比较能驰骋大洋的穹甲巡洋舰，在使用方面确实有所局限。资历、实力和官场经验都无法望李鸿章项背的裴荫森得知李鸿章的上奏内容后自觉心灰意冷，准备将自己提出的方案封存入柜，束之高阁，但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慈禧太后向船政伸出了援手。

在裴荫森送上的请造铁甲舰的奏折上，慈禧太后亲笔写下了很长一段批语：“筹办海防二十余年迄无成效，即福建所造各船亦不合用，所谓自强何在？此次请造钢甲兵船三号，着其（户部）拨款兴办，惟工繁费巨，该大臣（裴荫森）等务当实力督促，毋得草率偷减，乃至有名无实。”

有了太后的强力撑腰，福建船政如愿以偿的得到了户部的拨款，开始了其建造铁甲舰的工程。虽然福建船政铁甲舰的建造数量从计划中的三艘缩水为一艘，并且建成后要调拨给北洋海军使用（李鸿章提出的购买六艘穹甲巡洋舰的资金申请也被太后拍板通过，但是订购的数量被缩水成了四艘，分别化作为穹甲巡洋舰“致远”、“靖远”和装甲巡洋舰“经远”、“来远”）。但毕竟是有力的支持了国造军舰的建造，在原本就因为马江之战遭受极大破坏、陷入困顿之中的福建船政提供了保留产能和有经验技工的宝贵机会。也许太后是出于制衡北洋的角度刻意的扶植一个能和北洋分庭抗礼的势力，可是从结果来看，中国造船史上一条里程碑式的军舰在慈禧太后的直接强力支持下得以逃过胎死腹中的厄运。

同样在时任两广总督张之洞向船政协款为广东水师建造四大四小八艘军舰的具体操作遇到户部的刁难时慈禧太后也及时伸出了援手：

当这批订单正处在紧锣密鼓的进行过程中时，翁同龢把持的户部突然横插一杠，以两广造舰协款来自各界捐款，不能援引两江用官款协造军舰的旧例为由，拒绝为这八艘“广”字军舰协款以外的款项报销。要求“造船价银，该大臣（指船政大臣）既与粤省自行议定，将来由该大臣与粤省自行清算，不得于官款内先行垫付”。

得到消息的船政大臣裴荫森和两广总督张之洞都慌了。户部不认账，那除了协款以外剩下的钱从哪里去弄？船政经费本身就紧张，两广手中也没有“余粮”，难道这笔买卖要半途而废不成么？裴荫森当即上奏抗辩：“粤省协造兵轮八艘，原与外洋购买合同订价者不同，虽曰捐款而成，船均为公家海防之用，与通商口岸鸠资造船、装货贸易者更自有别，既于闽厂可资周转，复于粤洋有裨巡防，事属一家，计为两得”。

话都说到这地步了，翁同龢依旧冥顽不化、不为所动。究其原因，无非是因为手执“南清流”牛耳的翁同龢与“北清流”魁首李鸿藻素有矛盾，南北两派清流多年来分歧巨大、不可调和，张之洞正是出自李鸿藻的门下。其背后的玄机被此时闲居于福州，曾经的“清流四谏”之一的陈宝琛一眼看穿，称翁同龢此举看似是在刁难船政，其实是在与张之洞为难，进而恶心李鸿藻。

正当张之洞和裴荫森这对同年进士的年兄年弟和翁同龢相持不下的时候，慈禧太后的强势介入使得僵局顿时被打破：太后支持了船政的报销申请，在裴荫森的奏折上批下了“依议，钦此”四字的懿旨朱批，强行压服了翁同龢，解决了这批国造军舰建造款项的报销问题。

正确看待太后在海军建设的作用

对于洋人的仇恨，终慈禧太后一生都不曾有片刻的忘却，在勉慰首任赴英公使郭嵩焘的诏对上，慈禧太后说出了她对西洋的态度：“我们此仇何能一日忘记，但是要慢慢自强起来。你方才的话说得明白，断非杀一人、烧一屋就算报了仇的。”可以看出，虽然对于洋人有刻骨的仇恨，但是对于“天朝”和“洋夷”实力的巨大差距，太后是有比较清醒的认识的。随咸丰皇帝的“西狩”以及圆明园的大火也使得慈禧太后相较那些满口春秋大义道德文章的书生而言更实际、更务实。所以，对于加强海防建设，慈禧太后始终是持肯定的态度，动机很明白，要是大清国没有了，臣民和官员督抚们都有后路可退，而身为爱新觉罗家的媳妇，她代表着是皇家，覆巢之下只有皇家无有完卵，她无路可退。

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在中国近代海军的建设阶段，慈禧太后发挥了她独特的作用，这点是必须要承认的。

作为后人，我们是不是该这么看待慈禧太后对中国近代海军发展的作用：她是一个对新事物有着敏锐眼光和较为开明态度的女人，但是她也是一个目光短浅并且只局限于权力争夺的女人。她对海军建设的态度是积极的，但只是有限的积极，支持洋务也好、支持国造也罢，动机终归还是出于维护她自己的地位和荣华，所以，慈禧太后是一个对中国近代海军乃至洋务运动发展起到过一定作用的人，仅此而已。